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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光華，文學見證。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作家網文學直播間將陸續推出“作家說·70光華 文學見證”主題直播，每期一個特別策劃，以作家視角回顧波瀾壯闊的70年中那些值得銘記和書寫的高光時刻。9月24日，北京老舍文學院作家寧肯，中央黨校副教授、青年評論家叢治辰，《文藝報》編輯、青年評論家行超做客文學直播間，帶來“作家說·70光華 文學見證”主題直播第一期《書寫見證城市崛起》，共同探討作家對一座城市70年變遷發展的書寫和思考。直播由行超主持。

《中關村筆記》：一次開疆拓土式的寫作

寧肯從小在琉璃廠附近長大，住在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作為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對北京有一種懷舊的情緒。隨著年歲的增長，他發現自己的北京意識越發強烈。他說，如果以北京為題材寫一部小說，他會把視野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譬如北京的胡同。但后來他發現，若是沒有中關村，北京就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北京。中關村對寧肯構成了十足的挑戰，為了解決這個陌生又迫切的難題，寧肯主動請纓，接下了寫作《中關村筆記》的任務。

對寧肯來說，《中關村筆記》是一次開疆拓土式的寫作。行超評價說，《中關村筆記》作為一部非虛構作品，內容上脫離了寧肯之前熟悉的題材和文類，文學含量非常高，完全不像想象中同一主題的作品。叢治辰聽聞寧肯要寫作《中關村筆記》時很驚訝，因為直覺告訴他，中關村作為一道命題作文會很難寫。事實是，寧肯不僅交出了一份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而且借用小說的形式講述出一個完全不同的中關村。

《中關村筆記》對寧肯意義非凡。經過此次寫作，寧肯的寫作版圖進一步擴大，其中意義最大的是寫作過程中不斷進行的采訪，這對一位作家在不變中求變的野心有巨大幫助。“有的時候，人的寫作就是不斷拓展再拓展的過程，這個過程對于一個作家是不斷的求新、求變的過程，變和不變在我身上確實存在著一種辯證的關系。”

北京的城市精神：文化與人格相融合的內在尊嚴感

許多作家都曾寫過北京。老舍筆下的北京是一座富有人文底蘊的傳統城市，王朔則聚焦新中國成立后的北京大院，寧肯筆下的北京換了另一重光景：《中關村筆記》呈現出北京新鮮光亮的大都市形象，《北京：城與年》則以懷舊的目光回望記憶中的老北京。在寧肯看來，武術、武俠小說和戲劇是中國民間文化的三個支柱，和傳統的精英文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寧肯以小時候學摔跤的故事為例，說明心目中北京人最內在的本質。他在摔跤師父的師父身上看到了可以稱為“北京精神”的東西，雖然那只是一位蹬三輪的師傅，卻通過練習武功達到了某種內在的精神境界，對不同的人都不卑不亢。在寧肯看來，這種派頭就是北京精神，是一種由內在支撐起來的尊嚴感。

在中關村創業初期，那些創業者之所以能在新的環境中扎根并頑強發展起來，原因也是一樣的：他們身上爆發出一種將文化力量和人格力量融為一體的精神，這就是北京精神。“探討北京精神的時候，我們不能僅僅關注表面，而要從內在和文化角度去考慮”，寧肯說。

填補北京城市書寫的空白

胡同是老北京最具特色的城市空間形態，中關村則是北京在改革開放后走向全球化進程中在地理空間上留下的產物。叢治辰認為，“《北京：城與年》補足了王朔沒有寫到的地方，寧肯筆下的胡同與王朔筆下的大院一起構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北京城市圖景；《中關村筆記》又補足改革開放后、面向全球化的新北京”。

叢治辰在《中關村筆記》中看到了與印象有別的中關村。在北大讀書時，叢治辰去中關村只限于與小商小販打交道，《中關村筆記》幫助叢治辰轉變了兩個意識層面的認知：中關村不是電腦零配件聚集地，而是高科技產業聚集區；中關村的發展有歷史根源。他認為，《中關村筆記》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寫起，富有歷史感。一般而言，描摹北京城市發展的文學作品往往忽視這段歷史時期，而《中關村筆記》填補了這份空白。寧肯表示，如果沒人寫這段時期會非常可惜。“我不知道還有誰能夠像我這樣把它挖掘出來，這也是我的責任。”

叢治辰進一步提到，寧肯用批判現實的眼光寫出了中關村見證中國科技體制改革進程的歷史。表面看，如今的中關村象征著金光閃閃的生活，但事實上，中關村作為一個高科技企業聚集地，是一步一個腳印走過來的，離不開大量科研工作者的艱苦奉獻。“一座大廈究竟能蓋多高，要看根基夯得有多實。即使在當下，具有科學奉獻精神的科研工作者，也是特別值得我們去挖掘和銘記的一類人”，行超說。

談到寧肯對北京城市空間塑造的成功，叢治辰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寧肯寫出了城市空間的復雜性和層次感。他用小說思維建構散文和報告文學的文本，獲得了奇特的效果，“小說思維是一個不斷疊加的視角，而不是一個單域視角”。寧肯清楚地觀察到北京城市的文化和歷史構成，同時又非常自覺地表現出文化氣息的復雜性和層次感，這是《北京：城與年》和《中關村筆記》特別出彩的地方。

文學如何書寫城市經驗？

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越來越多的作家意識到書寫城市經驗的重要性。如何書寫城市經驗，與談者有不同的觀點。寧肯認為，表達城市經驗的困難在于，“文學是滯后的，如果文學與現實貼得太近，沒有經過沉淀，這種城市經驗可能還比較表面。”他認為，非虛構形式可能更適合書寫當下的城市經驗。

在叢治辰的閱讀經驗中，書寫城市較為集中在書寫進城的經驗上。他認為，當今城市文學陷入了與鄉土文學相似的病癥，城市文學作品中的城市缺乏城市感，缺乏細膩的日常生活質感，缺乏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他笑談，自己在描摹城市經驗的作品中看到了鄉土社會中經常出現的人際關系；同時，城市文學也有同質化的弊病。叢治辰提醒，不要把城市文學變成新的鄉土文學，“作家要有審美能力，把城市的獨特性挖掘出來”。

寧肯對鄉土與鄉村兩個概念的區別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鄉土有一種氣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且，城市文學作為西方舶來的概念，講求思辨，目的是把城市氣質表達出來。“我覺得城市文學需要有氣質，作家應該找到這股氣質，然后去表達這個城市，可能會更重要一點。”叢治辰也提到，很多人用西方城市文學的概念要求中國的城市文學，這未必合適。他認為，不是城市文學的問題，而是城市文學好壞的問題。寧肯最后說，從城市的角度定義文學違背了文學的基本規律，首先分作品好壞，然后再從文學本身認知地理空間。

文學與現實的關系：越現實，越先鋒

寧肯有過幾次進出文學的經歷，這讓他保持某種警醒，即作家不僅要在文學內部，還要經常站在文學外部觀察文學，才會有新的認識和發現。上世紀80年代，作為典型的文藝青年，寧肯用文學的眼光看待世界。到了1992年，寧肯所在的中國環境報組建廣告部，他任部門主任，一做就是五年。廣告從業經歷不僅讓寧肯積累了大量的社會閱歷，也改變了他對文學的看法。當他回過頭，發現文學原來那般渺小和邊緣。“過去的我好像身在廬山中，文學是一座山，廣告是另一座山，兩座山‘相看兩不厭’，這對我后來的創作產生很大影響。”

對寧肯來說，《中關村筆記》不啻為一份文學之外的寶貴經驗。為了創作該書，寧肯多次走進高科技產業園、采訪企業家、了解科技發展脈絡……這些陌生的事務讓寧肯猛然發現自己與文學脫了節。寫完《中關村筆記后，他對文學、社會和人生的理解有了新的觀照，“作家有機會走出文學，從外在視角回看文學，我覺得這對創作很有意義。”

談到散文與小說的區別，寧肯認為，小說把潛在的東西表達了出來。如果他僅寫出記憶中的往事，它們只是散文，只有一種現實性。而任何一個事物除了有現實性外，還存在大量的可能性，小說存在的意義就在于挖掘出事物現實性背后的可能性。探索形式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表現現實，“文學性本質而言還是為了現實性，壞就壞在，如果說單純的為了試驗而試驗，為了文學性而文學性，它一定是一個不夠現實性的東西。”

叢治辰不認為所謂現實性和文學性是矛盾的，他援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伊格爾頓的論述，反對用獨斷方式解讀文藝作品，認為現實的復雜性要求作家尋找不同的形式來反映。對此，寧肯表示贊同，他認為，現實是最先鋒的，因為現實中存在著最復雜的東西、最多樣的形式、最多姿多彩的側面。一個密切關注現實的人一定是一位先鋒作家，就像越是現實的就越是先鋒的。想要保持現實的復雜性和立體感，用現實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必須動用嶄新的形式。“作家要找到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和復雜性之間的聯系，現實有多大復雜性，文學就應該有多大可能性，作家不應該回避或簡化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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