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生態活動的理論與實踐越來越受到重視，因而生態題材書刊的出版也愈加流行。相關圖書文獻編目的不足使人們產生了一種錯誤認識，即有關生態問題的文獻是近期才出現的。本文從文獻類型學視角，對15—18世紀出版于歐洲及俄國的生態領域文獻進行了研究，追溯了該領域圖書出版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圖1 亞里士多德《動物志》中文譯本

圖2 老普林尼《博物志》原版扉頁

對生態題材的關注最早見于以下論著中：亞里士多德（Aristotle，Аристотель）的《動物志》（由三部分組成：關于動物的器官、動物的起源、對動物的描寫）；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Теофраст） 的《 植物志》；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Плиний Старший）的《博物志》。正是這些古希臘、古羅馬思想家的觀點對現代學者的生物生態觀產生了重要影響。

研究古希臘和古羅馬學者的作品可知，他們創作這些作品的時間與生態學開始成為一門科學的時間是一致的。這些自然科學家的論著包含許多錯誤的描寫和論點，中世紀時這些論著被完全教條化，因而未能促進生態學及其相關領域的發展。盡管內容不盡準確，但這些作品仍長期受到關注并十分搶手，在15—16世紀這些作品被多次再版，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上述作品出版的相關數據見表1。

表1 亞里士多德、泰奧弗拉斯托斯、老普林尼作品出版相關數據

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的發展從根本上影響了人們對于世界以及人類在世界中位置的認知。早期在陌生國度游歷而得的新發現，促使研究者對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對動植物的新奇世界產生了濃厚興趣。瑞士自然學家、環境科學教授К.格斯納（Conrad Gesne，К.Геснер）的作品《動物歷史》和意大利學者、博洛尼亞大學自然哲學教授、第一所植物園和動物博物館創建人У.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У.Альдрованди）的作品《鳥類學》，標志著這一時期的生態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К.格斯納的作品《動物歷史》共五卷，用拉丁文寫成，是百科全書式的出版物。第一卷里附有著者參考的文獻索引。第二卷和第三卷里附有插畫，其頁數占全書總頁數的1/5。書中的插畫或是作者自己完成，或是借用П.貝隆（Pierre Belon，П.Белона）、Г.郎德勒（Г.Рондле）、А.丟勒（Albrecht Dürer，А.Дюрера）的插畫。《 動物歷史》 出版于1551—1587年，19世紀前曾是生態動物學（生物學分支，研究生物體在自然和人造條件下的構造和功能）的主要教材。收藏于莫斯科市達爾文博物館的該書副本中有專題注釋，足以證明這一點。該書出版信息見表2。

表2 格斯納多卷本《動物歷史》書目出版數據

阿爾德羅萬迪的《鳥類學》也是百科全書式的書籍。在該書中，作者致力于描寫和圖解說明自然界的多樣性。該書成了當時醫生、藥劑師、植物學家不可或缺的手冊。其出版的相關數據見表3。

表3 阿爾德羅萬迪兩卷本《鳥類學》書目出版數據

這兩部作品嘗試描寫和概括動物及其在自然生活棲息地的生活方式，是16世紀僅有的生態學知名作品。值得指出的是，雖然當時生物知識的積累在火熱進行，但格斯納和阿爾德羅萬迪的學術觀點還是與古希臘、古羅馬思想家在認識自然方面具有一致性。格斯納和阿爾德羅萬迪均認為自己的活動首先是亞里士多德及其追隨者作品的延續。

通過對16世紀問世的生態主題出版物的研究，我們可以篩選出一些具有法律性質的官方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反映的是生態學知識的實際應用。當研究自然規律的自然科學學術觀點形成的時候，誰都沒有想到環境保護活動將會成為生態學學科當中的組成部分。但是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涉及環境保護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歸為應用領域的生態學出版物。在人類社會過去的階段中，該領域的法律文件規定，對亂砍濫伐樹木給予社會性的禁止和制裁，對魚類捕撈實施定量化，對鷹和天鵝等鳥類棲息地及海貍棲息地進行保護，同時也明確了防止森林火災發生的諸項措施。

“生態學的應用”最初主要出現在東歐立陶宛大公國的法律文件中。《立陶宛大公國法令》是封建權力的法律匯編，內容由14 部分組成，包括488 項條款。在這個重要的法律文件當中有7 條內容涉及環境保護。該法律文件最初用的是古白俄羅斯語并于1588年在馬莫尼奇維爾納印刷廠印刷，由副首相撒別格（Сапега）監督，由于該法在以后多個世紀都擁有法律效力，隨后又多次再版印刷。

生態科學在16世紀開始形成。在思想先進的圈子內出現了對生態學研究抱有興趣的學者，古代思想家作品出版和再版、現代研究者（格斯納和阿爾德羅萬迪）專業領域文獻的問世，均是證明。筆者選出了五本當時的書，這些書籍并不真正屬于生態學專業領域，只是包含了一些生態學的數據和總結，但正是這些書促進了生態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發展。所有的書都用的是拉丁文和希臘文在法國、瑞士、威尼斯、德國等地的私人印刷廠印刷出版。這些作品有著不同的用途，如學術的、應用的、教學的，也供研究者和普通愛好者使用。

通過分析17世紀在歐洲國家和俄國出版的自然科學書籍，筆者未曾發現可以歸入生態主題的任何一個出版物。在文獻中出現的也僅僅是提到英國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РобертБойль）以及荷蘭顯微鏡學家安東尼·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Антониван Левенгук）的個別著述及生態方向的實驗，但其著述的出版物卻無法找到。僅可以推測，這些出版物是英國皇家協會印刷的，因為當時所有學者的科研著作都在該機構內部，而不對外公開。

截至18世紀初，對動植物的研究有了量和質的提升。如果說此前的研究僅限于在歐洲國家出版的個別具體著述，那么在18世紀，著述的數量大增并且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和理論性，這也使俄羅斯生態學專業領域圖書的出版成為可能。

18世紀初，由于工業生產和對內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及與別國經濟文化交流的鞏固等，俄羅斯國內發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政治上的先決條件伴隨著民族文化、科學和教育的形成。俄羅斯文化具有鮮明的世俗性：曾一度成立科學和教育機構。18世紀主要為教會服務的出版業也曾得到發展。彼得一世執政時期開始創辦新的印刷廠并改造已有的印刷廠，出版物的主題已有所改變。如果說18世紀以前自然科學方面（包括生態內容）的書籍僅在歐洲印刷，那么隨著1728年俄羅斯科學院下屬印刷廠的開辦，俄羅斯也成了學術著作出版的重要陣地之一。

除了印刷學術書籍，俄羅斯科學院印刷廠也印刷過法律文件（法令、條例、章程）等官方書籍。這些規范性文件所研究的問題均為禁止亂砍濫伐樹木、保護瀕危物種、創建自然保護區、保護海洋資源等。

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條文在同時期頒布的法令中占比并不是很高（約3%），但重要的事實是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條文確實存在于政府的決策當中。可以完全確定的是，環境保護運動的基礎是在當時打下的。

1724年，彼得一世提倡創建了圣彼得堡科學院。根據彼得大帝的意圖，科學院不僅僅要“生產”科學，也要將其“傳播”，在這些“科學”當中包括自然科學（我們主要指環境科學）。在政府的資金支持下，俄羅斯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對具有生態學特色的俄羅斯植物群和動物群進行了描寫、研究和系統化。田野調查的成果便是科學院教授們的諸多學術著作，如С.П.克拉舍寧尼科夫（С.П.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的《堪察加地志》、И.И.列別辛（И.И.Лепехин）的《科學院博士列別辛副教授俄羅斯國家各省旅行日志》和《關于自然繁殖藥用植物藥力試驗需求的探索》、П.С.帕拉斯（П.С.Паллас）的《 俄羅斯各省游記》、Г.Ф.米勒（Г.Ф.Миллер）的《西伯利亞王國一覽》以及醫學博士С.Г.格梅林（С.Г.Гмелин）《旨在研究三個自然王國的俄羅斯旅行記》，這些成果均在圣彼得堡科學院印刷廠印刷出版。表4 為18世紀俄羅斯學者在科學院印刷廠出版的學術著作相關數據。

表4 18世紀俄羅斯學者在科學院印刷廠出版的學術著作相關數據

科學院印刷廠在當時不僅出版俄羅斯學者的學術著作，也從事自然科學譯著的出版發行，如表5 所示。

表5 18世紀科學院印刷廠出版的自然科學譯著相關數據

除圣彼得堡科學院下屬的印刷廠外，從事生態主題書籍出版發行的還有莫斯科的大學印刷廠。如它在1784年出版過英國學者威廉·德漢（William Derham，У.Дерэм）的著作《物理神學》的俄文譯本，并于1797年由該印刷廠再版。

18世紀上半葉，隨著普通教育學校和專業教育學校相繼成立，對教材的需求隨之產生。科學院教授В.Ф.祖耶夫（В.Ф.Зуев）編寫了《自然歷史圖解》，1786年出版于圣彼得堡（布萊特科普夫印刷廠），專供俄羅斯帝國人民學校使用。眾多學者將這本教材看作生態學發展初期階段的出版物。該教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非常受歡迎，18世紀曾兩度再版（1789年在布萊特科普夫印刷廠，1794年在維利科夫斯基印刷廠），19世紀又第三次再版。

由此可得出結論，生態題材書籍的出版量在200年間略有增長：17世紀有5 部，18世紀有7 部。該時期在俄羅斯出版的書籍絕大多數都出自圣彼得堡科學院印刷廠，只有少數書籍是在私人印刷廠和莫斯科的大學印刷廠印刷出版的。就種類而言，18世紀出版的生態題材的所有書籍均屬學術類、科普類、教科類和官方類。尤其要指出的是，當時的文獻在多數情況下并不能進行嚴格區分。因此，對這些文獻的分類有時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簡介

Н.И.希什金娜，白俄羅斯國立工藝大學教師。

О.В.托卡利，白俄羅斯國立工藝大學教師。

譯者簡介

張英姿，文學博士，中國科普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聯合培養博士后，主要從事科普科幻文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