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梁曉聲的長篇小說《人世間》時間跨度40 余年，展現了眾多人物的生活變遷和情愛關系糾葛。本文從小說刻畫的多組情愛關系入手，從欲望、倫理與權力三方面探討《人世間》情愛敘事的特質，分析作品中的情愛價值指向。首先，梁曉聲在日常生活敘事中由欲望出發建構出各異的情愛關系，但最終將其指向一種包含健康情欲與理性承擔的愛情；其次，在情愛倫理層面，作品呈現出以情為基礎的特點； 再次，作者堅持現實主義的平民立場為其筆下人物理想情愛的實現提供了溫情的自我探索道路。

關鍵詞：梁曉聲 《人世間》 情愛敘事

在剛剛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人世間》中，梁曉聲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和多層次視角，延續了他1990 年代以來創作中以平民視角所持有的責任關懷。小說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多維度的展現，以及對多元化情愛關系的表達，呈現了一種情愛理想的建構，其中也蘊含著梁曉聲對情本位倫理關系的思考與個體在自我實現道路上的精神探索。

“情愛”包含著情感與欲望兩個層面。情愛關系所傳達出的本質并不囿于敘事內容本身，而能夠反映人物獨特的精神追求與其自我實現的獨有途徑。在《人世間》中，梁曉聲筆下的理想情愛關系就是一個由肉到靈、靈肉合一的過程，個人通過情愛達成自我成長，而情愛的存在也豐富了人生的存在形式， 其落腳點始終在于生命的探索。作者在20 世紀中國這幅巨大的生活圖景中，將日常中的情欲書寫以及對情和理的思辨貫穿在小說之中，借此建構出梁曉聲式的情愛理想與生活哲學。

一 情欲的日常還原與理想升華

情愛與性在人的生活中難以剝離，男女情愛的發展離不開性，一方面，無性的愛和婚姻被認為是不道德的，對性的大膽描寫也成為許多作家表現人生苦悶與困境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在藝術語境之外，有關性的話題仍被排除在公序良俗之外。而在小說《人世間》當中，梁曉聲使作為道德禁區的性回到了日常生活領域。盡管小說中對男女兩性不同角度下的欲望呈現出不同態度，但梁曉聲更注重的是對和諧情愛關系的建構及情愛對個體成長的正面影響。

在《人世間》中，梁曉聲將性愛放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自然呈現，性不再是被壓抑的、可恥的私密經驗，這種呈現方式無疑肯定了個人欲望的合理性。此外，小說還強調了健康的性愛對人生的重要促進作用，正如小說所寫的：“至于性事，在他們之間一向起著從肉體到心理互相犒勞的作用，往往成為他們抵御貧窮、不幸和困難，共同把人生堅持下去的法寶。”①

在不同性別視角下的欲望敘事中，當隱含作者以男性敘述者視角切入時，其欲望心理往往能得到細膩而飽滿的刻畫，但在表現女性主人公時，女性的情欲有時則被忽視了。我們可以看到小說中對鄭娟的情欲描寫，但在對周蓉與郝冬梅的刻畫當中卻幾乎看不到一絲欲望的坦誠流露，尤其是信奉愛情至上、感情自主的周蓉，她的感情生活中欲望幾乎是一片空白。其次，對蔡曉光和他的情人關鈴之間的情愛關系描寫，帶有一種對女性的“欲望工具化”和去自我化的意識。當作者在塑造周蓉的其他人格特質時，她是自主、叛逆、熱愛思考的獨立女性，但是在欲望書寫中，她卻又自甘于客體化，成為一種客觀的“欲望對象化”的存在，小說中蔡曉光說： “男人不能只靠偷嘴活著，你是我色香味俱全的主食。”②而周蓉竟也自喜于：“我夫有戀‘舊物’的雅好。”③女性在情愛中表現為色香味俱全完美的“物”，其女性自我被模糊甚至分裂。此外，在周蓉赴法期間， 關鈴甘于奉獻肉體，自愿成為蔡曉光“在國內的周蓉”，小說在單獨描寫二人的關系時， 女性主體的個人意志與感情處于失語狀態， 而外部社會對其價值評價的出發點則源于男性主體的需求，因此在性別立場上略顯偏頗。

此外，隱含作者關于女性身體的敘述成為了情愛關系建構中的矛盾點。在對女性抱有自我實現的精神期許的同時，隱含作者也將女性身體置于男性凝視之下，在女性形象的建構中加入了一系列符合男性期待的“女性特質”。如小說在以秉昆為內視點描繪春燕形象時，他以略帶嘲諷的話語表達對春燕肥胖身材的嫌棄，同時看似中立的敘述者也介入評價，認為春燕的“身材未免太茁壯了”。④當小說在描寫男性欲望凝視下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時，往往既強調她們優秀的品格，同時也在外貌方面為她們設立了兩項標準：美麗與纖瘦。比如小說花費筆墨描寫周蓉與鄭娟如何在產后依然維持窈窕的風姿，甚至鄭娟在步入中年發福之后“又奇跡般地恢復了好身段”。⑤此類文字中對于女性形體看似理想化，但在某種程度上卻拒絕了正視女性身體的真實。瑪麗?皮福認為：“定義‘優秀’女性所隱含的身材標準來源于男性的偏好，因為纖瘦的女人往往不具備威脅、不會擠占男性生存資源，同時激發了男性的保護欲。”⑥小說中的女性一旦接受了這樣的設定，其自身的個性就被外在的纖弱與嬌嫩所掩蓋，成為男性彰顯權力與自我的符號；就如同布魯克斯所言： “在現代敘述文學中，主角通常渴望著某個身體，而那個身體對于主角來說顯然象征著‘至善’，因為它似乎擁有著——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滿足、力量和意義的鑰匙。”⑦ 這把鑰匙誘惑著男性的同時，也塑造了不真實的女性，恰如小說透過秉昆的“欲望之眼” 所表現的鄭娟，她是“紅樓夢中的小女子， 會讓一切男人憐香惜玉起來”⑧。

即便存在著這樣的不足，但小說中女性的主體性仍未被完全壓抑，作家通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情節設置對其作了彌補。周蓉對情愛自主的態度與情感歷程的表現，都能體現隱含作者對女性獨立和理想情愛的贊美。同時，鄭娟的成長也是例證之一，鄭娟一開始是以完美地符合秉昆潛意識中的欲望形象出現的，但當這段由肉體欲望引起的情愛關系逐漸發展后，每當“責任”的一面突顯， 情欲反會消失，當鄭母去世、秉昆因“四五事件”而獲罪，一系列生活打擊襲來，秉昆“頭腦里居然也不產生與性有關的意識了。他不是不愛她，他清楚自己對她的愛不是減弱而是增強了”⑨。這體現出作家靈與肉的思辨： 當愛與欲的交織升華為責任承擔，在原本孤立、渺小的個體身上便會產生出非凡的力量。此外，原本個性溫柔寬容的鄭娟也發出過這樣的抗議：“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 你想要，我就得給，還得百依百順，溫溫柔柔地給。我不是說我不愿意那樣，每次我也愿意的。如果反過來行嗎？”⑩雖然這樣柔弱的質問并不能顛倒真正的性別秩序，但借由這樣溫和的女性話語空間的補償，在一定彌補了性別敘事的缺憾的同時，也讓鄭娟復雜的形象內在引發了更多的思考。

梁曉聲建構理想情愛，將其作為豐富人生與個人成長的最佳養料，最終期望達成靈肉合一的狀態。這種關系一方面以精神慰藉和情欲為基礎，但仍然保存著女性的獨立自我，使之不再僅僅作為一種互為依附的情愛關系。正如小說第三部中描寫秉昆與鄭娟合二為一，成了“感情上的連體人”，但同時他們亦是各自獨立的存在。鄭娟赴美料理兒子周楠的后事，在極端的痛苦面前，她無可依傍，卻依然能表現出勇敢堅毅的氣質。在作家筆下，這位起初看似身為欲望對象與被拯救者的女性在愛情中未曾失去自我，而是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成長。如柏拉圖所言：“我說全人類只有一條幸福之路，就是實現自己的愛，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愛人，總之， 還原到自己的本來面目。”11 在靈肉合一的理想情愛中，我們可以看到隱含作者通過給予個體之愛而達到自我超越、救贖及某種程度上的自由的期許，以及這種期許之中的理性責任在情愛關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 情理之辨：以情為本

作為一部頗具雄心的宏篇巨著，梁曉聲在《人世間》中也對全面構建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作出了諸多努力。首先，除了一般男女的情愛關系，小說也刻畫了包括同性戀在內的邊緣關系，體現了作家包容、多元的視角。其次，在對情愛與倫理關系的刻畫中體現出作者情感本位的立場。

《人世間》注重對日常生活的書寫，而其中情愛話語對日常生活的滲入帶來的裂隙則透射出了隱含作者的立場。在現代人的婚戀觀當中，人們常把愛情、婚姻、性三者相連， 從而形成一種隱含的期望：人先產生愛情， 然后步入婚姻并發生性關系，如果與此悖逆便會被視為異端。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偶合家庭”——婚姻關系背后沒有愛情， 而是以一時的欲望或巧合連結。陀氏在小說中對這種關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在《人世間》中，只有作為知識分子的周蓉與馮化成、蔡曉光以及周秉義與郝冬梅的情愛關系，是以精神吸引始、因愛而結合的。而梁曉聲筆下更具普遍性的共樂區其他底層兒女們身上， 情愛關系則多帶有幾分“偶合”性質。如春燕和德寶就是因一次酒后亂性而匆匆成婚， 小說中暗示了春燕見到德寶的當晚就對他產生了好感以及春燕的“心機”，也描繪了德寶本想“撿漏”落難民間的干部家庭女兒結婚的心態。可是隱含作者并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批判其中的非道德因素，對這種先有性關系再步入婚姻的婚戀也未持任何貶斥態度，對于德寶的“撿漏”想法，隱含作者借德寶之口問道：“有這種想法可恥嗎？”12 這也表現了一種平民視角下的寬容、同情與諒解。

此外，對于各種邊緣的情愛關系，隱含作者的態度依然是包容的，這點集中體現在對涂志強和水自流的同性關系，關鈴和她的眾多情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周玥和舅舅秉昆的養子周楠之間的情愛關系描寫當中。涂志強是秉昆的“發小”，又是木材廠出料班的搭班，涂志強和水自流是同性戀，當涂志強為水自流和他的朋友們扛下命案而被槍決后， 秉昆滿眼都是涂志強的影子，以至于他無法繼續在木材廠干下去，而水自流和朋友們則湊錢接濟成了小寡婦的鄭娟一家的生活，秉昆和鄭娟的相識，就是受水自流和駱士賓之托去給鄭家送錢而達成的。涂志強和水自流、鄭娟之間的邊緣情愛關系雖然卑微，但表現在作家筆下卻充滿了悲憫色彩，令人不禁為這種平凡小人物因愛而發的付出與犧牲、忠誠與忍耐所感動。周蓉回國以后，因生病住進了丈夫蔡曉光的情人關鈴擔任護士長的醫院，成了關鈴“特別愛護的病人”，當她意識到關鈴和蔡曉光絕非一般的關系，她卻“并沒有妒火中燒，相反她倒覺得關鈴尤其可愛了”，13 兩位女性還互相討論了蔡曉光身上究竟有哪些優點吸引對方，后來關鈴結婚，婚禮不僅邀請了蔡曉光，還邀請了一桌跟她有過情愛關系的男性，“個個有情無恨，可謂情深義重”。14而周玥和周楠雖然以表兄妹相稱，但二人并無血緣關系，他們的戀情遭到秉昆的反對，周玥去北京投奔生父馮化成， 又被生父帶去法國，周蓉為尋找女兒赴法國十二年，母女終于冰釋前嫌，周蓉最終也默許了周玥與周楠的戀情。從這些飽含深情的描寫中，我們不難看出隱含作者的態度，作家在知識分子的情愛關系上更追求情與理的統一，但在底層人物和年輕一代身上，當情與理發生沖突時，情的因素總會占據上風。

“情”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對情愛關系的解釋上，也被置于更廣的人情世故之中，這種“情”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一種社會潛在秩序。敘述者評論道：“人情關系乃人類社會通則。”15 不過，即便小說中頻繁出現托人辦事的情節，作者也借“情”來加以化解， 表現出一種理解的溫情與寬宥：秉昆動用了“關系”為趕超的妹妹找到了工作，書中著力體現的是他幫助朋友的喜悅之情。趕超暢想人生該擁有“當官的、做學問的、法院的” 各色朋友，實際上是普通人期望借助不同層面權力求得生活安穩庇佑的心理。

正是以“情”為底色，《人世間》中的情愛關系才能夠做到多元的呈現。對人情世故與人際關系的刻畫也是小說的核心內容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強調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關系的同時，對這些關系的存在語境和尺度并非沒有要求。在梁曉聲筆下，這些關系都是以情感為本位的，但作家并沒有讓情感關系成為利益鉆營的網絡。根據蓋爾?魯賓的“魅力光環”原則，只有最符合社會期待規范的情愛關系才能處在“光環”的中心，而其他邊緣化的關系則不得不隱匿自己。16在《人世間》的大多數情愛關系中， 隱含作者對人物的評價不是從規范的“光環” 出發，而是源于他們自身的感情，因此也就不會呈現出自我的刻意隱匿，這體現出“情理”與規范之間的差別。譬如周蓉對馮化成、秉昆對鄭娟的愛情選擇起初都顯然違背了傳統和世俗的倫理觀念，周蓉為追求愛情甚至不惜欺瞞父母，但小說從未以傳統的孝道倫理去要求她，而是充分肯定其個人獨立的一面。同時，秉昆的父母亦以愛寬容諒解子女， 更體現了情在家庭倫理觀念中的重要位置。而周蓉對女兒周玥與有婦之夫同居選擇不予原諒，則反映出隱含作者對這種情感的倫理尺度要求。周玥在成長過程中生出勢利之心， 認為生父的詩人身份可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她取悅舅母冬梅的母親金月姬，因為金月姬是離休的高級干部，她還認為大舅周秉義和自己一樣是搭順風車、沾光之人。當人情轉變為勢利、愛情越過了道德禁區，隱含作者的態度便轉為批判，可見小說中的情感本位意識并不是縱情而無秩序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語境當中。

通過情感與倫理所呈現的現實憂思，《人世間》在情愛書寫的立場上始終表現出一種多元包容的態度，其實際上指向的正是作者的情感本位意識。從普通男女個體的情愛本身出發，推及諸如涂自強等邊緣人物的情愛， 以及社會交際中的人情世故，梁曉聲的筆下展現出一種包容，這種包容既來源于對“情” 的珍視，也來源于他平視的目光。

三 情愛背后的權力意識與平民關懷

情愛雖然往往被當作彌合現實裂縫的工具，但情愛關系的糾葛也投射出權力的作用。權力彌散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而情愛恰恰是透視權力關系的鏡子，權力因素在《人世間》中最直接的表征就是階級問題的介入， 這種對階級與情愛的觀察從小說敘述的細微之處流露出來。其次，梁曉聲通過對理想情愛關系的期許為他筆下無力超越階層局限的平民提供了自我實現之途。

周秉義與郝冬梅是小說中最為典型的跨越原生階層的婚戀，作家以大量細節刻畫出二人的階級差距，對待食色，冬梅身上都具有貴族式的矜持與淡漠。起初，她并不將門戶視為愛情的阻礙，但在小說結尾，秉義去世之后，她卻與門當戶對的“紅二代”再婚， 這似乎暗合了隱含作者借周蓉創作的小說所表達的觀念：“婚姻的關系，自然是有緣分在起作用的。但所謂緣分，乃是由家庭的社會等級作為前提的。”17 梁曉聲一直對當代中國的階級問題保持著高度的關注，還撰寫過《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書。 他采用“階層”（Rank）而非“階級”（Class）一詞是想強調當今這種由出身與流動而形成的社會地位的穩定性，并表現出對普通人難以逾越階層這一問題的憂思。他還曾在小說《表弟》中塑造過同樣一對跨越社會等級的情侶：出身寒門的肖冰自尊而敏感，縱然他有著善良的人格底色，可強烈的“階級仇恨”之感卻讓他一次又一次地對關愛同情自己的女友索瑤施加精神傷害與“報復”，最終二人走向一死一瘋的悲劇結局。這顯示出梁曉聲一貫借用社會階層與情愛的關系剖析作出的思考， 而在《人世間》也延續了這樣的人物關系。

《人世間》中的情愛敘事暫時彌合了階級間的差距，使階級上處于劣勢的男性在占有的過程中確立起心理優勢，男女所處的權力地位在情愛交歡的場景中被顛倒了。與后期周秉義帶有的理想化、扁平化色彩不同， 小說這樣描述他與冬梅初次的性愛過程： “（秉義）雙手朝下按住冬梅雙手，回味無窮地說：‘現在我終于可以俯視你這個副省長的女兒了！’”18 權力詞匯被引入這對夫妻的新婚之夜中，權力的焦慮與情愛的歡愉交織，讓情愛蒙上了一層“角力”的色彩， 也使得情愛本身不再純粹。

其次，小說也呈現出婚姻中經濟地位的變化使家庭主導權發生不斷轉變的“角力” 過程。譬如在趕超和于虹的婚姻關系中，于虹因得到家族中有權勢的親戚幫扶關照而沒有失業，成了家里的頂梁柱，而趕超失業后， 原本一家之主的地位就被于虹取代了。為了彌補家庭內部固有秩序顛覆而導致的男性尊嚴受挫，趕超故意拒絕于虹親戚的幫助，還因養貂事件而失態大哭，致使二人的關系一度緊張。從這一層面可以看出，梁曉聲筆下情愛關系不是過于純粹或片面的，而是真實的、動態的。

此外，在《人世間》中，階級與權力問題也通過蕓蕓眾生的集體無意識而得以呈現。小說開篇所敘述的共樂區平民經歷帶有某種概括性意味——他們原本得到的房屋在充公后被重新分配，政權更迭并未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直接影響，頂層權力與平民百姓之間始終相距甚遠，他們靠自我安慰也依然能毫無怨言地生活下去。平民意識始終是梁曉聲小說的核心，對平民生活的艱難與精神困境的描述則指向其為人生的創作態度。正如陳曉明所說：“梁曉聲傾注筆力于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描寫出他們的存在境遇本身就是對外部現實的間接叩問，一種強大的生存壓迫機制使這些弱勢群體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困窘之中，寫出他們被拋棄和被損害的無助命運。”19

梁曉聲的關懷與反思同時體現于對平民在一定尺度內的人情關系與他們尋求安穩心理的包容諒解之中。小說里，德寶對于虹說： “咱們這種人的人生，好比橄欖球，兩頭尖尖的，就是咱們人生能過上的那么一點好日子……中間那么多日子，總是在煎熬著硬撐著過。”20 面對殘酷的外部現實，大部分人都無法像周秉義或周蓉那樣抓住機遇并憑借自己的力量實現個人的階層跨越，普通的城市貧民只能在趕超所言的“煎熬硬撐”的人生中被擠壓乃至扭曲。但是，作家卻向我們展示了平凡的人生同樣值得被書寫，同樣有向上與超越的契機。

以《人世間》里共樂區底層兒女的情愛關系為代表，這類平凡的婚戀以“需求”為核心，其內涵豐富多樣，包括合理的性愛享受、經濟因素、傳宗接代等。作家借于虹之口以“黏豆包”為喻精辟地描述了這種關系： “我倆好比同一鍋蒸出來的黏豆包……皮和皮粘一塊兒了，要分開，其中一個準破皮露餡兒。”21 這種使夫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的是現實的經濟聯結，因為作為“小老百姓家的兒女”，他們既無力承擔小家庭的破裂帶來的高昂代價，也難以打開自我認知之路、賦予愛情以實現個人自由的價值。然而，對于這種“黏豆包”式的關系，作家更多還是以它來表現日常生活的溫馨情態，肯定它使普通人在面對命運磨難沖擊時可以攜手相伴、互相扶持的一面。在此維度上，隱含作者對待作品中人物的態度始終是平視與體恤的。與此同時，梁曉聲也通過對理想愛情的書寫， 揭示出即便在平凡人的情愛關系中，只要有相濡以沫的愛與承擔，也能誕生秉昆與鄭娟式的靈肉合一的愛情。

梁曉聲對于平民階層始終如一的生存關懷與悲憫使他不忍直接戳破人情關系織就的溫暖外殼。因此，作家只要求小說中的理想人物周秉義堅守公平與秩序，而對于普通人的生活，他指向的是另一條道路：直面真實的生活。直面真實生活，正是《人世間》所具有的撼動人心的力量來源之一。同為平民， 秉昆雖曾兩次入獄，遭遇住房危機，一輩子生活在比他優秀得多的哥哥姐姐的陰影下， 但他卻從未產生過像德寶那樣的怨恨報復心理，沒有趕超那樣的卑微，沒有走向國慶那樣的絕望和虛無。鄭娟未受過教育，在經歷貧困、遭駱士賓強暴、丈夫入獄、喪子等生活的折磨后依然不失生命力。究其原因，正是他們在真正的愛與深刻的情感關系中找到了力量，完成了內在的成長。

結 語

通過《人世間》中對多組人物之間情愛關系的書寫，梁曉聲試圖建構的是一種屬于平凡的“好人”的愛情。這種情愛關系的主體不是才子佳人，而是普通平民百姓由健康的情欲、日常的一飯一蔬、生活中的風雨同舟構成，伴隨著穩固的情愛關系，向外發散光與熱。波伏娃在《第二性》也這樣評論到： “資產階級在最近幾年創造了一種史詩風格……無聊變成智慧，家庭仇恨是愛最深刻的形式。實際上，兩個個體互相憎恨，又互相不能缺少，不是屬于最真實、最動人的人類關系，而是屬于最可憐的關系。相反，理想應該是完全自足的人只通過自由贊同的愛互相結合在一起。”22 梁曉聲借由小說中情愛的抉擇與個人的成長，使得在對理想描繪上與波伏娃所認可的理想達到了呼應，作為獨立個體的人在生活的磨礪中互相理解與依靠，最終也能在平凡的道路上拾獲自己的生命理想。

總而言之，通過對情愛關系的細致描繪與理想建構，梁曉聲以一貫堅持的平民立場關懷眾生，同時為其筆下理想情愛的實現指出了一條溫情的自我實現之路。

注釋：

①②③13141720 梁曉聲：《人世間》（下部），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 第415、417、395、299、418、501、140 頁。

④⑧⑨121821 梁曉聲：《人世間》（上部）， 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45、91、454、229、331、335 頁。

⑤⑩ 15梁曉聲：《人世間》（中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8、303、194 頁。

⑥ [ 美] 皮福：《復活的奧菲莉亞》，何吉賢譯， 作家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2—186 頁。

⑦ [ 美] 布魯克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欲望對象》，朱生堅譯，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第9 頁。

11[ 古希臘] 柏拉圖：《會飲篇》，王太慶譯， 商務印書館2013 年版，第1 頁。

16李銀河：《性愛二十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321 頁。

19陳曉明：《永遠的舞者——重新解讀梁曉聲》， 《文藝評論》2004 年第8 期。

22[ 法] 波伏娃：《第二性》，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5 頁。

[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