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思索中的路遙 鄭文華攝

“我決定要寫一部規模很大的書”

1982年5月，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刊發于《收獲》第3期。這部小說從萌生寫作欲念到最終完成歷時近三年，深入描繪社會轉型期青年人的命運選擇。《人生》甫一刊出，即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場圍繞“人應該如何生活”的曠日持久的討論就此展開。這一討論差不多可以視為發端于1980年且攪動一代人精神的“潘曉討論”的延續。“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理想與現實竟有著這樣驚人的距離，人生的旅程竟是這樣的艱辛”等話題被頻繁提及，激發年輕人在“祖國命運和人類前途”的意義上思考人生選擇。兩年后，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人生》上映，使得作品的影響持續發酵，也深刻地改變了作家路遙的命運：

小說《人生》發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后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許多劇團電視臺電影制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里驚醒。一年后，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成了“名人”，親戚朋友們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

路遙并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他也因自己長期牛馬般的勞動換來了“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但對具有極強的自我反思能力且有更大抱負的路遙而言，絕不可能長久沉溺于這種“廣場式”的生活，重新投入沉重的勞動，或許更能讓他感到生活的充實。更何況，這個時候，已經有人認為《人生》是路遙寫作“無法逾越的高度”。路遙顯然不認可這一論斷，而回應這種論斷的最好的方式，便是創作出真正具有個人寫作突破性的重要作品。

創作一部規模很大的書的欲念就此萌發。這一部尚處于想象中的作品，即便不是他“此生最滿意的作品，也起碼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作品”。這便是后來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為這部想象中的作品，路遙開始了艱苦且漫長的寫作準備。這種準備包括“藝術”和“生活”兩個方面。就前者而言，路遙集中閱讀了近百部國內外的重要長篇小說。國內以《紅樓夢》和《創業史》為重點。這也是路遙第3次閱讀《紅樓夢》，第7次閱讀《創業史》。此外，他還廣泛涉獵了各類“雜書”，包括政治、哲學、經濟、歷史、宗教，以及農業、商業、工業、科技等專門著作。而為了解作品所涉的1975至1985年這十年間的各類重要事件，他集中閱讀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陜西日報》《參考消息》等報刊的全部合訂本。這個工作完成之后，路遙再度“深入生活”——已然熟悉的生活“重新到位”，不熟悉的盡快熟悉。路遙提著裝滿書籍資料的大箱子奔波在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了解上至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況，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內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巨細靡遺的生活細部，在這個過程中，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輪廓逐漸清晰。

此后，路遙開始了長達3年輾轉于銅川陳家山煤礦、從陜西作協臨時借來的小房間、新落成的榆林賓館、甘泉縣招待所等地的艱苦而漫長的寫作。對于視創作為一種勞動，堅信唯有持續不斷的勞動才能為人類創造出新的精神成果的路遙而言，永遠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乃是義無反顧的選擇。正是在充實的勞動中，個人的生命得以圓滿。一切如歌德所言，對于一個從不斷的追求中體驗到歡樂的人，創造本身就是一種幸福。這是有追求的作家的責任、使命和價值所在。

在準備和正式寫作《平凡的世界》的6年間，路遙幾乎犧牲了全部的個人生活，他與整個文壇徹底隔絕，無法與父母妻女共享天倫之樂，甚至不能在養父病危和離世之時略盡孝道……長時間的離群索居心系一處，就是為了傾生命之全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生活的極度艱苦、生命的過度損耗，甚至是死亡的威脅也不能阻擋他奮進的步伐。在內心極度孤獨分外渴望家人和朋友的溫暖時，等待和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老鼠。

1988年5月25日，《平凡的世界》終于完成，路遙為此書的寫作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的英年早逝顯然與此密切相關。

“鑒于文學界的狀況，你只能用作品來‘反潮流’”

多卷本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無疑是路遙此前生命經驗和藝術經驗的融通和匯聚，包含著他越過“新時期”的潮流化觀念，從延安文藝的基本傳統來理解20世紀80年代時代和生活的“深沉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表現為對延安文藝至20世紀80年代文學潮流的內在連續性的貫通理解。路遙的文學觀和世界觀，扎根于個人的生活和生命經驗，早在20世紀70年代文學觀初步形成時期，即與“人民文藝”及其根本的價值關切密不可分。此后雖有不同程度的調整，但在總體性意義上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以人民倫理為基礎塑造時代新人，堅守現實主義傳統這一核心卻一以貫之。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求“新”與“變”成為文學觀念的潮流。“現實主義過時論”一度甚囂塵上。因此，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寫作完成至路遙逝世后多年，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始終面臨著更大的困境。這便是關于《平凡的世界》的評價問題。

從萌發《平凡的世界》的寫作欲念到該書第一部寫作完成的近4年間，路遙無暇顧及文壇風潮的變化。然而要考慮作品發表、出版的刊物、出版社時，路遙幾乎是猝不及防地面臨著來自“日新月異”的文學潮流的巨大打擊。

先是《當代》年輕編輯周昌義的婉拒，再是作家出版社的退稿。二者幾乎有著同樣的邏輯，也從側面表明路遙的文學觀念在1986年的時代語境中，“被迫”有著“反潮流”的獨特意味。

時隔20余年后，已有悔意的周昌義以“記得當年毀路遙”為題，回顧彼時他最初閱讀該書第一部時的感受：“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啰唆，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實在很難往下看。”造成這種閱讀感受的原因，是當時的文學潮流：

那是1986年春天，傷痕文學過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正流行現代主義。這么說吧，當時的中國人，饑餓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綠的。讀小說，都是如饑似渴，不僅要讀情感，還要讀新思想、新觀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謂的意識流的中篇，連標點符號都懶得打，存心不給人喘氣的時間。可我們那時候讀著就很來勁……

周昌義的如上反思與作家出版社編輯認為該作“不適應時代潮流”，屬“老一套的‘戀土’派”的觀點如出一轍。他們的意見，均指向《平凡的世界》的觀念和寫作手法，其核心是對文學的價值和意義的不同理解。

在20世紀80年代初寫作的轉型階段，《當代》曾給路遙極大的支持和鼓勵。若無時任《當代》主編的秦兆陽對其首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的欣賞，并在此后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其文學觀念和寫作手法，其時尚處于寫作觀念轉型期的路遙或許不能堅定走現實主義道路的決心。而此番以現實主義文學重鎮著稱的《當代》的退稿，無疑對路遙打擊甚大。令路遙始料不及的是，第一部在《花城》發表之后，是年冬在由《花城》和《小說評論》共同主辦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研討會上，路遙及該作遭遇了更為猛烈的“批評”。

此次會議邀請了朱寨、廖俊杰、何西來、雷達、蔡葵、曾鎮南、白燁、王富仁等當時最重要的文學評論家，陣容可謂強大。會議紀要后來以“一部具有內在魅力的現實主義力作”為題刊發于《小說評論》1987年第2期，雖在結尾處述及部分與會專家對該書的若干意見，該紀要仍以充分的、高度的肯定為核心：

座談會上，評論家們給予小說以這樣的總體評價，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內在魅力和激情的現實主義力作。它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國廣闊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描寫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和命運，是一幅當代農村生活全景性的圖畫。

然而，在路遙好友白描的筆下，此次研討會呈現的是另一番樣貌：“研討會上，絕大多數評論人士都對作品表示了失望，認為這是一部失敗的長篇小說。”

面對這樣的評價，路遙表面淡定，但內心想必悲憤交織。回到西安后，他特地前往位于長安縣的柳青墓，“他在墓前轉了很長時間，猛地跪倒在墓碑前，放聲大哭”……

北京研討會后不久，《小說評論》《花城》等雜志相繼刊發曾鎮南的《現實主義的新創獲——論〈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丹晨的《孫少平和孫少安》、李健民的《從現實和歷史的交融中展現人物的心態和命運》、李星的《無法回避的選擇——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等多篇評論文章，從不同角度肯定該作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尤其是曾鎮南一反其時唯“新”是舉的批評潮流，高度肯定《平凡的世界》“守‘舊’持‘常’”甚至“‘土’得掉渣”的特征，認為該作已經顯露出作者“概括廣闊而復雜的時代現象的不平凡的藝術魅力”，“不僅是一軸氣勢磅礴、意境深遠的社會歷史畫卷”，還是“一部蕩氣回腸、內涵豐富的人生命運交響樂”。他還充分肯定了該作所采用的“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曾鎮南的評論，已經涉及《平凡的世界》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等多個方面。此后評論界對該作的分析，路徑和側重雖有不同，但核心不出曾鎮南文章所論的基本范圍。無奈這些聲音一時間并不能轉變文學潮流巨大的裹挾力量。《花城》在刊發該作第一部后再無后續，第二部并未在文學期刊發表，第三部則在較之《花城》更為“偏遠”的《黃河》刊出。如上種種，均說明路遙和《平凡的世界》，面臨著巨大的評價危機。

對如上問題產生的原因，數年后路遙有這樣的解釋：除文學形勢的轉變以外，第一部故事尚未有充分的展開，遑論巨大高潮的出現。評論界的保留意見，在預料之中。近兩年之后，三部全部出齊，又過了四年，路遙逝世。在此期間，《光明日報》刊發蔡葵的《〈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藝術》，《文學評論》刊發李星的《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路遙論》，《文藝爭鳴》刊發白燁的《力度與深度——評路遙〈平凡的世界〉》。李繼凱撰寫的四萬余字總論路遙創作的長文《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遙創作心理探析》也在路遙逝世前完成。另有多篇關于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寫作的重要文章肯定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盡管如此，《平凡的世界》仍然未能改變其被文學史“遮蔽”的命運。在多部重要的當代文學史著述中，《平凡的世界》始終是“在”又“不在”的——屢被提及，然而其作為20世紀80年代現實主義經典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闡釋。雖未親見《平凡的世界》所遭受的文學史“冷遇”，路遙其時仍然意識到問題的癥結在于如何認識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在致蔡葵的信中，他明確表示：其時批評界對現實主義作品的冷漠態度并不正常，因為“我們和缺乏現代主義一樣缺乏（真正的）現實主義”，而“鑒于我國文學界的狀況，你只能用作品來‘反潮流’”。數年后，路遙再度申明其堅守現實主義傳統的根本原因：“在現有的歷史范疇和以后相當長的時代里，現實主義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因為“現實主義在文學中的表現，絕不僅僅是一個創作方法問題，而主要應該是一種精神”，更何況，“考察一種文學現象是否‘過時’，目光應該投向讀者大眾。一般情況下，讀者仍然接受和歡迎的東西，就說明它有理由繼續存在。”此前一年，《平凡的世界》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并位居榜首。此后近30年間，該作被譽為“茅盾文學獎皇冠上的明珠”，一直位居各大閱讀調查榜前列。如上種種，充分證明了路遙的遠見，“現實主義照樣有廣闊的革新前景”，也再度表明基于人民倫理的具有現實關切的作品有著持久的生命力和價值。

“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在電視機前……看《平凡的世界》”

真正改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表之后冷遇的，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制作的同名廣播劇。說來竟是偶然，1987年春，路遙前往北京辦理出國訪問相關事宜，為方便與當時正在魯迅文學院學習的同鄉好友海波見面，路遙住在魯迅文學院招待所。某一日外出辦事返回招待所時，在無軌電車上偶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長篇連續廣播”節目編輯葉詠梅。葉詠梅曾在陜北插隊，還曾在《陜西文藝》實習，早年即與路遙交往甚密。在擁擠的車廂里，葉詠梅一眼就認出了路遙。她問他為何近年杳無音信，近期在寫什么作品？路遙憨笑著回答她，寫一部《平凡的世界》。葉詠梅再問，你以為寫得怎樣？或許因北京研討會所致的心理陰影并未散去，路遙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書已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并送一本請葉詠梅自己判斷。曾將《人生》改編為廣播劇的葉詠梅從《平凡的世界》中，體會到路遙對普通勞動者的禮贊，并喚起了在陜北插隊的回憶。她決心將該作錄制成廣播節目，讓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再度回到普通勞動者中間。葉詠梅還專程前往陜西采訪路遙，深入了解《平凡的世界》創作過程中的種種情況。該劇由對廣播有個人獨到理解的青年演播者李野墨演播。李野墨大膽采用了一些極富創意的表現方式，為該劇增色不少。

1988年3月27日，廣播劇《平凡的世界》開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直至8月2日播送完畢，歷時4個月有余。可以說，它改變了《平凡的世界》的命運。該劇播出之后所引發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幾近數年前電影《人生》放映之后的轟動效應。數以千計的聽眾來信，動情地談論他們的感受。有人認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飽含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愛，表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思想。聽眾們敬佩路遙“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對人類之愛的強烈追求”。

廣播劇的熱播帶動了小說的銷量，先前第一部印數僅三千冊，且幾乎無人問津，以致責任編輯壓力甚大，不承想廣播劇播出之后，該書數次加印仍供不應求。一年后，由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拍攝的14集同名電視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使得該書的影響力持續擴大。《平凡的世界》電視劇播出時，作家王安憶正拿著路遙給的一摞“路條”行走在陜北，幾乎每到一處，都能聽到人們在談論《平凡的世界》。“每天吃完晚飯，播完新聞，毛阿敏演唱的主題歌響起時”，“無論是縣委書記、大學教師，還是工人、農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在電視機前。假如其時我們正在與某人說話，這人便會說：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雖因種種原因，該劇未能展現小說的全貌，但仍然不失為一部有藝術品格的作品。它的重要價值還在于，推動和擴大了小說的社會影響力。

2015年，56集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播出。此時距離小說全部寫作完成已近30年，距離路遙離世已有20余年，該劇仍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引發了新一輪的觀劇熱潮。這說明，時隔多年，《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和他們的故事，仍然活在普通勞動者中間，并且還將一直活下去。

被《平凡的世界》照亮的人生

1992年11月17日，路遙永遠離開了這個他活過愛過也寫過的平凡的世界，結束了他短暫而輝煌的人生，但他不息的奮進精神和以生命為代價創造的勞動成果，仍然活在普通勞動者中間。他以巨大的熱情關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以友愛和同情溫暖那些尚處于奮斗中的孤獨的個人。他使他們即便身處現實的冰冷之中，也能夠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愛。他勉勵他們：“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奮斗，只有創造新的成果，才能補償人生的無數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謝也是壯麗的凋謝。”他告訴他們勞動和奮斗著的生命是幸福的。他還以道德和生命的理想之光照徹生活暫時的暗夜。他愛他筆下的平凡的勞動者。這種愛也得到了普通勞動者積極而持久的回應。這些普通勞動者年齡各異、職業不同，他們或身處學校、工廠、臨時搭建的工棚內，或在任何一個城鄉交叉地帶，雖身處逆境卻為理想默默耕耘努力奮斗。支撐他們的，始終是以艱苦奮斗開啟美好人生的素樸的理想——這理想也與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精進力量內里相通。

2019年9月，路遙因頌揚“拼搏奮進、敢為人先的時代精神”而被授予“最美奮斗者”榮譽稱號。他的《平凡的世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強不息，積極投身改革開放的時代洪流”之中，在獻身集體事業的同時充分實現個人價值。這也是路遙文學觀念的要點所在：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聯系在一起，個人的勞動才能變得有價值。為此，作家應該永遠站在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了解他們，理解他們，學習他們，反映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意志，同時也用自己的筆豐富和提升他們的精神世界。

由此，他和那些僅僅關注個人的情感體驗，拘泥于一己之悲歡的寫作拉開了距離；和疏離于正在行進中的日新月異的現實生活，一味凌空蹈虛不著邊際的寫作有了區分；他還和那些極力鋪陳世界的黑暗面的另一種概念化寫作大相徑庭……因為，對于一個嚴肅地從事藝術勞動的人來說，創作自由和社會責任感都是重要的；還因為，我們勞動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使人類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平凡的世界》因此成為普通勞動者的枕邊書，成為他們勵志的寶典，成為他們須臾不離的精神的寄托。他們的生命因《平凡的世界》的存在而變得不同。也因此，30余年來讀者大眾的閱讀熱度始終不減。千千萬萬懷揣著改變命運的夢想的青年人，他們的人生因《平凡的世界》和路遙而被照亮：

——這個虔誠的文學圣徒，用他一生的文學創作和精神力量，為一代人的成長和奮斗源源不斷地注入著營養。在他身后，讀著他作品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的時候，都在心里為他留著一塊凈土，修建起一座精神的紀念碑！

——最讓我感動的是書中主人公在艱苦環境中奮斗不息的精神。他常常在我遇到困難時給我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克服它并勇敢地走下去。

——當我重新讀著《平凡的世界》的時候，我發現我還可以感動，我還可以從平凡中讀出高尚。我還可以有夢想……我依然還有生活的熱情。

《平凡的世界》內蘊著“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它讓那些普通勞動者相信，平凡的人生深具意義，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內在的價值和尊嚴。無私奉獻努力奮斗的普通生命也有不可思議的偉大。只要世界奮進的力量不息，那些如孫少平一樣的普通勞動者就仍需要《平凡的世界》，需要被不息奮進的力量喚起，去追求美好人生價值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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