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臺發現的神面紋圓型立柱式石雕

種種跡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會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經跨入了早期城市濫觴階段作為統治權力象征的邦國或者王國都城的行列之中。石峁遺址與浙江良渚遺址、山西陶寺遺址、河南二里頭遺址一樣，都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重要實證。如果將石峁遺址新近發現的諸多石刻與其他地區的出土文物圖案排列在一起，會給人以似曾熟悉的感覺。她們之間，存在怎樣的關聯？ 　　

上圖：石峁遺址皇城臺大臺基南護墻出土的平面式石雕，圖案大氣精美。 下左圖：河南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飾物，距今約3700年。下中圖： 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琮，距今約5100年。下右圖：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距今3000-5000年.。

2019年9月21日，石峁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啟動儀式在神木舉行。

從2012年正式發掘開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邵晶，就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和石峁遺址綁在了一起。春去冬來，8個年頭過去了，作為石峁遺址考古工作的負責人之一，這里成了他最離不開的地方。

“石峁遺址約有400多萬平方米，目前發掘的面積僅有幾千平方米，但持續的科學發掘已經獲取了相當豐富的信息，可以讓我們一點點復原這座4000多年前中國北方地區存在過的最大城址。”講起自己親手挖出的成果，邵晶自然滿眼笑意。

令人驚嘆的成熟石雕工藝

標示出早期中國的文明高度

這是記者第三次到石峁。“石峁皇城臺考古新發現暨口簧國際研討會”剛在神木召開。參會人數多是意料之中的——早在2018年，大家就從多種渠道獲悉皇城臺出土了許多石雕的消息，這次可以眼見為實并先睹為快。

2016年以來，石峁考古工作的重點就集中于遺址的核心區域“皇城臺”。邵晶在會議上以主題報告的形式向大家公布了皇城臺考古的最新成果：70余件石雕是在對皇城臺臺頂“大臺基”南護墻的發掘清理中發現的，其中20余件被發現時依舊鑲砌在南護墻的墻面上，其它多發現于南護墻墻體的倒塌堆積中。

最新的發現，是兩件神面紋圓型石立柱，其中一件直徑約50厘米，高近1米，現場可以看到為固定它而在地面上埋設的石圍圈。立柱上的神面圖案前后兩面對稱，造型夸張；石柱頂部還有清晰的對稱紋飾和小凹坑。神面紋圓型石立柱出現在夾墻與南護墻兩者間形成的9米寬的夾道中，這夾道相當于我們現在舉行大型活動時，特意設置的比較隱蔽的廊道，人們必須經過這個夾道才能轉到西護墻的中部，正式登上“大臺基”。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認為，這種夾道的設計是漢唐宮殿建筑才具備的要素，沒想到在4000多年前的石峁就有了雛形。

但邵晶認為石峁最有特色的石雕還是我們所見到的大量的“平面式”石雕，均雕刻在石材平整的一面上。這些平面式石雕多是對稱式圖案，有一些單體式圖案，還有組合式的圖案，既有神面，也有人面和獸面以及動物造型。有的已經具有敘事風格，如“人射馬”“人騎牛”等，有的則非常抽象，屬于符號式，比如五角星、幾何圖案等。

石雕從哪里來？目前有兩種觀點。一大批專家從使用背景觀察，認為這些石雕中的一部分可能來自其他更早的高等級建筑，比如神廟，被石峁人“舊物新用”，在修砌皇城臺大臺基時嵌入南護墻。

但也有專家傾向于它應該是專門的建筑材料。石雕上大多是我們熟悉的、似曾相識的母體圖案，可能受到北方歐亞草原文化的影響，但更多應該是承繼了中國北方地區更早的興隆洼、趙寶溝、紅山等考古學文化的“石雕傳統”，也和之后的商周青銅器的紋飾圖案有一定關聯，是一種多元文化的復合體。“它們是專門被打磨和雕刻、作為建筑材料砌在墻面上的，與4000多年前石峁先民砌筑石墻時‘藏玉于墻’、或者以人頭奠基的精神內涵大致相同，雕刻技藝很成熟，有陰刻、淺浮雕、高浮雕、圓雕等，展示出早期中國的文明高度。”

“目前我們只在南護墻外側做了發掘，就出土了這么多石雕，也許以后會在西護墻、北護墻有更多的發現。目前見到的一些石雕已經有了敘事圖案，具有了一定的表意功能。”邵晶的觀點更為樂觀。

出土20多件口簧

是當代口弦琴的祖形

中國古代的都城大部分是夯土筑造，經過幾千年歲月的剝蝕風化，很多已蕩然無存，考古人不得不“土中識土”，現在終于有一座巍峨屹立的石頭城，但考古反倒更要謹小慎微。皇城臺采用了覆斗狀或者說類金字塔狀的建造結構，最高處有70多米，四周包砌了很多級層階狀護坡石墻。出于對遺址的保護，考古隊只揭開了冰山一角。

目前皇城臺東護墻北段的石砌護墻揭露長度約120米、高8至15米。之前這里全部被皇城臺使用期間的厚達10余米的棄置堆積層所覆蓋，考慮到發掘的復雜性，邵晶他們沒有現成的辦法可以采用，最后將之分隔成了十幾段，一段一段分段發掘。就這樣，硬是從東護墻北段上部的棄置堆積層中，篩出了數以萬計的各類文物。

首先是口簧的發現。20多件形制精巧、制作規整的骨制口簧（現代稱為口弦琴）和骨制管哨、陶制球哨一起出土。這些口簧均呈窄條狀，一般長8至9厘米、寬逾1厘米，厚僅1至2毫米，由簧鞘和簧舌兩部分組成，簧鞘內鏤刻簧舌，樂器特征明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石峁考古領隊孫周勇說，最新測年數據顯示，石峁口簧制作于距今約4000年前，這是目前國內所見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弦樂器，也是近現代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口弦類樂器的祖形。

數百件筒瓦、板瓦殘片，暗示著皇城臺臺頂存在著覆瓦的大型宮室類建筑；大量的卜骨，雖然未見文字，但灼痕非常清晰，說明這里的祭祀儀式中包含了占卜的內容；破碎的陶片，裝了三四千箱，花了兩年多時間，已拼出了20多件大型陶鷹，最大的有一米多高。

數量最龐大的要數骨針，多到難以逐個計數，最后只能稱重，按照概率計算，大約有14000枚。還有各種經過了不同工序加工的骨料，展示了石峁先民制作骨針的整個過程，石峁人采集到骨料后，先把它們砸開，磨制長條形的骨片，然后將骨片進行切割，分割成細小的骨條，再將骨條打磨、拋光、鉆孔，最終加工成骨針。邵晶認為在皇城臺上一定存在著大型骨器作坊，產品包括骨針和其它骨器。

還有很多紡輪以及炭化的麻布片。知名考古學家劉莉還在紡輪上檢測出了羊毛遺存，說明那時的石峁人既可以紡麻線，也可能紡毛線；大量的箭簇，雖然沒有發現箭桿，但發現了許多箭桿整直器，說明當時石峁人已經具備了發達的造箭能力。

還有珍貴的海貝。石峁人把海貝做到了陶器上。揚子鱷骨板、鴕鳥蛋殼、水晶等也是稀有物品。“這或者說明當時石峁的統治階層政權非常穩固強大，足以支撐石峁進行廣泛的物質交換。”

石峁、良渚、陶寺、二里頭遺址

都是中華文明重要實證

截至目前，石峁古城仍是一本無字天書，人們對它的了解還非常有限。但經過考古學家的努力，我們已經大概可以讀出這座石城的一些信息。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吳小紅與科研團隊一起，從皇城臺多個位置取了纴木、壁畫草拌泥、木炭等樣品，進行了系統的碳14年代測定。“經過大量實驗及數據分析，結果顯示除個別數據較早或偏晚，絕大部分數據在時間上呈現出一致性，皇城臺建造和早期使用的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之間。”

為了計算4000多年前石峁修建城墻所耗費的人力資源，考古隊曾組織人力，不借助現代機器，修復了一段長僅20多米的倒塌城墻。30名工人足足干了一個月。整個石峁古城，內城城墻長5700米，外城城墻也有4200米，所有城墻長度加起來近10公里，殘存最高處達3米以上，可以想象當年建城時動用的人力物力之巨大。

孫周勇說，中國北方與石峁基本同時的石城遺址數以百計，僅從面積分析，以幾萬到十幾萬平方米的遺址數量最多，面積接近100萬平方米的遺址數量急劇減少，而達到400萬平方米的僅有石峁城址一座，它的核心地位顯而易見。

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建議：還是要把石峁遺址放在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進程中來研究，放在史前中國六大區系或者更多區系的相關文化范圍之內研究。盡管石峁在古文獻中沒有記載，但也要結合古文獻記載進行深入研究。

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在不斷充實著我們對于石峁的認識，那個消逝的王國一次次以不同的面貌在邵晶腦海中浮現：“我們可以想象，4000多年前，石峁這里有一個實力非常強大的王國，從北面的大青山南麓到南面的延安蘆山峁；從西面的毛烏素沙漠邊緣到東面的呂梁山區，都是它的控制范圍。這個王國等級分明，人口眾多，已經有一套維持統治的管理體系。城市建筑整齊堅固，王族居住在70米高的皇城臺上，會舉辦大型宴飲，口簧與管哨、球哨等樂器合奏，烹牛宰羊、觥籌交錯。”

當年，石峁遺址的周邊環境應以草原為主，生業形態為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系統，大量種植粟與黍。石峁的山羊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一批山羊，產肉兼產奶。石峁人同時從事農業生產、畜牧和狩獵活動。目前調查，幾乎每個山峁上都有院墻的墻體、有單獨的墓葬區。“各種小的部族或家族匯聚石峁城，滿滿當當，沒有一塊兒空地……”邵晶這樣描述。

鏈接

石峁最早因玉而被世人所知。目前統計，世界各大博物館收藏的石峁古玉有數千件左右，大概都是清末流失的。

美籍德裔漢學家薩爾蒙尼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了《中國玉器》一書，描述了他從榆林農民手中收購的一件50厘米的玉牙璋，整個榆林地區只有石峁才有這種類型的玉器。目前這件玉器保存在德國科隆遠東美術館。

1958年，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期間，被叫作“石峁山遺址”的石峁遺址首次被考古工作者記錄和關注。根據調查信息和采集標本，認為它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

196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開展陜北長城沿線的考古調查，石峁遺址是這次調查發現的諸多史前遺存之一。

1976年，陜西省文管會對石峁遺址的考古調查特別是石峁玉器的征集引起世人高度關注和學界的濃厚興趣。當時西北大學考古系戴應新教授去石峁遺址調查。當地農民稱，在高家堡鎮附近的黃土梁上，有很多石塊壘砌的墻，經常可以在墻縫中找到一些玉器。戴應新征集了126件玉器，并將調查簡報發表在1977年第3期的《考古》上，引起考古界的重視。后來，戴應新還以《神木石峁龍山文化玉器》為題，公布了這批玉的名錄和相關情況，考古界為之震動。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石峁”這一位于陜西省榆林市神木縣的偏僻鄉村，開始在全國甚至世界考古界走紅……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館開展了石峁遺址的首次考古試掘工作，但由于條件限制，曾認定遺址的范圍僅90萬平方米左右，到2000年以后，這座古城的遺址外城墻還一度被誤認為是戰國長城。

2011年，由陜西省、市、縣三家文博機構組成聯合考古隊，對石峁遺址進行了區域系統調查。2012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隊、神木縣文體局聯合組隊，開始對石峁遺址重點發掘及復查，取得了重要收獲。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論壇評選的2012年度“全國六大考古新發現”以及國家文物局評選的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3年8月，和土耳其的“哥貝克力石陣”等共同入選首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的“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十大發現”。

2016年，持續進行的石峁遺址考古與調查項目榮獲中國考古學會2011至2015年度“田野考古獎”一等獎。

寫進了教科書，已被列入申遺預備名單

2016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陜西省人民政府頒布了《石峁遺址保護規劃（2016-2030）》。

2017年7月27日，陜西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陜西省石峁遺址保護條例》，自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這是陜西省首部由人大頒布的古遺址保護條例。

2017年12月，石峁遺址入選全國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神木石峁遺址與浙江良渚遺址、山西陶寺遺址、河南二里頭遺址一起組成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的重要實證，相關內容均已經被列入中學歷史教科書。

2019年5月，石峁遺址等6個項目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本版照片分別由受訪者提供或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