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邱婧在本文所顯示的，彝族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可以視作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縮影，從與民間文學的互文，到新時期的爆發，再到全球化語境中的打工文學、民族志式寫作，彝族文學繼承了本民族的詩性傳統，但又結合了時代與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新變，開創出雙語文學的新格局，它內部在地域、語言、風格與文類上的多元化，同時也是中國文學的多樣化。

——主持人劉大先

當代彝族文學創作的發展現狀與展望

邱婧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版圖中，彝族文學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彝族支系繁多，地處中國西南，廣泛分布于中國的云南、四川、貴州、廣西等地，后被統一認定族稱為“彝族”。整體來看，當代彝族文學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一個較為典型的縮影，也具有著多元化、多樣性的創作特征。

一， 詩性傳統與當代彝族文學的開端

作為具有深厚的詩歌傳統的少數民族之一，彝族文化和文獻的傳統書寫均為詩歌形式的韻文詩體，其史詩文學以口頭形式和書面形式并存，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也形成了其特有的格律樣式，如著名的彝族創世史詩《勒俄特依》，通篇用格律詩和對仗形式表述了彝族特有的自然觀念下的創世神話、英雄敘事與生態美學。

明清時期，云貴地區出現了彝族文學家族群，如明代的高乃裕、高程、祿洪，以及清代的那文鳳、魯大宗、余家駒、余昭、安履貞、余珍、李云程、安健等詩人，以其深厚的漢語功底，創作了豐富的文學作品。進入20世紀，在中國文壇上，又涌現了李喬、李納、蘇曉星、熊正國、普飛、戈隆阿弘（施友萬）、吳琪拉達（吳義興），普梅夫，龍志毅、替仆支不（韋革新）、阿魯斯基（盧興全）、涅努巴西、張昆華等大批彝族作家的身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彝族文學進入了嶄新的發展階段，因此，在本文中，我以時間線索為主要順序，大致將彝族文學的發展總結為三個分期，并且突破以往彝族文學研究的藩籬，試圖將每個分期的彝族漢語創作和彝文創作的狀況穿插進行敘述，力圖展現當代彝族文學的多面性與雜糅性。

彝族當代文學的開端和建構時期約為1950年至1976年，這一分期既部分重合于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文學階段，又與彝族民族識別的身份認定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彝族文學同其他少數民族文學一樣，既有著與民間文學的互文性，也有著與漢族作家少數民族文學題材創作的互動性，在“彝族”這個統一族稱的背景下，創作了極具社會主義特色的新文學。這一時期的創作特征大概可以總結為：漢語作品遠遠多于母語作品；漢族作家的代言式書寫多于彝族本土作家的書寫；對“社會主義大家庭”與新中國的頌歌式寫作多于民俗題材抒寫。

著名作家李喬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家，他較早開始文學創作，1930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小說《歡笑的金沙江》《破曉的山野》《未完的夢》等。 其中《歡笑的金沙江》于1956年出版，分為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第二部《早來的春天》、第三部《呼嘯的山風》，描繪了涼山彝族地區在社會變革期所經歷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圖景。

同樣是當代彝族文學史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吳琪拉達是共和國培養的第一代民族文學創作者。他出生于貴州，后來被選派到西南民族學院讀書，畢業后留在涼山從事文藝工作。其代表作為《孤兒之歌》，用彝族傳統的五言詩進行創作，描述了在涼山彝族傳統社會中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的悲劇，控訴了早期社會中不平等的制度，并且歌頌了民主改革所帶來的新生。

二 ，雙語文學并進：彝族文學的興盛期

彝族文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這一時期，彝族母語文學開始揚帆起航。嚴格意義上來說，當代彝族母語文學的開端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彝文規范方案》的試行，這一方案不僅應用于日常生活、教育與公務，還直接促進了彝族母語文學創作的興盛。1980年，《彝文規范方案》的正式推行和《涼山文學》彝文版的創立，使得彝族母語作家首次有了公開發表文學作品的陣地。

事實上，除了中國作協的《民族文學》、四川的《涼山文學》大力培養了彝族作家之外，一些在地性的期刊也在彝族文學蓬勃發展時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西南民族學院的兩份校園期刊《山鷹魂》和《黑土地》，分別發表當時西南民族學院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系學生所創作的漢語作品和彝文作品。《山鷹魂》的創辦者為阿蘇越爾，其本人擅長彝族漢語抒情詩創作；《黑土地》的創辦者阿庫烏霧則擅長彝漢雙語創作，后來成為西南民族大學彝學學院的院長，培養了大批彝族青年雙語寫作者。作為彝族詩歌浪潮的先驅者，詩人吉狄馬加還曾為《山鷹魂》題詞。另外，1985年四川省彝文學校的創立，使其成為繼西南民院之外的另一彝文創作者的“營地”，其后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彝文作家，比如時長日黑、熊理博等。

在云南，彝族民間文學的翻譯整理也在同時進行。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彝族史詩《南詔國的宮燈》，史詩長達2600行，講述了六詔時期蒙舍詔國王細奴邏、兒子邏晟炎以及忠勇智慧的大將軍之間發生的事情。其中較為重要、曲折的情節是，敵國蒙雋詔用美人計引誘邏晟炎，誣陷和流放了大將軍，最后大將軍在邊寨召集鄉兵，奮起抗敵挽救國家的故事。這一史詩為古彝文創作，后由涅努巴西翻譯整理，于1984年出版此書。

對于彝族文學的總體發展而言，1980-1985年是一個相當關鍵的轉型階段。在這幾年內，不僅有著上述期刊與文學發表的互動，在創作內容和風格方面，“十七年”文學的特征也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對彝族自在地理空間的表述與歌唱。比如，吉狄馬加繼承了朦朧詩的抒情特性，將其與彝族日常生活相結合，呈現了民族志式的漢語抒情詩。他曾在《自畫像》中寫道：“其實我是千百年來/愛情和夢幻的兒孫/其實我是千百年來/一次沒有完的婚禮/其實我是千百年來/一切背叛/一切忠誠/一切生/一切死/呵，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詩刊》1985年3月)

當吉狄馬加充滿民俗意味的抒情詩在中國當代詩壇激起了浪花，在同一年，彝族雙語詩人阿庫烏霧創作了一首母語詩歌《招支格阿魯魂》。相比于古代的史詩傳統而言，阿庫烏霧將現代詩與彝族的民俗傳統、典籍語言相結合，開啟了彝文文學演進過程中的創新性。若干年后，這首彝文詩歌以極富感染力的表演性而廣為人知，他不僅在國內，還在北美多次進行了朗誦表演。這些作品為彝族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并且影響了后來者的寫作。

在海外傳播方面，除了吉狄馬加的詩歌被多種文字在海外被不同的學者翻譯出版之外，美國學者馬克本德爾還曾用英文翻譯了阿庫烏霧的部分詩歌，這些譯本共同促進了彝族文學的海外傳播。同樣，在彝族文學發展的第二個時期，中青年作家詩人群體的表現尤為突出，其中不僅體現在對民俗文化傳統與彝族認同的重構，還體現在文學創作群體的集結性上，比如，這一時期的作品生產十分密集，彝族文學，尤其是彝族詩歌的產出數量龐大，一部分作品發表在《民族文學》《涼山文學》等公開出版物上，另一部分則在民刊發表，直至新世紀得以結集公開出版，如發星主編的《當代大涼山現代詩選》、阿索拉毅主編的《中國彝族當代詩歌大系》，以及阿庫烏霧主編的《彝脈：第二母語的詩性創造》等等，收集的詩歌大多是1980年之后創作的作品。

這一時期可謂彝族詩歌發展最繁盛的時期，詩歌作為更能夠抒情達意的文類，在中國社會轉型與彝族社會變遷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學角色。2013年，我和彝族詩歌編選者阿索拉毅共同進行了統計工作，活躍在這一分期的彝族詩人約300多位。西南民院校友詩人群體的壯大也十分可觀。另外，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獎項的評獎機制也間接促進了彝族文學創作。在前十屆“駿馬獎”的獲獎作品中，有老一代彝族作家李喬、蘇曉星、普飛等人的作品，也有吉狄馬加、倮伍拉且、賈瓦盤加、巴久烏嘎、沙馬等四川大涼山的新生作家，另外，阿蕾、賈瓦盤加和木帕古體的彝文小說也曾獲得母語創作獎項。

另外，發星為彝族詩歌編選做出的努力不容忽視。作為涼山的本土創作者，他將精力投入到推動彝族詩歌發展的詩歌編選中去，從而首次公開出版了彝族詩歌選集——《當代大涼山彝族現代詩選》。在編寫規則上，他按照彝族詩歌的題材和意象進行篩選，主要選編了彝族抒情詩，為后來的彝族文學編選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后來者也在不斷更新關于編選的觀念和規則。

三 ，多元化與多聲部：全球化、工業化視野下的彝族文學

與前兩個文學時期所看到的宏大敘事和民族傳統詠唱等主題有所不同，彝族文學的第三個分期所展現出來的顯著特征便是多元化與多聲部。即便前文提及了新世紀之后彝族文學的集結性，我還是試圖將第三分期的時間節點精確到與彝族社會相關的工業化社會的轉型時期。大約在1995在大規模的遷徙、務工和流動進程下，彝族社會與漢族社會一樣，也早已不局限于封閉、傳統的鄉村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向東南沿海地區的“離鄉”之舉。全球化的進程恰恰以千絲萬縷的方式重構了彝族的“共同體”。其中，文學創作的變遷也悄然進行。我將其分為兩條主線，一條是圍繞著流動產生的，另外一條則聚焦于民族志寫作與歷史反思。

在彝族文學中表現流動，是工業化對于鄉土社會消解的表征。其中，彝族詩人吉克阿優、紀錄片《我的詩篇》的主角之一，就是流動文學派的一個代表人物。他生于涼山，是80后文學創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的身份是務工者，先后在珠三角和長三角打工，業余時間寫詩，并且他還組織了一份民間詩刊《飛鷹》，專門刊載彝族工人詩歌，“飛鷹”之名喻示著彝族民俗文化中的“鷹”之遷徙流動。另外，一些打工作家也開始涌現，比如最近頻出新作的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蘿，也曾在珠三角地區打工并創作。

在民族志寫作和歷史反思中，以紀實文學和小說創作為主。比如阿克鳩射的《懸崖村》，極富史料價值，講述了一度成為新聞熱點的四川大涼山昭覺縣阿土勒爾村在近年來所經歷的社會變遷。近年來涼山幾度進入國內外媒體和公眾視線，“懸崖村”的圖片報道就是其中一例。阿克鳩射具有多重身份：涼山彝人，雙語作家、詩人、記者，也是公務員。如果折射到文本中，恰恰是他作為田野調查者的身份。這位用民族志和非虛構寫作的彝族作家，其基于“內部視角”的思考尤其珍貴。《懸崖村》是糅合了作者以記者身份展開的十多年調研的一手材料撰寫而成，共分為上篇、中篇、下篇三個部分，分別名為“藤梯之路”、“鋼梯之變”和“天梯之上”。

另外一部較為重要的作品是俄狄小豐的《山風不朽》，同樣是涼山彝族題材，俄狄小豐選擇了涼山民主改革進程中基層鄉村與宏大社會變遷之間個體所經歷的陣痛、迷茫與新生。除此之外，云南彝族作家群的創作也值得關注。比如呂翼的小說《馬嘶》和兒童文學《嶺上的陽光》，分別從民間生活中取材，體現了強烈的人文意識；李騫的長詩《彝王傳》重述了云南彝族的民間故事，黃玲的散文《從故鄉啟程》不僅表述了在彝族地區的生活，還有著深厚的云南經驗。

值得指出的，還有彝文創作群體的多樣性。比如，在青年母語作家群體里，有若干位代表性詩人，他們的相同點都是西南民大彝學學院畢業生，但是他們創作的差異性恰恰彰顯了當下彝族文學創作的豐富與多樣性。拉瑪伊佐曾在《民族文學》上發表詩歌《通靈者之歌》，他的彝文作品也較為豐富，其創作師從阿庫烏霧，具有強烈的表演性質；馬海五達既是彝漢文學翻譯者，也是彝語詩人、彝語音樂作詞人，他創辦了彝文文學刊物《荷爾》，主要刊載彝文原創詩歌和國內外名作的彝文譯作；吉洛打則一方面繼承了彝文詩歌創作的傳統樣式，另一方面力圖在內容上有所創新。

在文學結集方面，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選集有阿索拉毅編選的《中國當代彝族詩歌大系》，這是唯一一本結合了彝漢雙語創作的選集，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并且收集了來自多省區的數百位彝族詩人的作品。縱觀當代彝族文學的發展過程，不僅可以看到文學創作與族群身份之間復雜的話語關系，也可以感受到中國社會轉型期以來的少數民族自我文化認同與新中國成立初期所定義的民族話語-族群認同之間的張力。考察彝族文學的發展歷程，事實上也為觀察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