內容提要：內蒙古詩歌除了與新詩發展特質的同一性，還有其特異性。主要體現在草原文化影響下產生的不同思考與表達。草原文化是一種生態型文化，內蒙古詩歌是草原文化重要的載體，因此內蒙古詩歌也應是一種生態型詩歌。它的生態價值主要體現在美學和心理學兩個層面，美學層面主要表現在傳達至善至美的歌謠形式和類“老莊式”的價值圖景，心理學層面體現在色彩的傳遞與草原“異托邦”的記憶建構性。內蒙古詩歌的生態價值值得被重新挖掘，并且傳承、發揚。

關鍵詞：內蒙古詩歌 生態型文化 草原記憶 色彩心理

內蒙古當代詩歌是中國當代新詩在廣袤的內蒙古草原、森林、山川、河流、城市與人群中投下的倒影。兩者不僅在各個發展階段都有其現象學意義的相似性，也有內在精神的同一性。內蒙古當代詩歌也同樣經歷著注重民族國家的認同和“大我”書寫的“十七年”，涌現出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等優秀的民族詩人。同樣經歷著1980 年代新詩的狂歡，涌現出趙健雄、阿古拉泰、雁北、蒙根高勒、白濤、張天男等一批擁有鮮明地域特色和主體特征的詩人，同時《詩選刊》和《草原》“北中國詩卷”創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詩壇風騷。進入1990 年代以后，內蒙古詩歌呈現出多元化的言說風貌，在一定程度上呼應著主流詩壇的個體主義表達，這一風格特點也在隨后的網絡時代被夸大。然而，內蒙古地處北部邊疆，幅員遼闊，不同盟市之間文化差異較大，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駁雜，又造成了內蒙古當代詩歌的豐富性。從語體判斷，內蒙古當代詩歌的主流是漢語詩歌和蒙古語詩歌，從文化背景判斷，內蒙古當代詩歌呈現以草原文化為特色，農耕文化與其并軌共生的狀態。從寫作族群判斷，內蒙古當代詩歌又可以分為蒙古語詩歌、北方三少民族詩歌、內蒙古東部、西部漢族詩歌等。內蒙古詩歌一方面展現出的是“邊疆”去中心化的書寫形式，另一方面也能覺察出鮮明的時代痕跡。內蒙古詩人很難也很少站在當今詩壇的聚光燈下，但卻絲毫不能掩蓋其獨特的文化和藝術價值。詩從來不能因為一時一人一地的評價而增光或是黯淡，它應該屬于一種極為隱秘而高貴的精神指向。時過境遷之后，那些流行的、現代的語言和技法都將被淹沒，而只有真正“獨特”的詩才可以和人一起留存下來。內蒙古當代詩歌正是有了“同與不同的書寫”，它的存在更顯彌足珍貴。內蒙古詩歌又時常被俗稱為“草原詩歌”，兩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內蒙古當代詩歌的觸角不僅只摸索草原，還有沙漠、鄉村、城市等等，但這一習慣命名中也昭示著內蒙古當代詩歌的“異質”。的確，在人類越來越注重生態環境建設的今天，“草原”本身就構成極具魅惑的空間。

內蒙古當代詩歌不缺乏對農村和土地的深耕式書寫，但更多的書寫還是淋漓盡致體現了各族人民對草原等生態環境的精神寄托。內蒙古當代詩歌是哲學的詩，生命的詩，同時也是一種健康、向上的藝術形態。它可以表達游牧民族的心靈謳歌，也可以是非游牧民族精神寄托之所；可以是草原上的民族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可以是非草原民族的庇佑所。它的文化精神是泛靈的。它追求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以和諧、共生、互助式的方式。內蒙古當代詩歌除了書寫城市中幽深的思想，更多則是以動物、植物、景物為母題而創作詩歌，具有其獨特的生態價值。草原上豐富的生命體，綠色、原生態的環境給詩人提供了無比廣闊的素材庫，詩人生花妙筆之下，詩歌就成為傳遞生態美、人性美的蘆管。內蒙古當代詩歌的生態價值主要存在于兩個方向：首先是美學層面的積極呈現，表現在歌謠式的詠唱和老莊式生命觀的價值建構。其次，詩歌內在的生態因子會在讀者中形成一種召喚結構，通過色彩詞匯作用于讀者心理，激發對自然生態的皈依之情，并逐漸形成儲存生態記憶的“異托邦”。

一 美學層面的生態價值呈現

在內蒙古詩歌中，詩和歌的合二為一，顯得熨帖而合適，不論在哪一發展階段，抒情歌謠式的詩在內蒙古大地上如駿馬般奔騰而來。它們傳遞的信息，一是如浮士德“不停地欣賞美”，一是如莊子“不與之爭”。

其一，內蒙古當代詩歌形式上多采取歌謠式的表現形態，傳遞對于生活至善至美的歌詠。中國詩教傳統源遠流長，歌謠便是傳統詩教的遺留物。“節奏秩序并不是晚期產物，而是由人類最原始的精神能力之一所產生出來的。它也許是人類創造能力最早的表達。人性在什么地方得到發展，這種節奏能力便在什么地方與社會團體、與鬼怪信念、與語言一道展現出來。”1它屬于國人童年的記憶，又是內蒙古詩歌常見的形式。歌謠內容通俗、節奏明快、情感真摯，傳播方式多樣。音樂性和抒情性是歌謠的兩大本質特征。新詩發展歷史中，為了保持語言本身的獨立性和價值取向，為了迎合新詩的自由精神，“去音樂性”“去抒情”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綱領。然而有趣的是，直到如今，內蒙古相當一部分詩還依然具有極強的音樂感和樸素的抒情——這是一種笨拙且真誠的堅持。歌謠里，對于草原上景觀的重復謳歌、詠唱，弘揚草原詩歌的生態意義。重復、強化加深了讀者的記憶，轉而變成一種喚醒，作用于他們的世界觀，有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簡單即有效，至少龐德也這樣認為：“繼續音樂訓練與有效地掌握詩歌語言的音樂性是緊密相連的。”2內蒙古當代詩歌少有生僻的字眼，也很少讓人“讀不懂”，流露出的是詩人對于自然的熱愛和對故土的謳歌，對于美麗人生的禮贊和對生命易逝的慨嘆，充滿了純粹而又辯證的思維旋流。“草原，從牧人的雙目/伸展開去/ 還是那樣不修邊幅/小河深情地為它/梳理蓬發/從春到夏/從秋到冬/癡心不改，但/總是那么不如意/ 曲曲彎彎/ 彎彎曲曲”（烏云其木格《小河之戀》）。雪漪《風景線》組詩彈奏的是靈魂的交響樂，孕育的是敖包的情話。在長詩《心訪明珠—勾勒錫林郭勒大草原》中，更用壯闊的筆法勾勒出心中眼里草原的全貌：“天空湛藍成一面偉大的鏡子/ 倒映著游牧人一系列文明的象征/ 終生以草據守的信念為劍/ 滾滾紅塵開辟鹽堿地的旅程。”不僅雄渾浩蕩，更是氣象萬千。歌謠，重章疊句便于記憶；歌謠中直抒胸臆的表達方式又利于讀者理解。“抒情”的態度使得讀者在潛移默化的習得中發掘美，從而踐行美，維護美。如：“……天一方/地一方/海一方/茫茫雨中/遠不見青山/近不見村莊/可，美麗的哈素海/晴時是詩/ 雨時是歌/這雨/急是快板/緩是淺唱”（巴特爾《雨中哈素海》）。對待哈素海這一美麗的景觀，人類顯得渺小且平凡，只有盡情歡歌，才不辜負它繁華中寧靜的美麗。

判斷一首好作品的標準有很多，在不同時代也都會受到當時語境的制約和干擾，讀者的期待視野也會在同一話題中擴大或縮小。但無論文學未來將如何發展，無論它將變幻多少種色彩，對真善美的挖掘和再現這一使命則不會改變。在歌謠式的表達中，傳達至善至美之音，是內蒙古詩人詩作得以站立的必要條件。內蒙古少有巨型工業城市，內蒙古詩歌也少有直面城市并進行現代性反思的作品。或者說，直面人與人構成的森林，遠沒有直面人與萬物同在的自然更為親切。用打碎的語言碎片澆筑成的城堡，遠沒有一條歌謠的河流那樣誘人。謙卑，這幾乎成為內蒙古詩人面對自然的一貫態度。與萬物對話，無論高空蒼鷹，還是碧野蟈蟈兒，都是對等的生命體，人在其中，自然而然獲得了空前的解放：“……蟈蟈兒在我的陽臺上/唱著舒心的歌兒/彈著心愛的小琴/心兒喲在靈臺上/默念著家鄉/不停地翻騰// 沒有睡意/也沒有詩情/這一夜呀，這一夜……”（齊·莫爾根作、郭永明譯《蟈蟈之聲》）詩人俏皮的口吻與浪漫的姿態相得益彰，一只蟈蟈兒也充滿了靈性。值得一提的是，沙漠，在不熟知它的人看來，無非是不毛之地和生命的禁區，但作為草原的背面，沙漠在詩人眼中，也有不同的樣子：“……每逢羊背子煮熟的時辰/牧歌就會膨脹起來/去祭奠駝工悲壯的啟程//對于騰格里 我幾乎忘記了它是沙漠。”（董培勤《騰格里》）

其二，內蒙古當代詩歌透露著一種老莊式的價值觀，有避世傾向。人與萬物共生，無尊卑長幼。所有生物在一種無為的氛圍下生存，并不計較哪一物種的短長，也不存在誰消滅誰或者必須要進行戰爭、殺戮以決定領土、主權的歸屬，應順應本心，放心享受自然的贈與，就好像詩中的風景。物我兩忘，生死一線間，在草原的懷抱中達到永恒的和諧，這就是草原激發詩人從而升華出的一類絕境：“……一朵藍花搖曳在風中/倔強而孤獨地挺立/這一切成為生命永恒的背景/天堂/云漂泊依舊/一棵高原上的沙棘/帶著根流浪。”（遠心《在蒙古高原上》）以小博大，是因為小相對于大而言只有形狀之迥異，并無高下之分。在蒼涼的蒙古高原上，沙棘渺小，人亦渺小，所有的悲歡離合也顯得渺小，但即便如此，倔強的姿態也是在宣告“莫與之爭，則莫能與之爭”。阿古拉泰的詩《像一顆草一樣行走》《淺草上的蹄花》都在試圖講述屬于一棵草的帝國：“有一顆青草 緊緊地/攥住了大地的脈搏。”鄭安江的《草原上》給出了更具體的詮釋：“……真正認識草原的人/自己本身/就是一棵青草。”對生命的體驗，內蒙古詩人充滿著細節的真實：“……你說說，草原到底有多大/我總在測算/盡可能界定在你后山的前坡/和黃河的北岸/ 界定在我故鄉的坡前、山后/和家住在河槽北邊/ 那個小羊倌放羊的牧場。”（高朵芬《太陽的光芒有多遠》）

在寶力格主編的《草原文化概論》一書中，編者指出北方游牧民族原始宗教主要體現在自然崇拜、神靈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與中原漢族文化更強調人力的偉大，強調改造自然的主觀能動性不同，草原民族更注重“因勢利導”。同時，草原民族思考生存與死亡等話題，受到薩滿教的影響很大。薩滿教是一種歷史十分悠久的宗教，但它基本流傳于北部邊疆地區，邊疆地區的自然環境存在兩極化表征：要么是廣闊無垠的草原，要么是寸草不生的沙漠。草原里充滿了生命的靈光，沙漠中看似死氣沉沉。一生一死之間，蘊藏著巨大的藝術張力。薩滿教盡管充斥著迷信、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泛神”的世界觀深刻影響了草原各民族觀看世界的態度。蒙古族崇拜的長生天，東北地區的靈魂不死、轉世之說，對于神明的祭拜和皈依，使得他們能夠敬畏自然，即便在商業大潮面前也不會輕易喪失本心。也可以說，薩滿教從宗教已經轉化為一種生命的態度。敬畏自然，尊重敵人，珍惜生命，同時也不畏懼死亡，成為草原詩人們不必言傳的世界觀。雁北的詩《年輕的樹》：“……面對這樣一株折斷的樹木/ 需要的是一種尊敬的感情/ 忘掉它的傷痛/ 記憶它的年輕。”對于弱小者的同情甚至欣賞，使得詩人詩作往往流露出一種清新之氣，而這幾乎成了內蒙古詩人的一種本能：“只有那些來自遺傳的、普遍一致的和反復發生的無意識過程才能稱為本能過程。”3王萬里的《夜宿草原》就傳遞出了生命的禪意：“心，是一座潔白的氈房/一雙眼睛，將通過一顆露珠/打開整個世界。”內蒙古詩人在思考世界時，時常傳遞出帶有靈性的自然哲學觀：“沙地里一只鳥/ 多像守寡的新娘/ 一生只穿一件花衣裳//也許太過傷心/天不亮就烏素烏素地叫著/然后憂郁著衰老//不久 牧羊人發現/那鳥沉默得像一枚卵石。”

二 心理學層面的生態價值

在心理層面上，內蒙古當代詩歌豐富的色彩展現亦給人帶來釋放、舒展之感，是真正屬于自由生命的詩歌。特別是草原書寫，在城市化背景下，正在成為詩人們拼命挽回的失陷陣地，成為生態記憶的異托邦。

首先，內蒙古詩人在詩歌中善用色彩詞匯，并努力營造一種視覺和心理上的舒適感。北方草原遼遠、空曠，同時以綠色、藍色、白色為主色調。與1980 年代女性詩人如翟永明、唐亞平等人善用黑色或與艾青、北島、顧城等人善用紅色、紫色不同的是，無論是草的綠色、河流的白色還是天空的藍色，以及繁花之色，都是讓人解壓、放松的顏色。帶給人的是一種遼遠而非拘謹的空間。草原提供的宏大背景會讓人以更為寬容的態度對待生活。白色是最純粹的顏色，較之其他顏色更具有擴張性，從色彩心理學來講，白色給人擴張、膨脹、飄忽的感覺。“這種因心理因素導致的物體表面面積大于實際面積的現象稱‘色彩的膨脹性’，反之稱‘色彩的收縮性’。”4白色，無論是雪的顏色，還是羊的白色，在內蒙古的雪原上，其實并不涇渭分明，甚至帶給人空前的視覺沖擊：“當落在枯草上的雪/落在/仿佛安了馬達，羊的卷舌上/羊從里到外，就全白了//雪還把山巒/ 漸漸染成更大一群羊//那個牧羊人似乎一動沒動/ 靜等一場白茫茫的大雪/ 穿在身上……”（戈三同《大雪》）同時，潔白的哈達也給人潔凈、澄澈之感：“而白色作為潔凈的表示，……總之，在人們的色彩心理中，白色是亮色最高，最引人注目的顏色。”5綠色是寧靜與和諧的顏色，同時也是典型的環保色：“綠色在心理學上的意義是堅定性、意志力、微微沉睡的權力，同時也有寧靜與和諧。”6萍子的《過往》中，芳草的綠帶有歲月的痕跡，在生命的年輪中努力傳釋一種優美和重量：“如果遺憾只是遺憾/如果心傷只是心傷/如果歲月，果真不會為誰停留/我會掘開一些時間/把過去埋葬//然后，就地站成一塊墓碑，讓/芳草青青, 從腳跟綠上我的發絲/綠成一棵冬枯夏長的白楊/年輪里，刻滿過往。”藍色是工業文明較為珍視的顏色，草原的藍天則更成為國人的聚焦：“藍色傾向于內心的平靜，并且在平靜的心態下理解生存的意義和對生命整體的追求。”7這幾種顏色在詩歌中參與意義場的建構，同時形成獨特的張力場。蒙古族詩人嘉·巴圖納森《摔跤手贊》中：“在藍色綢緞般的天幕下，/在草綠花紅的夏牧場上。”給我們展示的更是一種澄澈的境界，而藍色亦不過是草原的天空最常見的顏色。草原詩歌中的色彩比之其他類型的詩歌更為明麗、繽紛，其原因在于草原本身的豐富性，草原的豐富性給予詩人靈感的同時，也給讀者無限的魅力和期待。“當我們在肯定文學是主體的積極心理活動的結果的時候，實際上也就同時肯定了文學的心理活動（創作活動和欣賞活動）中包含著色彩心理的活動。”8

其次，隨著時間的推移，詩人建構的生態書寫逐漸成為一種“異托邦”記憶圖式。草原詩歌對內蒙古詩人而言，并非給他們營造了一個烏托邦。相對于烏托邦的虛構性與理想主義的精神所指，草原更準確地說是福柯所言的“異托邦”。既是真實的場所，同時又是一種被文化確實實現了的烏托邦。真實的草原與記憶的草原結合成曖昧的詩意空間，是草原民族的想象共同體，表現文化審美同一的象限。也與農業文明中的鄉村一起，成為詩歌中致力表現的“異托邦”。

草原上的民族隨著城鎮化的進程而背離了草原，草原成為了他們的源記憶。成為了他們懷戀的鄉愁的產生，鄉愁則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典型范式。草原文化中的草原與黃河文化中的鄉村在都市化進程中都處在逐漸被遮蔽的狀態，但正因為如此，草原和鄉村在文學記憶中獲得了越來越重的分量。懷念草原，草原逐漸變成集體記憶的文藝符號：“對文化記憶的關注，涉及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本質。在這里，回憶過去，不僅意味著懷舊和鄉愁，更揭示著歷史與現實的微妙關系。”9如賀一新的詩作：“徜徉在這方草原 心中的憂慮不再灰暗/捧起一束芬芳的鮮花/看到了綠色斑斕的萬物/使當年干涸的草原生機盎然/使牧人的生活走進春的色彩/徜徉在這方草原/昔日的渴望不再虛渺/逐水草奔波游牧/已屬于昨日的童話/漂泊不定的氈包/不再是延續生命的象征/誰說/這里注定是荒蕪/躍動著生機的草原/正譜寫明天新的篇章。”這是有關草原的禮贊，是正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對于草原的禮贊。實際上，草原詩歌并非只是草原上民族的專利。可以成為所有國人共同的謳歌對象。草原以外的人期盼著草原、想象著草原。草原由一種記憶的重要載體上升為想象的共同體，從而在讀者中間形成一種建構性的記憶。昌耀的詩歌中建構了一個野性文化的草原：“草原新月，萌生在牧人的/ 拴馬樁。在鞍具。在鞍具上的銅劍鞘。/……聽到旋風在浴血的盆地/ 悲聲嘶鳴……”（《草原》）他的詩歌質感來源于對于西部文化，特別是草原文化深刻的體察與揣摩。草原生態是一種理想的居住模式。以草原為基礎的部落、鄉村，是北部邊疆難以割裂的文化模式。可以說，書寫草原的過程就是回家的過程，正如海勒根那《天如此之近》：“守住一顆蒙古的心能守多久/在鷹羽遁去的杭蓋/守住這片天藍和夢境/能守多久。”草原實際上已經成為具有普泛價值的質素：“內蒙古詩人持續多年經營草原意象還意味著，作為原創性的詩歌意象，在山川、大地、太陽以及河流、明月等常見的詩歌意象之外，草原正是此地詩人為中國當代詩歌乃至中國詩歌意象系統提供的新質素。”10

當詩歌建構草原的行為被讀者接納并吸收，草原詩歌就有了變相干預社會的力量。“歷史形勢建構了集體所共享的記憶，在這些形式中，陳述的印記有時候是在真正的策略之中展開的；它通過修辭來保證史學話語的話用性，這一修辭有一種美學的和情感的影響力。”11當懷念帶有一種痛感時，所書寫的文字就具有拷問心靈的熱度：“是她嗎？我記憶中的故鄉/ 是她嗎？我曾插隊的浩特，/淖兒邊怎么落下了鴻雁…… /是大自然的變遷？還是春姑娘嫁到草原，/如今竟是綠蔭成片。……把記憶留給歷史，/夢中家園正在實現……/瞧，鴻雁撥出了層層漣漪。/聽，綠蔭中紅柳正把我呼喚……”白國華的詩歌中，記憶中的故鄉與現實中的故鄉交相輝映，反應了今時今日巨大的變化，念想未來的美好與繁華。李慧蘭的《生命底線》與《醉在草原》兩首詩，前一首以更為奔放的方式謳歌自己心中的那片草原，在她的另外一首詩歌中，則以更為悲愴的方式紀念似乎永遠也無法回去并抵達的草原。于是，有人評價詩人，不僅帶來了牧人的長調，還將我們帶回遙遠的《詩經》時代，提醒我們該如何撿回丟失的記憶。12草原上，憂傷和浪漫的牧歌正徐徐展開：“草原屬馬/馬生來便是草原的四蹄/ 平平仄仄的啼聲/ 自遠古走入馬頭琴弦 只那么輕輕一拉/便醉得地平線搖搖晃晃。”（王燃《屬馬的草原》）

為了尋找內心的草原，詩人們企圖在詩中建構記憶，這種建構的方式帶有鮮明的主觀性，也顯得勉強和脆弱。“群體與空間在象征意義的層面上構成了一個有機共同體，即使此群體脫離了它原有的空間，也會通過對其神圣地點在象征意義上的重建來堅守這個共同體。”13衛平的詩《老牛》中，所充斥的就是這樣一種濃重的哀傷，其實不僅是“老牛”找不到回家的路，歸人面對著物是人非的現在，也同樣無所適從。懷鄉病真正的尷尬在于永遠懷念且無法真正歸鄉。然而，內蒙古詩人的努力在于，當草原記憶成為集體記憶范式中重要的部分，他們的草原書寫甚至生態詩學就負載著重要的使命。“盡管我們確信自己的記憶是精確無誤的，但社會卻不時地要求人們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現他們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還要潤飾它們，削減它們，或者完善它們，乃至我們賦予了它們一種現實都不曾擁有的魅力。”14詩人筆下的草原，不僅是記憶，更是再現、喚醒的理想草原生態，不僅記錄草原的歷史，而且是對草原進行藝術刻畫。

結 語

內蒙古當代詩歌是草原文化的載體，草原景觀之美，物種之多元，生態之獨特，已經深刻影響到當代人的生活。內蒙古詩歌因其生態性而應該備受矚目，草原詩歌也應該成為詩歌研究的重鎮。內蒙古當代詩歌是追求平衡態的詩歌。平衡，既是傳統美學中重要的法則，也是生態文明中一項重要的指征：“結果是，舊和新、建設和破壞、美和丑在經過相對化之后，都變成了近乎無意義的范疇。藝術和反藝術合而為一（后者不僅用在達達主義的論戰意義上，還用于指稱種類驚人的媚俗藝術品）。危機似乎已成為任何有意義藝術活動的重要標準，而靜態平衡正是這種危機最容易為人察覺的方面。”15在內蒙古人的生活中，并非沒有沖突，草原上，也并非只有詩情畫意，也有掙扎在風雪中的嘶鳴和朝向明天的吶喊。但草原文化還是賦予了內蒙古詩人一種與生俱來的浪漫屬性，正如胡笳的粗糲悲壯、馬頭琴的悠揚哀傷、呼麥的空靈闊大、長調的婉轉醇厚。種種的張力之下，詩是內蒙古人的一類重要的文化符號，詩中對于生態美的勾勒和建構，則是內蒙古詩人對于世界有力地介入和有效的“平衡”。“每一個心理活動領域都趨向于一種最簡單、最平衡和最規則的組織狀態。”16荷爾德林著名的詩句“人，詩意地棲居”一直是理想化的生活態度，在工業化的今天，去哪里尋找詩意，不至于讓它成為遠去的童話號角，成為遙遠的憧憬則更讓我們思忖。實際上，所謂的“詩意”棲居，無非就是給自己尋找到原初的釋放狀態。人類無數的歷史和現在雙重辯證之下，只有生態文明才真正和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同軌，只有深入挖掘生態的美感以及與現代生活的契合度，才能真正達到身心的解放。實際上，內蒙古當代詩歌正在努力踐行并營造這樣的氛圍，也是真正致力于“詩意棲居”的詩歌。面對這樣一類擁有生態價值的詩，挖掘詩人的有意或無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顯性和隱性的生態狀貌面前，其生態價值也必須被重新挖掘、估量，并且傳承、發揚。

注釋：

1 [德] 瑪克斯·德索：《美學與藝術理論》，蘭金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版，第245 頁。

2 [美] J·蘭德：《龐德》，潘炳信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 頁。

3 [瑞士] 榮格：《榮格文集》，馮川、蘇克譯，改革出版社1997 年版，第3 頁。

4 5 [日] 淹本孝雄、藤泯英昭：《色彩心理學》，成同社譯，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 年版，第39、22 頁。

6 7 [德] 哈拉爾德·布拉爾姆：《色彩的魔力》，陳兆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91、38 頁。

8 黃浩：《文學色彩學》，延邊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2 頁。

9 燕海鳴：《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中國圖書評論》2009 年第3 期。

10 崔榮：《風雨中生長的草原詩歌——內蒙古詩歌70 年初論》，《內蒙古七十年詩選》，阿古拉泰主編，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第949 頁。

11 [瑞士] 克勞德·伽拉姆：《詩歌形式、語用學和文化記憶——古希臘的歷史著述與虛構文學》，范佳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5 頁。

12葉永剛：《寫在馬背上的詩稿—李慧蘭詩作讀后感》，《又見彩虹》，李慧蘭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5—6 頁。

13 [德] 楊·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第32 頁。

14 [法] 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91 頁。

15 [美] 馬泰·卡琳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譯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160 頁。

16 [德] 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滕守堯、朱疆源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7 頁。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