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羊的門》、平原三部曲到新作《平原客》，李佩甫一直在挖掘“平原”的寶藏，呈現泥土的氣味。他關心植物與土壤的關系，人物與故鄉的關系。抓住了“關系”，就抓住了中國人情和傳統文化的內核。家族敘事在李佩甫筆下擴大了，具體的父子（君臣，官民）的緊張關系被更為廣大的人與鄉親關系取代了。他致力于講述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各式人生的故事，主人公像蝸牛一樣背著故鄉上路，主體間性深深地參與并決定性地影響主體性的建構。李佩甫堪稱“大地之子”，他寫出了中原大地的獨特性，寫出了小說的鄉土性和中國性。

關鍵詞：李佩甫 《平原客》 鄉土性 地域特色 大地之子

如果說紅高粱成就了莫言，那么黃麥子則成全了李佩甫。他就是中原大地上的一株麥穗：普通、素樸、結實。麥子是我們熟悉莫過的事物，它沒有紅高粱的耀眼的視覺效果，但與人類的腳步密切隨行。“春風吹又生”，正是麥子頑強的生命力改變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將人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麥子出現在很多耳熟能詳的重要作品中，如《白鹿原》《塵埃落定》《平原》《羊的門》等，海子筆下有麥子的精靈環繞。麥子是人類的常量，罌粟只是歷史的變量。作為物的麥子完好地見證了人類歷史的變遷。

中原的地域特性促使李佩甫深思并找到了寫作的切入點——“植物與土壤的關系”，抓住“關系”就抓住了中國社會、傳統文化和世道人心的本質，“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是注重關系，而不是注重實體”“它主張在個人與其他對象結成的關系中，個人與他方構成關系時，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自我為出發點，互以對方為重。”①“仁”從構字法來說就是二人的關系，“仁者，愛人”，這是人倫的基礎，也是孔子全部敘述所確立的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事實上，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的意義建立、身份認同和價值確認總是在與他者的對話中完成的。這與流淌文學長河中的人道主義關懷息息相通。

在新長篇《平原客》中，李佩甫試圖捕捉麥子生命的秘密，他在扉頁題記上深情地寫道：“麥子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生命的驚奇依賴心身的體驗。后來主角李德林多次重復這句話，并輔之以“頭發白的時候也沒有”，作家似乎從麥子黃與頭發白中捕捉到人的植物性。就像《紅高粱》中：高粱—酒—血—愛—戰爭—死亡，在密閉的高粱地里完成人與物的生命交換和歷史的循環一樣；小麥—麥黃與人—發白一道完成世界的周而復始。引用這句話并非認為它的洞見多么深刻，而是由此可以抵達李佩甫寫作的根—人物在他筆下幻化為植物，幻化為一株株麥子，作家試圖“于無聲處聽驚雷”，這是生命內部的活力、生長與蛻變。老實說，李佩甫既不是一個以小說技巧取勝的作家，也不是一個以思想深刻見長的作家，但他以人生經驗的寬廣、對歷史延綿的理解、對中原大地深切的摩挲描繪出獨屬于他的時代畫卷，展示出“鄉土中國”由農業文明向消費文化過渡中的常與變。李佩甫深切地同情他的主人公，猶如他愛腳下的土地。他的寫作一定程度上恢復了文學的認識論意義，他用自己的寫作實踐“介入”廣闊的世界和變動不居的現實，他努力在更恢弘的歷史視野中來把握當下社會的權力結構和人心起伏。他的雙眼盯著大地，他的用心大于人物，這使他在刻畫人物時有過分戲劇化不合情理之處，比如農民膽敢對身份懸殊過大的知識女性鬧房，此時，性別優勢應該服從權力優勢。

現實人生中一切皆有可能，偶然、巧合、突發事件皆來自意外；而小說要經受讀者的閱讀、審視，必須考慮概率、可能以及邏輯關聯，必須經受各種人生閱歷的安檢。這一點恰是李佩甫這類依仗豐厚生活經驗的作家所忽視的，也是很多因新聞刺激發生的創作的短板所在。小說要讓新聞生出雙翼飛向它不曾抵達的疆域—事件之外的寸心之間，且要合情合理。

讓我們打開《平原客》來到梅陵這個地方，一個“弓背家族”的傳人劉全有進入我們的視野，他的手上長出了“肉猴”，他的血能夠拯救瀕危的花—人和植物、世界有了血的連接，靈的交融。一株被叫為“化蝶”“中華梅王”的古樁梅花被近鏡頭推出，這種敘述多少帶著神話傳奇色彩。梅花在中國文學中已經無法還原為純粹的花朵，它是一種我們熟稔的象征。在漫長的文學史書寫中，梅花被賦予了高潔優雅的品格，“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再也不能將真實梅花從這些詠梅的詩句中剝離出來，這些附加在梅花上的綿長的吟詠有效地轉化為梅花的消費價值，使其符號價值大大高于審美價值，因此梅花成了神秘的道具，能夠改寫花匠兒子和花客謝之長的命運。梅花成了命運的精靈，暗地里支配著人物的情感波瀾。

隨梅花一道推入聚光燈下的是花匠的兒子劉金鼎，“很多年過去了，副市長劉金鼎仍然記得，那行走在路上的‘咯咯噔噔’的車輪聲。那時他就睡在父親推著的獨輪車右邊的第二個草筐里……”我們已經看到了《百年孤獨》的幽魂飄蕩，回憶性的視角就此展開。但是李佩甫并不太在意西方的敘事方式，他內心時時為“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激動，他執意刻畫的是中國人的精神。

梅花與劉金鼎人生隱蔽地糾葛在一起，花客謝之長成為他生命中的貴人。謝之長以梅花開道，讓劉金鼎得到了保送的機會，并經其授意與校長、老鄉李德林建立了勝似血緣的師生關系。經過層層鋪墊，燈光驟然變強，男一號李德林“千呼萬喚始出來”。

從《羊的門》開始，李佩甫的長篇就沒有孤立的男一號，二號、三號也許遠在京城，也許近在身邊，人情兼利益使這些“熟人”變成牢固的共同體。二號、三號總是在推動故事情節向高潮發展的同時也推動男一號走向他的命運，這就是所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時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不理解家鄉“熟人社會”和宗族關系，就不理解中國。“仁”乃五常之首，三綱五常是對人倫關系的規訓，所謂家國同構，君父同倫即是對人的要求。人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處于關系之中，在家從父，在外從君，人的價值和意義也體現在各種關系之中。天倫之樂在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萬人之上的副省長李德林不能抵擋謝之長的一聲“表舅”，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曾經卑微樸實的二彩也無法擺脫她的鄉親，一聲“小嫂子”就能夠讓她找到新的身份認同，飄飄然不知今夕何夕。

人和鄉親的關系就像麥子和大地。故鄉使得劉金鼎與李德林這對并非嫡系的師生變成了榮辱與共的權力共同體。即將赴任副省長的李德林一張紙條就改變了劉金鼎的命運。見字如面，紙條及其闡釋在李佩甫的諸多作品中都是耐人尋味的，因為具有私密性的“紙條”承載著身份、權力和“關系”，而關系乃中國人情世故的秘密所在。

劉金鼎的“平原客”理念既來自他的現實處境，也來自他對古老“門客”觀的繼承，他在省城推廣“平原客”的理念并對之進行現代闡釋，成功地將官（李德林為代表）與商（謝之長為代表）在梅陵植物園的“梅莊”會所結合為一體，在此，兩種不同的資源以堂皇的友誼方式互相交換。

從更為廣大的意義上來說，有限的肉身面對無限的時間，我們誰又不是客居世間呢？“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在“梅莊”會所觥籌交錯之際，當劉金鼎替李德林實施殺人之策時，誰又能分辨得清劉金鼎與李德林孰為客，孰為主？“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在李德林學者、官員的眾多身份中不要忘記他的留洋經歷，這是富含深意的一筆，他是受過“西方”啟蒙的。這絕不僅僅是停留于他的人生履歷上，而是表現在他的身份認同上——“我，李德林，來自中國”——這恰恰是由西方的教師用英語催化的自我意識，是的，按照薩義德的解釋，“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地方，自古以來就代表著羅曼司、異國情調、美麗的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歷。現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消失，它的時代已經結束”②。這種命名與闡釋中“存在著霸權，這種觀念不斷重申歐洲比東方優越、比東方先進”③。現代轉型期，東方成了需要被西方啟蒙的客體，西方對中國具有莫大的影響力。在東方的自我建構過程中，西方起了重要的參照、引領和對話作用。李德林的自我意識是出國后被英語喚醒的，自我認同，從來都跟他者的喚醒和刺激分不開。在吉登斯看來，就是“個體依據個人的經歷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④。泰勒則認為“認同和自我是在與有意義的他者持續的對話和斗爭中形成的”⑤。“我，李德林，來自中國”中的三個詞是并列的、同等重要的，李德林與中國聯系在一起，恰如詹姆遜的第三世界民族國家寓言理論所闡釋的。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人同樣具有根深蒂固的宰制作用，比如“宗族”“群”“仁”以及道德孝悌倫理均從生命細節、從身體最深處規訓著這位留洋深造過的學者，他吸的是“中華”煙，他摯愛的食物是由小麥做成的燴面，他的身體始終發散著泥土氣息……在建構自我的原則中，“身體的生活制度是主要手段”⑥。西方留學生活不僅沒有修正反而強化了李德林生活上的中國習慣，即對于“胃”的頑固認同和他內部的鄉土意識。作為一個研究小麥的學者官員，李德林嘴里隨時溜出一組具體的數字，他講的是家鄉話而不是英語，他開會作報告總是用學者的商量對話口吻而不是斬釘截鐵的祈使句。在麥地遭遇火災的現場，他自然流露出的是農民對糧食的疼惜感情，沒有偽裝沒有夸張。在男女關系上，他堪稱潔身自好，他從來沒有以多占性資源為榮，也沒有變現權力來謀取私人利益，他反感涉足歡場的自我物化。從校長升至副省長，李德林本性是農民之子、大地之子，他一痛苦就要蹲下來，蹲進土地的懷抱。他蹲得比麥子還要低，只有和麥子在一起，他才能看到本真的自我，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和故鄉人們的心愿使他也無力抗拒官場。雖然小說后半部分他遭遇了女人是禍水的傳統悲劇，敘述者對他的人道主義偏愛使我們依然掩卷為他嘆息。

李德林失察于人心，他有學者的天真而缺乏官員的世故。在愛情和婚姻上，他一直是被動的。他娶過兩任太太，第一位是知識分子，教授的女兒，第二位是農民的女兒，實質上都不愛他。前妻羅秋旖，與其說她愛的李德林，不如說她愛的是幻想中的“小麥之父”，她愛的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識分子有光的眼神兒。羅秋旖深受《哥德巴赫猜想》的影響，身上的每個細胞都盈溢著理想主義，崇拜知識，并激動于自我犧牲與拯救人民于饑餓之中的想象，然而生活還有現實之維，現實中的李德林是與他的出生地梅陵融為一體的，這種人與故鄉的一體性可以堪稱是李佩甫認識“鄉土中國”的出發點。李德林的父親是一位老實巴交、沉默寡言、整夜咳嗽、隨地吐痰的農民；他的鄉親們是有待啟蒙的“群體”，用最原始的方式鬧洞房、宣泄感情……巨大而無形的鴻溝阻隔著他們。知識分子的妻子渴望出國去實現現代夢，李德林卻無法改變他的胃，也無法同他的鄉村切斷“臍帶”。破裂婚姻的教訓，對小麥基因理論的研究，使他想要娶一位跟他擁有相同家庭背景的鄉親，這種非黑即白的選擇也泄露了李德林前現代思維的簡單化。經過學生劉金鼎的物色，保姆二彩成了李德林的第二任太太。這個二彩結婚時改了名叫亞男，她嫌彩土氣，而且彩諧音踩感覺不吉利；亞男即是二彩對自己新的身份想象。二彩從鄉村照顧老爺子的保姆一躍而成為副省長夫人，巨大的身份變化使她無所適從，很快就丟掉了質樸純潔，變得市儈、庸俗、頤指氣使，被權力快感裹挾著，她越過丈夫直接對手下發號施令，斂財生事。當丈夫提出離婚之后，她立即獅子大張口要一百萬，等先生答應之后，她發現金錢并不能帶來尊嚴，離婚后自己將重新跌入被歧視的深淵，于是將鄉村潑婦的那一套使來對付副省長，她學會了跟蹤、逼供、暴力和威脅。二彩愛的是副省長這個位置，她迷醉的是權力，是副省長夫人的身份。當李德林在同樣遭遇過人生創傷的王小美身上找到真正的知音感時，他已經無法從痛苦不堪的婚姻關系中脫身。在學生劉金鼎的游說下，他授意了這次謀殺……這就是《平原客》中男一號跌宕起伏的命運。

《平原客》中李佩甫以小麥理論映照婚姻關系。主角李德林的小麥理論看似研究植物基因變異與時代和環境的關系，實質上也在思考人與時代、水土和環境的關系。兩任太太對應著城市與鄉村、知識分子與農民，她們的人生態度和擇偶標準落差正是改革開放以來時代隱含的邏輯：從對知識的崇拜過度到對權力的崇尚。受過西式教育的李德林同樣無法找到知識的獨立價值而陷入這種時代邏輯之中。而權力從來就是雙刃劍，它可以給你帶來榮耀、尊重和光環，也可以將你帶為階下囚甚至招來殺身之禍。正如第一次劉金鼎去辦公室找校長，李德林正要準備赴任副省長，此時的談話不是欣喜展望而是暗含隱憂，“一入侯門深似海”，人生沒有回頭路。李德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選擇也顯示知識分子骨子里對權力的向往、依附與配合，自由的道路依然任重道遠。

和當代文學中大部分貪官形象不一樣，李德林親民、親土地，自我要求很嚴，被譽為“草帽省長”“平民省長”。雖然在現代社會的今天，我們知道應該反省內心隱含的清官期待，但源遠流長的潛意識是很難清理干凈的，況且人的道德光輝永遠像燦爛星斗一樣迷人。《平原客》中，作家借李德林前妻的口預卜了他的命運：“你要想真正成為一個科學家，就要切斷‘臍帶’，切斷你與家鄉的一切聯系，不然，他們會毀了你的。”⑦隨后又強調了一次“他們會毀了你的”。陰影落在我們心中，雪尚未下，寒冷已然來臨。接著李德林反駁說前妻對鄉人存有偏見。羅秋旖又說道：“都什么年代了，他們還在用‘胃’思考問題。‘胃’是思考問題的地方么？”作家由自己這一代人關于饑餓的特殊歷史記憶把握到一個民族的根本性的問題—用“胃”思考問題，問候語“吃了沒”就是最為典型的標記。農業文明時代，人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用來對付胃，天災、饑饉一直是困擾人類的大問題，每年都要有成千上萬的人死于饑餓。這個問題直到20 世紀大規模的全球化才有所改變，今天死于肥胖的人要大大多于死于饑餓的人，表征變化了，由餓到撐，這依然是個“胃”的問題。如果作家有更深厚的歷史知識儲備，他就會發現人類的身體記憶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潛意識，以色列青年史學家在《人類簡史》中曾經談到“智人”看到果實火紅時會趕緊摘下來痛吃一頓，如果不趕緊吃掉也許就被別的動物先下手為強，因此給人類的集體無意識留下了關于食物的奇特依戀，這種身體記憶是造成今天肥胖的一個源頭，也是最難攻克的緣由。具有伸縮性的器官—胃最能展現人類本性的貪婪，人最基本的動物性欲望就是將盡可能多的食物塞進胃里，據為己有。節制力、自控力是文明馴化出來的。我們今天說一個人“胃口”太大，“吃相”難看，實質都是由于無邊無際的欲望，由于無法自控。“胃”主情緒，腦袋才主理性，“胃”的記憶最為頑固，而且沒有道理可講，這就是故鄉打在我們身上最強的烙印。“胃”的問題一定意義上碰觸到了中、西文化的本質差異：西方的麥當勞等快餐按菜譜標準數據制作，量精確到以克為單位，在全世界每個角落漢堡的味道相差無幾；而中國菜一個師傅一個手藝，佐料全憑直覺，單位是少許。憑數據還是感覺，這是工業文化與農業文明兩種不同思維方式訓練出來的結果。工業文明是有步驟地訓練和控制人類的理性。而農業文明過于依賴外部環境的變化，農業文明的馴化使人被“胃”牽制，“吃了沒”成為一個需要掛在嘴邊的問題。童年、母親、故鄉在“胃”部融為一體。

流傳千年的鄉土中國“熟人社會”的思維模式依然殘留在我們的本能中，受過西學熏陶的李德林也概莫能外。人性的弱點讓李德林無法決絕地與背后的鄉土大地割裂，天倫之樂的誘惑、孝道倫理的規范和人情世故都在深深地影響著他。正是“胃”使得他和男二號劉金鼎建立了情同父子的親密關系。他們的感情是在一次又一次吃燴面的過程中深化的！隨著他們吃燴面的場所從大街上嘈雜臟亂的小面館到高雅私密的“梅莊”會所的變化，他們的地位升遷了，權力越大，秘密越多，共同體越牢固。同時我們也看到權力對他們“胃口”的慢慢修改，“胃口”日益精致高檔也是“官場現形記”之一。經驗告訴我們，在中國很多生意、升遷的機會都是在其樂融融的酒桌上，在觥籌交錯之際達成的。這種時候，理性讓位于飄飄然的微醺感覺，胃越過大腦對身體發指令：拍胸脯，夸海口，清醒時再反悔已經來不及了。“梅莊”成了男一號、二號以及新的裙帶關系的新型村莊，“梅莊”就是城市版的“梅陵”。

對“胃”的敏感和思考讓李佩甫抓到了中國文化的痼疾。與西方現實主義將筆墨全部放在塑造人物上有所不同，李佩甫更著力書寫的是“場”，因為廣闊火熱的“生活場”更能夠展現“仁”所涵括的二人關系，于凸顯世道人心。比如李德林的知識分子本性和他前妻都反對他去當官，這時劉金鼎來了一句“家鄉人民都希望你當這個省長”。單薄的李德林擋不住這句話的分量。這正如德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所言：“人類對自身價值的判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對我們的看法。我們的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完全受制于周圍的人對我們的評價。”⑧李德林的自我價值與他背后的鄉土大地密不可分。同樣，當徐亞男獨自回娘家討論離婚時，兄弟姐妹從各自的心思出發七嘴八舌勸她不能離婚，其中她娘說的話最能代表“家鄉人民”普遍意見：

這要是離了，往后，就該讓村里人說閑話了……人是活臉的，要是不要臉了，論說，也能活，活得差一些罷了。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臉氣，再把臉丟了，讓人瞧不起，就難活了……要實在是過不下去了，真想離，就走得遠遠的，別再回來了。⑨

大字不識的鄉村農婦的見識與受過大學教育的劉金鼎如出一轍！主宰他們背后的情感邏輯是熟人社會的人際關系。德波頓在分析人類的勢利傾向時將它與人的道德水準分開來，發現“深藏在我們內心的害怕其實才是勢利產生的唯一根源”“這種害怕還能世代相傳”“勢利的病癥是群體性的”“在勢利社會里，如果一個身份低賤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質層面表現為貧困的話，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則是這些缺乏重要身份標志的人們在精神層面上所遭受的痛苦”⑩。二彩的勢利并不是個人的品行所致，而是環境所誘。人無法超越其社會性，高級知識分子李德林的悲劇和張二彩的悲劇具有同源性！教育、留洋、婚姻，如此這般的經歷和身份都無法根本改變李德林的自我認知；同樣，一百萬現金也不能替換“小嫂子”的身份認同，她嘗夠了鄉親們的白眼和歧視，她嘗夠了家處社會底層帶來的精神苦楚。

李佩甫有一雙鷹之眼，《平原客》呈現出他對人情世故的運籌帷幄和他對傳統文化精髓的把握。他的筆由鄉村延伸至城市，由官場延伸至商場……他有一種闊大的視野，能夠將幾條線索并行推進，從人情勘探人心人性，吸收官場小說和偵破小說的特點去對人物進行推心置腹。他以人際關系為著眼點，不同的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使李德林、張二彩夫婦變成了仇人；不同時代處境和價值理念讓赫連東山與赫連西楚父子變成了仇人。過去，父子反目往往是因為“革命”，道不同。但是，誰又能說網絡的虛擬世界相對于傳統的現實世界不是一場“革命”呢？緊張的父子關系竟然一度成為赫連西楚發憤讀書的動力，讀大學期間就成為一個游戲高手，年紀輕輕已成成功人士，在北京買房買車，拿著高薪，擁有無數“鐵粉”。網絡游戲不僅名正言順地合法化了，而且還成了這個時代最為耀眼最為賺錢的職業。而一生破案無數，戰功赫赫的赫連東山卻剛剛從“雙規”基地出來，他依然固執己見，“他看見危險了，可他不知道誰是敵人……”。通過刑偵員赫連東山的憂思，作家發出自己對時代困境的追問。

82 歲高齡的園藝大師劉全有終于看到了自己悉心栽培的那株“化蝶”被棄的命運—“一股臘梅的香氣在空氣里尖叫！”這也算是首尾呼應，開篇的伏筆終于有了完整的交代，同時也暗示了他的市長兒子劉金鼎的命運。

只有“花客”謝之長在走十字街頭索解別人傳來的撲朔迷離的詩……赫連東山和謝之長之間的斗爭還沒有完，但這不是偵探推理小說故意留線頭給下一部。李佩甫無意于此，他的大網已收。

最后，我想談談李佩甫的寫作技藝。他的寫作辨識度很高，他深諳中原的植物、風土、人情，而中原正是“鄉土中國”的縮影。李佩甫以熱情描繪社會的廣度取勝，在人性的深度方面稍遜風騷。他的小說以力見長，美則弱矣。他下苦力，任激越之情造滂沱之勢，同時也導致過快的敘事無法及時剎車，弊往往從利中來。像老式商人擔心不夠秤一樣，老作家要讓每個角落貨真價實。他生怕在一次寫作中留有遺珠之憾，故將全部家當一一鋪排開來，作品顯得力氣有余而空靈不足，敘述不節制幾乎是情真意足的寫實方式的結伴物。他的小說沒能給讀者留下足夠的空間，不能達到余音繞梁的境界。

李佩甫有一顆慈母心，他“臨行密密縫”，對讀者總不大放心，生怕讀者讀不懂讀不透，擔心讀者的猜謎能力，所以每到一個路口提前設置路標，蓄意引導讀者走向故事結局，使部分訓練有素的讀者感到失望。幾乎每一個重大情節他都忍不住要畫蛇添足，比如開篇劉全有對待梅花“化蝶”：

那藏在心里的“怕”是說不出來的，那個夢境一直在他腦海里盤旋著，他還是覺得這花妖，有邪氣。夜里，每當他獨坐在花前的時候，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油然而生。

是啊，他根本想象不到，這株梅花將會給他帶來什么。11

當李德林告訴劉金鼎要赴任副省長時“搖了搖頭，笑了”，說“這一步邁出去，也許就回不來了”。接著是劉金鼎與李德林在火災現場共同處理災難之后，作者又追加了一句：

后來，他跟老師越走越近，慢慢就……直到那一天。

然后是與第一任妻子分手時，“他們會毀了你”的預言。

第一任妻子充當了預言家，接著第二任妻子變成了實踐者。在她正式當上省長夫人漸漸顯露了貪婪的本性之后，在妻子讓李德林失望的同時，他的小麥理論也遭到學生的質疑。主人公經受雙重打擊之時：

是的，那天晚上的記憶是毀滅性的。許多天過去了，李德林仍對那天晚上發燒的事情憂心忡忡。他不敢想，她怎么就敢、她怎么就會、一下子做出那樣的事情呢？！

但是，離婚的決心，他是下定了。12

其實這個時候更柔軟的處理方式是景物描寫，“一切景語皆情語”，比如讓李德林蹲到實驗田里去，望著一望無際的麥地，麥浪陣陣，遠處依稀傳來他熟悉的山歌，童年迎面而來……讓“情語”過渡到“景語”，這樣既能夠舒緩有致，又能感染讀者。這種處理方式也是廣闊的俄羅斯文學傳統，如《日瓦戈醫生》中在日瓦戈醫生去世時寫道：“植物王國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國的近鄰。在大地上的綠色植物中，在墳地上的樹木間，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隱藏著生命轉換的奧秘……”天地如此遼闊，有限融入無限，“我”融入“無我”，融入萬物，實匯入虛中。

在妻子“被失蹤”后，作者依然忍不住繼續往下寫：

后來，李德林才明白，有些路，的確不能走的。

那也只是一念之差。13

難道李佩甫預設的讀者連最起碼的判斷力和共情能力都沒有？

類似的議論、感嘆、抒情太多，遍布于每一個情節末尾和轉折之處。作者設身處地為讀者著想，擔心讀者迷路，實則過早地泄露了秘密，降低了讀者參與故事的熱情和樂趣；過度的暗示也將小說的空間堆砌得擁擠不堪。要是有割愛的勇氣將這些婆婆媽媽的絮叨全部清理掉，敘述空間就會像扔過舊物的屋子一樣煥然一新，清爽俊逸。密不透風是詩歌的大礙，同樣是小說無法升華的障壁。以簡馭繁、舉重若輕仍然等待滿腹經驗的老作家去參去悟。

無論敘事技藝上有多少瑕疵，依然不能不肯定李佩甫的努力，他的作品劍走中鋒，不靠怪力亂神取悅大眾。他的眼睛牢牢地盯著中原腹地，力圖以植物與大自然的方式來認識人和世界，他從“仁者，愛人”和“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的縱橫交錯中把握民族精神和時代氣息。李佩甫以“仁”所指涉的二人關系來勘探當代鄉土中國的權力結構，以父子對比來反映時代變遷。

李佩甫全部的寫作都在飽含深情地講述中原故事，他的小說有醇厚的泥土味、麥子味、政治味和中國味。就像他所刻畫的一系列讓人同情、唏噓的主人公一樣，李佩甫本人就是中原之子，大地之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家族敘事中的自我意識與國族想象研究”（16BZW142）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陳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版，第28 頁。

②③ [美] 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年版，第1、10 頁。

④⑥ [ 英] 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75、113 頁。

⑤ [加] 查爾斯·泰勒：《承認的政治》，《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谷主編，董之林、陳燕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版，第300 頁。

⑦⑨ 11 12 13李佩甫：《平原客》，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81、199—200、13、120、213 頁。

⑧⑩ [ 英] 阿蘭·德波頓：《身份的焦慮》，陳廣興、南治國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年版，第7、17—20 頁。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