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較少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頗具特色的存在，崔榮以內蒙古三少民族文學從無到有、發展壯大的歷程，顯示了黨的文藝政策和文學組織活動對于少民族文學發展的重要作用，尤其強調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和各級文研班的教育、推動與激勵功能，這是社會主義文化體制建設的優越性體現。內蒙古三少民族文學的民族性、地域性、神性書寫，已經顯示出其特異的美學氣質和探索精神，所展示出來的薩滿文化、生態觀念等方面內容在未來將持續發揮精神療救的作用。

——主持人劉大先

崛起、探索與進?。簝让晒湃倜褡遄骷椅膶W之路

崔榮

中國當代文學70年，有一個文學現象將永被歷史銘記：很多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才從無到有、發展壯大。這其中，達斡爾、鄂溫克和鄂倫春三個內蒙古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崛起、探索與進取的文學之路意味深長。它是上述三個族群作家主體意識覺醒的結果，又更體現著黨的文藝政策推動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偉力，記錄著文學外部力量對文學生長的重要作用。而浮出歷史地表后，“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的發展，又呈現著多元文化場域之中，面臨巨大生產生活變革的作家們面對歷史和時代的哲學思考與審美選擇，未來何為，已然清晰。

一、 歷史性的崛起

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族作家文學的整體崛起是在上世紀80年代。雖然十七年時期就曾有達斡爾族巴圖寶音《鄂倫春旗誕生》和鄂溫克族烏云達賚《何興哥鬧夜》出現，但未能形成創作規模。成為令人矚目的現象，與上世紀80年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受到重視的文學環境、黨和政府的著意引導、文學創作會議的拔擢啟發、文學批評的及時跟進關聯莫大。

必須回到1980年7月全國第一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歷史現場。這次會議是“文革”后少數民族文學復興的轉折點，更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發生的起點。會議決議以《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紀要》形式迅速落實，尤其是強調各地作協及有關文學期刊要將發現和培養少數民族作家作為自己的職責，這成為“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破土而出最直接的原因。

今天回首，其時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內蒙古文聯和各級各類文研班的助推功不可沒。建立組織是第一步，1982年，“三少民族”聚居的各旗文聯作為基層組織成立，發現和培養三少民族作家的工作有了實際依托。三少民族作家培養的諸多措施中，效果顯著者為文研班，幾乎是點石成金。鄂溫克族第一位作家烏熱爾圖的成長過程中，是1981年到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的學習讓他擺脫“文革”印記，走向叢林經驗，之后的短篇小說在“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三連冠，標志著鄂溫克族作家文學，尤其是小說，既在他手中開始又在他手中成熟。同樣，后來成為鄂倫春族作家文學第一人的敖長福也分別在1982、1985年參加內蒙古師范大學的文研班和中國少數民族文學講習班，《獵人之路》《阿美杰》等獲獎之作得來并非偶然。此外，達斡爾族的蘇華、薩娜，鄂溫克族的安娜、杜梅，都有在自治區文研班或是魯迅文學院文研班的學習經歷，為其成長成熟持續助力。

筆會的作用亦不可小覷。1981年開始舉辦的三少民族文學創作會議，長期、大量、優質地培養三少民族作家，達斡爾族的第一代作家巴依爾、阿鳳，鄂倫春族的第一代作家敖長福以及阿黛秀，都是在筆會上被發現的文學新人，后均成為本民族作家文學的拓荒者或接力者。1987年，19歲的蘇莉參加筆會，其處女作《紅鳥》被發現并在《上海文學》刊登，很快她就成為達斡爾族作家文學的中堅力量。很多三少民族作家，都曾于此匯聚，又在會后成為燎文學之原的星星之火。另外，依托創作會議、改稿會等，一批有遠見有擔當的編輯、作家和研究者，如孟和博彥、張志彤、鄧青、馮國仁等在1981年春啟動發現三少民族作家的工作，孟和博彥的評論之于烏熱爾圖的影響擴大，鄧青的指點之于杜梅的迅速成長，效果卓著已是文壇佳話，這一筆會至今仍具活力，并已成為創作共同體，形成良好的品牌效應。

盡管最初的創作不免稚嫩，所寫多為本民族的生活習俗，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但這批嫩芽被集中培育，又逢著黨和政府當時營造的文學環境直如陽光雨露，“三少民族”文學迅速蓬勃成花的原野，烏熱爾圖的全國短篇小說三連冠之后，敖長福、阿鳳、杜梅、蘇莉、薩娜相繼獲得國家級的創作獎項，“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的歷史性開端以崛起的態勢呈現，至今令人側目。

二、 未曾中斷的探索

獲得藝術上的特色和高度既是文學發展的內在要求，又是已生發的“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繼續探索的內在動力。

向族群文化的深層掘進，是三少民族文學探索的第一個向度。尤其是1985年前后，開創三少民族作家文學歷史的第一代作家們開始自覺探向本民族文化內部（未能理解此句要表達的內容），并著意表現其特殊性與價值，烏熱爾圖最具代表性。他的《胎》（1985）和《雪》（1986）極具轉折意義，前者寫獵人為懷孕的妻子違逆古老狩獵規則獵捕懷胎母鹿，在射殺母鹿時將其與自己的妻子混同，又在獵鹿成功獲取胎盤后陷入懊惱自責的心牢中，雖生若死。由此，烏熱爾圖刻寫出鄂溫克獵民獨特的文化心理：篤信萬物有靈的鄂溫克人深刻意識到天地之間，人、鹿同為生命，但生存之需又令其持續殺戮。由此產生心理的畏懼、選擇的煎熬和人鹿難分的幻覺，這種心理情緒的糾結交織與現實的生存悖論鑄就鄂溫克人極為特殊的文化心理——面對自然既勇毅進取又取予有度、敬畏節制?！堆愤M一步思考人和自然的關系：當無所顧忌的年輕獵人在強烈功利目的推動下以征服自然的野心不擇手段地獵鹿，終至逼死公鹿、將懷孕的母鹿逼到冰上時，受到雪崩嚴懲，老一代獵民講述的人和自然萬物平等共生的故事則在小說中寓言般回旋。這兩部小說的界碑性質在于，此后烏熱爾圖的創作不再僅是展示叢林狩獵生活，而是開掘著狩獵生活方式與鄂溫克民族心理的殊異處及價值所在，其寫作由此進入民族文化的根基性部分，文學的視域、深度都得到有效延展和深拓。

始終持續的文學探索與特殊的審美選擇讓“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極為鮮明。烏熱爾圖、敖長福、薩娜、杜梅、蘇莉等作家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創作中，薩滿傳說、族源祖源故事、抗擊外來侵略往事，成為集中且富于特色的三個題材向度。薩滿教曾在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民族中產生過廣泛深長的影響，薩滿題材因此反映著他們精神世界的全部特殊性；同時薩滿信仰、文化的變化，又折射著歷史的變遷，因而《薩滿，我們的薩滿》《有關薩滿的傳說與紀實》等觀照的既是市場經濟下道德操行的異變，亦彰顯著敬畏的不可或缺與反抗精神的剛硬恒久；《你讓我順水漂流》《叢林幽幽》《皈依》《伊克沙瑪》《敖魯古雅，我們的敖魯古雅》等小說均可視為族源和祖源故事，書寫族群往事意在追索民族文化根脈，但現實一直都是深在背景與參照維度，檢視生產生活方式變革帶來的文化、精神之變是意旨的最遠處。而族群性格在時代巨變中不變的部分，比如自然之愛、敬畏之情是作家們不斷返回并引以為傲的。歷史上，三少民族的生存之地構成邊境線，物產豐饒但人數較少，俄日等國多次進犯，但他們抗俄、抗日時卻以弱勝強、決絕無畏，這成為額爾敦扎布《凌升》、烏熱爾圖《雪天里的白樺林》、薩娜《紅罌粟》、慶勝《薩滿的太陽》等抗日抗俄敘事的立意所在，與生存之地血肉相連的情感，對族群剛強不屈性格的刻畫讓“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的地域性、民族性書寫悲慨厚重。

“三少民族”作家文學探索的一個重要收獲，是已形成神異、沉郁的文學風格。因為在世界觀、價值觀上篤信萬物有靈，理性的認知自然轉化為創作時的感性與靈動：萬物與人之間、萬物彼此之間在作家們的書寫中同生共感、交融互換，薩娜在《伊克沙瑪》中寫8月的林中，一切草木都像泉水一樣汩汩生長；空特樂寫獵人放下獵槍后的迷惘是“他像跑累了的老狍子，不知什么緣故流落到這兒了”，這里，人和萬物沒有分別更無高下，只是彼此映照，其互證互識讓作家的文字精準生動、聲情并茂。天人、物我合一更決定著作家獨異的文學想象：印象、知覺、夢境與真實交織；玄想與現實互換；人與萬事萬物聯覺通感，文本因而想象力飛騰、詩意盎然。薩娜《卡克，卡克》中的卡克、《達勒瑪的神樹》中的達勒瑪都能聽到人砍樹時，樹在喊疼；烏熱爾圖則以夢境和空中出現話語等異境表達對莫測自然和天地規則的敬畏；空特樂的觀念里，森林是她的親人，文字也就攜帶著森林的氣息，她在《爸爸味兒》中描述“當我漫游在森林的胸懷之中，被森林以期待的目光所注視”，森林這里如父如兄；而母親的山歌能讓人“體悟出一股股潮濕的森林氣息不停地灌入你所有的毛孔。在她的山歌里有她祖先深深的足跡以及他們獨具魅力的做人的風格，那對天對鳥對樹的崇拜！”民族的歷史和信仰，被如此多感聯覺、厚重飽滿的文字表達，整體風格便具令人驚嘆的鮮活質感。三少民族作家們的文學探索，碩果累累。

三、 面向未來的進取

當代“三少民族”作家文學蘊蓄著巨大的發展潛力。這首先緣于，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這三個少數民族生存之地接近又同漢、蒙古、錫伯等其他民族相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讓他們居于多重文化的場域中，無論是像烏熱爾圖，從小接受的是漢文化的教育；還是如薩娜，幼時來自天南海北的知青們給她帶來多樣文化，無疑都說明，“三少民族”人數雖少，卻擁有文化上的富礦，多維的文化視野讓他們在區別和差異之中返歸自身的文化和生活，在更本質的層面把握和深掘著自己民族文化、族群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部獨特性。在全球化帶來的文學創作同質化問題和地方性知識興起的潮流中，這種獨特性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三少民族”作家擁有面向未來的足夠底氣還因為，四十余年來，他們身處助益其發展前所未有之良好創作環境。多方合力推動的70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建設進程，讓原本以漢文學史為中國文學史的文學史觀得到根本改變，具體到內蒙古自治區，對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的重視與扶持不僅反映在1981年以來，三少民族作家筆會聚攏人氣也激發士氣；還反映在作家培養時注意吸收三少民族學員，不斷發現新生力量；此外還成立“內蒙古‘三少’民族文學委員會”，對其發展給予特殊重視。這一系列科學、連續的舉措，為“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發展營造了理應騰飛的外部環境。

“三少民族”作家隊伍陣容堅實。一方面，三少民族作家中的成就卓著者，如烏熱爾圖，受到政府嘉獎和學界高度重視，形成明顯激勵效應，后起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薩娜和蘇莉等也起著領跑作用，這種正面示范，效力不可忽視。另外，目前的三少民族作家隊伍代際特色突出，50后、60后的作家們鋒芒猶在，烏熱爾圖具有學術性的非虛構寫作，薩娜的小說創作，蘇華蘇莉的散文寫作，日漸爐火純青；70后、80后作家生氣勃勃，達斡爾族的晶達、鄂阿娜，鄂溫克族的德純燕（德純燕好像不是內蒙人，因標題是內蒙古的三少民族，需要進一步確認，讓澤宇確認一下），鄂倫春族的白劍，都已氣象漸成，穩定而富有活力的創作隊伍，將利于締造新的文學高峰。

新時代的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族作家將有大作為，也由其身處的歷史階段決定。這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學的優良傳統，從烏熱爾圖《一個獵人的懇求》《老人和鹿》、敖長?！东C人之路》開始，其文學實踐就始終關切民族發展的成就和問題。而三少民族文學的發展，也正伴隨著民族生產生活方式前所未有之歷史巨變，回應時代、有所擔當的三少民族作家記錄波瀾壯闊歷史長河中人與時代的巨變故事時，也就精彩講述出中國故事。

加強與本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的聯系并有創新性發展曾是三少民族作家文學成功的法寶，那些高頻出現在小說、散文、詩歌中的神秘薩滿儀式以及帶有傳奇色彩的“莫日根”故事，以及蘊藏其中天馬行空的想象方式，曾給三少民族作家文學深植厚重的文化底蘊，現在，鮮明悠久的民族文化，依然是當下的三少民族作家們在新時代的文學征程中披荊斬棘、開疆辟土、確立藝術特色的利器。

三少民族作家文學敬畏自然友愛萬物，他們也經由關注生態惡化問題發現人與自然關系被損害、人的異化等現代社會弊病。《瑪魯呀，瑪魯》《你讓我順水漂流》《薩滿，我們的薩滿》等寫出人類向山林無度索取時的丑態：他們毫無節制，像是長著滿嘴白牙的螞蟻，人已非人。觸目驚心的生態惡化，具象化的是同樣觸目驚心的人類之無所顧忌乃至恣意妄為。以此，他們為巨變的時代喚回魂魄和初心，其文學也就具備了超越民族文學邊界走向世界的可能。

回望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三個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發展遷流漫衍的歷史脈絡，可以確信的是，已經卓然站立的他們，必將會在中國大地上創造出更富想象力、價值和詩意的民族精神史詩與文學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