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可以用友情和無限交談來概括，各種思潮、文章蓬勃發展，且都具有新啟蒙態度的統一性：每個人都可以直言不諱；每個人都誓死捍衛自己的觀點，吵得面紅耳赤也在所不惜；每個人都相信朋友不會因為劇烈地爭論而介意；每個人都覺得爭論很有意義。”

意大利學者阿甘本曾在題為《什么叫同時代人》這樣界定“同時代人”：一、當代人是如此密切地鑲嵌在時代之中，但是他又是不合時宜的人，所以他跟時代有一種非常復雜的關系；二、當代人是緊緊地凝視自己時代的人，是感知時代的黑暗、感知時代的晦暗而不是光芒的人；三、當代人有意識地關注時代的斷裂，甚至有意地制造時代的斷裂。這篇文章對著名批評家黃子平的啟發很大，也開啟了他的自我反省之路。

近日，在“同時代人的文學批評”活字文化論壇上，黃子平與同為“燕園三劍客”的老友，著名批評家錢理群、陳平原，以及他們的至交趙園，通過追溯80年代的學術氛圍與個體經驗，共話往昔，聊文學、談交游，探討何謂“同時代人”，以及當年的同時代人如何看待“同時代性”。

在黃子平看來，同時代人是在時代斷裂時，突然聚集在時代斷層上，尋找新表意系統來寫作的人。譬如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拉美文學爆炸、中國的‘五四’時期和80年代，這些時代的共通點，是時代的斷裂。在歷史中斷的地方，連續性的敘事無法滿足時代的要求，只有依靠文學進行想象、創造，來修復斷裂。文學的重要性便在歷史斷裂處體現出來。他不贊同以“70后”“80后”“90后”等出生年齡作為劃分作家的標簽，“同時代人不是逆時代而動，而是如此深刻地卷入時代，但保持著尼采意義上的不合時宜。同時代人，能夠感知到時代的黑暗之光，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

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文學的共通體”

誠如法國學者布朗肖所提出的“知識友誼”，即這種友誼跨越時空，可能一輩子見不了幾次面，但會非常關心對方的寫作，關注他們提出的問題，對彼此的問題進行辯論、反駁。黃子平認為“知識友誼會衍生出更大的概念：文學的共通體，不是‘同’，而是‘通’。‘同’是僵死的，‘通’則是‘和而不同’。”無論是錢理群、陳平原還是趙園，和黃子平的交往都可視作“知識友誼”典范，也是“文學的共通體”。

錢理群回憶起一同走過的80年代。在80年代，“學術聊天”不僅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種文體。“當年的各種思潮源于那個年代的無限交談，在此背后，有一種新啟蒙的態度。”80年代最令錢理群懷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是一種思想自由、解放時代的人際關系，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追求為基礎，超越人與人之間利益的關系。”他特別回憶到，當年學生如果上完晚自習路過自己住的樓房，只要看到燈還亮著，不管什么時候都可以立刻推門進去敞心交談，談到深夜。錢理群用“彼此尊重、保持不同；各自獨立、各自互補”來形容由黃子平、趙園、陳平原所組成的“同時代群”的關系與情誼。

黃子平的學術思想對錢理群的研究也產生了極大影響。錢理群視為重要代表作之一的《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其實是在黃子平有關火車比喻的啟發下創作而成的。錢理群將此關系總結為“交互支持、相互溝通、相互啟發、相互補充”，這種關系不僅存在于錢理群與黃子平之間，也存在于那個時代的學人之間。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曾有“南吳北黃”之稱。吳亮雄辯，而黃子平機智，文章處處譏諷。后來吳亮轉場，跟畫家打交道，甚至還寫起了小說，而黃子平，依然在當代文學評論領域堅守。他們兩個共同之處在于修辭方面都非常講究。“師輩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到50年代到70年代的修辭套路，而打破這種套路，是一種比較困難的努力。”趙園談到。

在趙園看來，黃子平的鴻篇巨著雖少，但其擅長寫精悍的短文，“濃縮、凝練的文字很難寫，這正是年輕學人所必須的學術訓練”。黃子平所言“害怕寫作”是出于“對寫作的矜重，對于修辭的苛求”。即便是厚厚的專著《革命?歷史?小說》，仍然不是制式化的學術著作，而是有閑筆、逸筆，介乎職業寫作與隨性寫作之間。黃子平的批評不是炫技式的批評，而是有溫度、有口吻、有性情。“現在制造學術的技術成為趨勢，沒有主體沉浸、沒有感動、沒有真正的憤怒。職業化的、沒有性靈的文學批評成為一種風尚，我為此感到憂慮。”

趙園以黃子平的另一本著述的名稱——《邊緣閱讀》，來解釋黃子平的文學視角：“他既處于香港文化界的邊緣，又處于大陸文化場域的邊緣，這種邊緣影響了他的選擇和他觀照對象的方式。”談及與黃子平的交游，趙園回憶：“我的第一本學術作品《艱難的選擇》請子平寫的小引，后來又有他為我《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寫的書評，他對我當代史研究的鼓勵與支持，我真是感激莫名。”“時代變遷，總有一些不變的東西，這些東西彌足珍貴。活到這個年紀，感到幸運的是擁有這樣的一批老友。”

作為四位“同時代人”中最年輕者，陳平原提出了“同代人的異感和異代人的同感”的觀點。在同代人之間、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有支持的一面，也有競爭的一面，甚至是并不得體的競爭。“長輩和晚輩很容易對話，同輩人之間很難對話。距離某種意義上會產生美感，因為距離減少了不必要的摩擦。” 陳平原接著提出了“同代人作文學批評，隔代人作文學史研究”。“同代人因為精神上的過分同構，容易產生溢美之詞，批評有失客觀，王瑤先生曾告誡，做批評的人不要和研究對象走得太近。”而歷史研究則必須經過歲月的沉淀：“不要太早進入回憶。我必須冷靜地、客觀地看待我走過的美好又不無遺憾的80年代。我經歷過，我看到，我反省。”

“理解自己這一代人，努力理解上一代、下一代人，穿越代際鴻溝，是我們該做的事情。要像老錢一樣，‘假裝年輕’，繼續往前走。”陳平原說到。

“像他這樣的人，有一個就足夠了”

論壇的下半場，黃子平的三位后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聯芬，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分別講述黃子平對他們學術生涯的影響，以及他們對黃子平創作與批評的理解。

吳曉東引用美國小說家福克納形容法國作家加繆的話來形容他心中的“子平老師”：“像他這樣的人，永遠不會很多，但總會至少有一個存在于某處，而這樣的人有一個也就夠了。”

作為曾經的北大中文系學生，吳曉東坦言，在學術生涯中影響最深的就是黃子平老師，黃子平不僅啟蒙了他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關于主題學的研究思路，更提供了理解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標桿。

1988年前后，黃子平開設了“文學主題學”的課程，研究文學中的自殺、疾病、死亡這類主題。2003年非典之后，“疾病文學”的主題學研究蔚為大觀，而黃子平的研究超前了十幾年。此外，黃子平還通過講座將結構主義理論帶入他們的視野之中，這讓他們這代人與受到存在主義深刻影響的上一代學人們有了本質區別：“我們這代人號稱‘結構主義’的一代，更愿意從結構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文學和文本”。

在吳曉東看來，黃子平批評的精髓、精神深處的東西很可能是解構思維。“解構思維即是把社會、歷史不再當作是客觀存在的實體，而是看成和文本一樣需要破譯的對象。”

“黃老師在人大叫‘黃三百’，他要求學生對看過的每部作品要寫300字評論，既要有獨特見解，又能夠對作品有所概括，很多學生都表示非常受益就這個教育。”楊聯芬談到，人大的學生至今想念他們的“子平爺爺”的課堂：“從學生口中得知黃老師是如何對待每一堂課的，他的人品、學養、學風，很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君子人格。”

“黃老師的文學批評有非常敏銳的思想，對語言有非常的敏感，具有經典文學作品耐讀的特性。”楊聯芬對黃子平的文學批評很有感觸。她以新書《文本及其不滿》中的篇章為例：評點張愛玲的《更衣對照亦惘然》具有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共情；《魯迅的文化研究》一篇則體現了黃子平對趣味的追求和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批評的位置》中對薩義德的引用令人感知到“其自由灑脫的外表下內心的良知與力度”；《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則引經據典、娓娓道來，有一種氣貫長虹的力量和沉潛在節制幽默后的深厚悲憫，是當代文學史中的難得一見的佳作。

黃子平是77級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生，也是賀桂梅的“大師兄”。“深刻的片面”、“創新的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功夫都沒有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敘述模式’”……這些關于黃子平的“故事”，是她在校園里耳熟能詳的典故。

賀桂梅認為，錢理群是有學問的思想家，趙園、陳平原是有思想的學者，而黃老師是有思想的批評家。黃子平的新著《文本及其不滿》將使當代文學界和思想界重新思考什么是有意義的批評。“黃老師的批評能夠與創作者平等對話、甚至擁有穿透作品的力量。如今，文學批評式微，熱火朝天的評論場不再，批評的力量逐漸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黃子平作為一位批評家的位置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談及文本研究，賀桂梅表示，研究者一般將文本分為內部與外部，內部是封閉的，但在黃子平的批評實踐中，文本之外無物。

作為“70后”一代學人，賀桂梅自省沒有太多社會歷史構造的個性，熟悉的多是學院流水線式的知識生產方式。而在黃子平“同時代人”的觀念影響下，“有強烈的想理解同時代人的沖動，我想這是一個主體實現的過程”。

黃子平將閱讀自己的作品比作“照鏡子”。在鏡子中看到的具有黃金比例的完美形象并不可靠，隨時會被“多幾根白發”“胡子也沒刮”等不穩定因素打破。最后，他引用福柯的理論作總結：“烏托邦帶來安慰，異托邦帶來煩擾。正如親友給予的批評或贊美，不斷在兩個空間內折騰。”（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