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10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誕生的第15位女性獲獎作家，還是南韓一本在其國內激起千層浪《82年生的金智英》，或者是影視作品里越來越多的脫離溫柔、善良、脆弱等標簽的“惡女”形象，這些都意味著“女性”正在成為一個愈加豐富和重要的意象。早在5月14日，就有四位女作家——葛水平、黃燈、梁鴻和尹學蕓，她們曾離開鄉村去往城市，現在又以城市身份回到鄉村，在呂梁文學季，在山西賈家莊，圍繞“鄉村書寫中的女性視角”主題，以女性寫作者和女性觀察者的身份，向鄉村內部投去注視的目光，去發現、探討和對話。

失語的鄉村“女兒”

“你要做我的女兒，我就要把你嫁給他；你不想做我的女兒，那你上吊去，討飯去，挨餓去……我所有的家產，你永遠別想來沾光。”（【英】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當朱麗葉謝絕父親的好意，表示不能嫁給帕里斯時，父親卡普萊雷霆震怒，讓這絕望的女子更加絕望，她大概想不到平日里疼愛她的父親如何一句話就能翻臉。

“你不能不聽父親的話，那個時候父親是絕對的權威，”梁鴻講述了她在英國觀看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感受，“之前所有的溺愛都是有限條件下的關愛，一旦面臨真正的選擇，父親是絕對的權威。無論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這都是一個基本狀態。”

對朱麗葉來說，她要完成從“父親的女兒”到在文學史上被銘記的“女人”，所必須經歷的就是對于“父親”的反叛，反抗“那個歷來不可觸動的、超越一切肉身之父的封建‘理想之父’：他的禮法、他的人倫、他的道德規范乃至他的話語——構成父權形象的一切象征。”（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由此第一次獲得對自我主體的精神認知。

因此當我們探討鄉村中的女性形象時，不可繞過的第一個身份，就是女兒，這也是梁鴻的一重感受，“一方面父親對孩子是相對比較溺愛的，但另一方面一旦女兒犯了錯誤，或者到了婚嫁的年齡，父親是有絕對權威的。”

在梁鴻的長篇小說《梁光正的光》里，就呈現了這樣一種父女關系，也呈現出鄉村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生存狀態。雖然并不完全一致，但小說中的確有她父親生活的影子，“我們村莊當時有幾個怕老婆的男子，我父親是其中一個，他們就相互取笑你怎么怕老婆？大家都不承認，怕老婆在鄉村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甚至，對于某些地區，某些家庭來說，男性的主導權不僅僅體現在“怕老婆”所帶來的丟人感，而有著更殘忍的面貌。葛水平的《喊山》中，啞女被拐賣到大山里，賣給一個有暴力傾向的男人，當男人被同村人設下的炸獾圈套意外炸死之后，她拒絕了所有賠償，男人的死讓她獲得了失去已久的輕松和聲音。“啞巴在喊叫中竭力記憶著她的失語，沒有一個人清楚她的傷感是抵達心臟的。她的喊叫撕裂了濃黑的夜空，月亮失措地走著、顛著，跌落到云團里，她的喊叫爬上太行大峽谷的山脊把山下的植被毛骨悚然起來。”（葛水平：《喊山》，《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07年第12期）女性在長久的壓抑和控制之中失語，只有在進入一個新的角色時，或者施壓者消失，才得以重新獲得話語的權利。以至于女性“掌控”命運，往往要借助男性來實現。

鄉村女性的多種面貌

葛水平與趙樹理同是沁水人，十分熟悉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她觀察到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她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鄉村女性，喜歡打扮，然而趙樹理把她臉上抹的粉描寫為秋冬清晨時在鄉村路邊可以見到的“驢糞上撒了一層霜”。“其實鄉村里面美好的女子形象，入到小說里面，有時候未必是很美好的。” 葛水平說。

黃燈在接到“如何看待鄉村女性”的話題之后的第一反應便是指出被這一概念所覆蓋的差異性。小時候和奶奶一起生活，黃燈接觸到非常傳統的價值觀——在她還不懂得老公這個詞的含義時就被教導要對老公好，因為“如果你對老公不好，而老公的脾氣不好，你也沒有什么好日子過。”然而當她長大，發現世界并不如此，她在湖南的生活經驗告訴她，現在鄉村女性的生活并不如許多媒體里面所報道的那樣——依然是一種傳統固化的、愚昧落后的奴役或壓迫。

隨著離開鄉村的年輕人的出走，那片土地的輪廓漸漸模糊于遙遠的過去，以至于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并不是鄉村的真實面目，而是一個抽象的面具。農村的家庭關系與觀念上已經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包括年輕一代獨立程度的增加、老一代權威的下降、青年婦女在家庭人際關系中的活躍角色等等。”許多我們的刻板印象的諸如農村人“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如城市一般追去愛情。”（【美】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都被打破。

黃燈不由得想起她在家鄉所觀察到的外出打工的農村女子，她們的婚姻或生活狀態要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她們生長在一個相對封建和封閉的環境，之后卻面對一個開放和流動的社會，她們所做出的選擇與行為結果往往不能作簡單的價值判斷。黃燈見到過村里面年紀很小的女孩子，因為爸爸媽媽的安排和一些忠實可靠的男人結婚生子，本可以安穩無憂地過一生，但是到外面去打工后發現生活原來可以充滿激情，婚姻原本可以有情感交流，于是她們堅決回來離婚；而另一些女子，她們也許表現得像一個傳統意義上賢良、溫柔的女人，但卻在家庭以外還有情人。如果不去作道德判斷，這些各種各樣鮮活的女子無疑大大豐富了我們對農村女性的觀感。

避免二元對立的性別觀

如果說“五四女性以沖出家庭、戀愛自由為始點來爭取個性、意志、自我價值的解放，這種解放以娜拉出走后的經濟問題為終點”，那么我們現在的婦女解放則“以制度上的經濟自主為始點，擺脫了肉體虐待的命運后，以自由戀愛為終點。”（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在今天女性取得經濟地位的同時，我們仍然無法擺脫對于“女性”群體氣質的刻畫，梁鴻敏銳地指出我們常常所忽視的地方：諸如廣告里永遠與家務相聯系的母親和妻子形象以及一些認為女性應當天然地承擔更多家庭內部責任如撫養兒女、管理家庭財務等的觀點。

女性還不斷面臨著來自男性的無意識“警告”。“像我這樣還算比較獨立的女性，也經常接收到一種來自朋友和丈夫的朋友的強行警告——‘你還想怎么樣’？”梁鴻坦誠地說，這種警告以玩笑式的話語作為掩護，但背后是一種延續了千年的頑固傳統，警告女性不要脫離夫妻關系的掌控。

這提醒著我們，在今天仍然需要重新面對女性的精神與文化獨立問題， 但梁鴻提醒我們要避免陷入二元對立的敵對思維中。因為指責總是比理解要來的簡單，倡導女性對主體性的建構、反思文化對女性身份的壓抑，有時候會走向“女權至上”的境地，用簡單化、抽象化的指控來消除男女的一切差異，追求絕對極致的平等。這種追求回避“性別”，然而無差異地否定兩性間存在自然客觀的區別本身就具備不道德的特征，最終導致的將會是 “男性視點、立場，男性的主體——主人意識在文化心理層面的繼續統治。”（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