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省府前街》以民國二十五年至1945 年為時間中心、以開封城里省府前街上的沈宅為空間中心、以沈家小姐沈奕雯為人物中心展開敘事。在時間表達上有意展現了“大歷史”與“小敘事”的交融；在空間建構上以地圖學的知識，通過空間位移推動故事發展，通過空間區隔表現空間政治；在人物塑造方面則陷入“正史” 與“傳奇”的沖突，在性別敘事和故事倫理層面未能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省府前街》深受1980 年代興起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影響，但其對正史的尊重彰顯了它力圖成為一部“新”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可貴嘗試。

關鍵詞：《省府前街》 新歷史主義小說 時間 空間 人物

“省府前街”就在開封城里。這是一座有歷史的城市，它曾經的輝煌在紙上成就了無數古代的傳奇，但對當下的寫作者而言， 開封似乎并不是故事發生的好場所，它雖然土氣，但不夠“鄉土”，無法表現老中國的底蘊；它同時也不夠“城市”，難以負載現代都市人的很多情緒，在我的閱讀經驗中， 南飛雁的長篇小說《省府前街》因此而具有了一些獨特的況味。它以民國二十五年至1954 年為時間中心、以開封城里的省府前街上的沈宅為空間中心、以沈家小姐沈奕雯為人物中心，勾連起一段并不古老的傳奇。這種時間性、空間性與女性的限定，使它自然而然地可以歸屬于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范疇。新歷史主義小說起源于1980 年代，它深受西方新歷史主義理論的影響，“不再重視舊歷史主義強調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謂偉大人物及宏偉敘事，而是將一些軼聞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領袖人物）作為分析對象”①， 并且與十七年文學時期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形成了明顯的對話關系。然而，《省府前街》對時間以及空間的考證功夫又使它保留了對“正史”和“大事件”的極度尊重，這種尊重使它與1990 年代之后普遍陷入狂歡化狀態的新歷史主義小說拉開了距離。在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劉震云的“故鄉”系列、甚至《白鹿原》這樣的小說中，被虛化為人物背景的“時間”和“空間”得到認真對待， 與此相應，開封這座實有之城也成為《省府前街》的真正主角。

《省府前街》因此一方面寫一座實有之城的近世與今世變遷，另一方面寫一個或一些虛擬人物的愛恨情仇，在真實與虛構之間閃轉騰挪，結構起數十萬字的紙上王國。小說作者南飛雁是一位年輕的河南作家，當下的開封與鄭州都可算他的故土，然而他要做的不僅是為故土作傳，在他看來，他寫的“是開封，是河南，更是中國”②。這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南飛雁同時也做編劇，對情節性自然也有偏愛，《省府前街》中因而有著極為繁復的情節，而時間與空間則是作者用以編織故事情節的主要維度。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小說中的時間標記、空間建構，以及它在編織故事時的倫理態度，來進入《省府前街》的內部，揭示其作為一部新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細節處理，以及評價其藝術上和觀念上的得與失。

時間：大歷史與小敘事

《省府前街》第一頁，開篇第一句話是“民國二十五年，沈奕雯十一歲那年，省府前街沈宅出了點事。”在經過漫長的講述之后， 第459 頁最后一章的開頭是“1954 年10 月29 日，農歷十月初三……這天便是最后一批遷鄭人員出發的日子。”③明確的時間痕跡貫穿故事始終。“從某種意義上講，小說問題， 也可以說是一個時間問題。小說的諸多問題， 都是與這個時間問題攪和在一起的。若下這樣一個結論——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我以為也未嘗不可。”④這一論斷涉及小說以及其他敘事作品對時間的各種處理藝術，在一些具有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家如博爾赫斯、喬伊斯、伍爾夫那里，這種處理會顯得極其復雜， 但在《省府前街》這樣的小說中，時間的呈現則顯得非常平實，時間要素在其間的功能主要是賦予事物以秩序，以及作為故事展開的線索。時間經驗無疑是我們獲取現實感的重要來源，對時間經驗的充分尊重則是一部敘事作品具有現實主義品格的標志，就此而言，《省府前街》是一部典型的“現實主義” 作品，它按照常識經驗，將所有的故事情節都納入清晰的時間鏈條之中。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省府前街》中的時間要素無需斟酌。我們的文學表達顯然也是構造時間的實踐，即以《省府前街》而言， 它的最明顯的“時間政治”其實正表現在線性時間觀的建立上，與眾多涉及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相似，《省府前街》整體的時間結構是直線式的，這種線性時間觀是一種具有現代性的時間經驗，與之相對應的是進化論的歷史觀，它因而確保了更新更好的未來景觀，就此而言，《省府前街》的時間結構已經保證了它的主旋律屬性。同樣為此提供保證的，還有《省府前街》中的時間標記方式， 小說以開封解放為節點，分別使用了“民國×× 年”和“19×× 年”的紀年方式，在第一種時間階段內，公元紀年的方式從未出現過，如果需要交代更早的事件，則會使用如“道光二十六年”“咸豐三年”“光緒十六年” 等時間標記；而在開封解放之后，同樣的時間段，則會加上如“公元1841 年”的標記。公元紀年顯然是作為一種現代性經驗呈現的， 這兩種標記方式所對應的分別是落后的帝國時間和先進的與世界同步的時間，其間所暗含的正是對新中國的合法性論證。在民間猜測國慶日時，有人猜測會在春節，“取個新春伊始、萬象更新的意思；馬上便有人反駁， 說你腦子里一盆糨糊，陽歷陰歷都搞不清， 公元是陽歷，紀年都公元了，成立新中國能在春節嗎？”⑤

在《省府前街》中，“時間的政治”還表現在對同一時間點的重復標記上。即以開頭和結尾來看，作者都對同一個時間點，進行了重復標記，而類似的重復標記的方式， 在行文中時時出現，如：“民國三十五年陽歷六月二十五日，農歷五月二十六，正是丙戌年、甲午月、庚午日”“民國三十七年的雙十節，農歷是九月初八，重陽節的前一天”“1948 年10 月23 日這天，農歷是九月二十一，節氣霜降”。 ⑥總體上看，《省府前街》中涉及三種不同的時間標記方式： “民國二十五年”屬于歷史時間和政治時間， “農歷十月初三”則屬于民俗時間，“沈奕雯十一歲那年”屬于個體生命時間，這三種時間，尤其是前兩種時間是作者結構全文的主要時間類型，而重復標記顯然是有意為之的，不同的時間標記對應著不同經驗的浮現。

以“民國二十五年”為代表的歷史時間不僅是結構小說的主要線索，而且總是置于首位，當它單獨出現的時候，它所對應的通常是正史敘述中的有據可查的大事件，如“說話間小半年過去，已是民國三十三年年底。忽然來了情報，說日軍計劃來年開春后起兵， 大舉進攻豫西和鄂北。”“直到豫西、鄂北會戰驟起，整個省府搬遷到朱陽關，已是民國三十四年陽歷四月初了。”“ 省府回遷開封， 是在民國三十四年陽歷八月底。”⑦這種時間標記方式確保了《省府前街》中歷史經驗的呈現，搭建起所謂“宏大敘事”的故事框架。而“民俗時間”在《省府前街》里與“歷史時間”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它所統率的是開封城里的四時八節、風俗人情和日常生活的場景，“自從進入臘月，開封人便張羅著過春節了，從臘八忙到正月十五，歡天喜地地熱鬧一個多月，這個習俗據說自北宋就有， 算來也有千把年了”。⑧在這樣的時間標記中， 我們得以窺見開封人的臘八、小年、中秋， 以及各種各樣的食物、器具、街巷、店鋪等等，它在“歷史洪流中的開封城”之外，又疊加了“民間的日常生活的開封城”。在《省府前街》中，政治時間與民俗時間基本上平行出現，重復標記本身最終建構了一種新的多元且平等的歷史觀，大歷史與小敘事相互完善，“開封城”最終成為一個多維度的、意蘊豐厚的所在。空間：位移與區隔

在巴赫金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創作想象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便是確定一個完全具體的地方”。⑨在《省府前街》里，這個地方就是“開封城”，它不僅是敘事的出發點， 也是歸宿，是故事的開頭，也是結尾。“開封城” 是這部小說的主角。盡管人類的經驗通常與時間和空間同時相關，但是如愛德華?W?蘇賈所發現的，從19 世紀的某一時刻起，歷史決定論成為主要的敘事方式，直到今天，“批判闡釋學仍然被籠罩于一種時間性的萬能敘事……空間依舊是被看作刻板的、僵死的、非辯證的東西，而時間卻是豐富的、有生命力的、辯證的……”⑩這樣的偏見無疑造成了對真相的遮蔽，比如對《省府前街》這樣以具體地方為出發點的小說而言，空間的重要性絕不亞于時間。

與通常的單純以時間為主線的小說不同， 空間的位移是《省府前街》用來安排小說結構以及表現時間的重要手段。小說以開封為據點，分別搭建起了一大一小兩個空間體系。大的體系從開封旁及周邊地區，如“鄭縣”“密縣”“中牟”；遠及南陽甚至香港，并在這樣的空間結構中建立起主人公“離開開封— 回到開封—最終離開開封”的敘事框架， 而趙貽海遠赴香港，也就意味著男女主人公的徹底隔絕，情節由此陡轉。小的體系就在開封城里，省府前街、雙龍巷、行宮角、中山路、南北土街、三圣廟前街、宋門、曹門等等，最遠的到黃河邊的柳園口，而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在這樣小的空間體系中，流動的“時間”被“空間”固定下來，仿佛“不變”的空間反而更突出了時間流逝的意蘊。與此同時，無論是大空間還是小空間，《省府前街》都采用了類似地圖學的知識來表達，大空間的表達如“不到一個月，洛陽、鄭縣、許昌等地淪陷……省府駐地魯山縣也沒能保住，整個省府一部四廳八處狼狽遷往內鄉縣。”“從安康回到朱陽關，要經過陜西洵陽縣、白河縣，湖北鄖陽縣，由荊紫關進入河南。”小空間的表達如“春玉離開行宮角，一路小腳生風，順鼓樓街走到鼓樓，往北是南書店街，往南是馬道街……”“老夏和詠清都是在樂觀街的開封市委，翔然去裴場公胡同的移防處，書芃去南關火車站，靜姝是在北土街的市政府， 奕雯卻要去磨盤街的市文教局……”11 這些片段在小說中頻繁出現，搭建起貌似嚴謹的空間或地理網絡，《省府前街》因此成為以“時間連續性和空間同存性有力的交互作用”12 為視點的典型文本。

空間的區隔也在《省府前街》中發揮著重要的敘事功能。主人公沈奕雯所居住的“沈宅”位于省府前街，開封解放前這里是政治經濟的中心，省府前街和省府后街“中間即是省府大院和全省保安司令部，這兩條街上住的多是省府各廳各處的官員家眷”13 。“商場后街”則是舊時開封煙花鼎盛的地界兒， 趙貽海和老沈時常光顧的“曲觴新館”也坐落在這里。類似這樣的空間區隔既有權力的介入，也有自然形成的因素，事實上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自然形成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少見，權力對空間的規劃也越來越具有壟斷性。空間的區隔可以表征社會地位、興趣愛好以及階級屬性等等各種信息，同時也是個體或集體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力量，“空間劃分形成了社會秩序和社會等級，加強了集體認同，而后者又反過來幫助形成新的空間劃分”14 。《省府前街》中，解放后的“沈宅”繼續作為故事的核心空間，就在于它已經完成了革命性的轉換，它曾經是革命者的秘密據點，緊接著又成為革命工作者聚集的院落。小說里作為“國民黨負責官吏家屬” 的康氏和葛春玉，最初是沒有資格進入“沈宅” 的，只有在春玉嫁給即將奔赴朝鮮戰場的革命軍人之后，她們獲得了軍屬身份，也才獲得了入住“沈宅”的通行證。用王媽的話說： “現在是空出來幾間，讓別的公家干部住進來，我也沒話說。可那康氏、葛春玉，算是什么東西……革命群眾的房子，當然得給革命的人住！若不是，想都別想，說破大天也不行！”15

《省府前街》因此是一部有著明確空間表達意圖的小說，和很多重視空間建構的作家一樣，作者“不僅僅把空間看作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事必不可少的場景，而是利用空間來表現時間，利用空間來安排小說的結構， 甚至利用空間來推動整個敘事進程”16 。與此同時，《省府前街》大量使用繪制地圖的手法敘事，突出空間的線索，而在圍繞“沈宅” 的情節中，又特別強調了“空間的政治”： 空間不僅是容納人的處所，同時也是生產身份認同以及其他各種政治意義的處所。

人物：性別立場與故事倫理

《省府前街》的封面上寫著：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命，一條街有一條街的命，城的命， 街的命，其實就是人的命。這種訴求與王安憶的《長恨歌》看起來是極其相似的：“《長恨歌》寫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孩子王琦瑤40 年的命運浮沉；她的經歷聯系著這個都市的特殊風情和它的變化興衰。”17 然而，《省府前街》終究與《長恨歌》不同，在《長恨歌》中，王琦瑤的命運完美地演繹了一種文化的命運，這種文化刻著老上海或舊上海的深刻印記，它的最凝練的表達方式就是細碎的日常生活方式本身。《省府前街》中的沈奕雯卻不能成為開封城的代言人，因為小說中的“開封”，在很多時候只是地理學或地圖學意義上的開封，不是有著獨特文化性格的開封，而沈奕雯也不是因為生活在開封的省府前街，才成為那樣的沈奕雯，小說未能在“城” 與“人”之間建立起必然聯系，“城”和“人” 成為了本質上無關的兩個主角。與此同時， 小說從十一歲的沈奕雯寫起，她的命運也一直是小說的主線，但遺憾的是，她的形象和“開封城”一樣，始終未能獲得獨特的標識。這就意味著《省府前街》在精心構建好時空框架之后，并沒能實現自己的野心：作為敘事落腳點的“人的命”的敘述是不成功的。

“沈奕雯”的形象未能站立，我以為與《省府前街》的性別立場有關。小說雖然以女性人物貫穿始終，但并沒有確立女性的主體身份。沈奕雯出現在小說的第一句話里， 而且緊接著就在婚宴上槍擊繼母，一個持有槍支的女子，如果我們認可弗洛伊德關于性器官的諸多隱喻的闡釋，而且熟悉女性主義立場的話，自然會在這樣的小說開頭，看到一個冒犯男權中心的女性形象，并提前預設了小說的女性主題和成長主題。然而，沈奕雯并不具有這樣的性別自覺，盡管她一直持有一把手槍，但是在開封解放前，她一直是被父親照管的女兒，是被趙貽海一再拯救的女人，是安心地做趙貽海的第三房女人的女人。在開封解放后，這把手槍消失了，沈奕雯也在經過學習、交代、審查之后，被新的政治秩序接納，成為一名小學教師。除了小說開場的那一槍，沈奕雯一直是碌碌無為的， 無論是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中，還是在歷史中， 都沒有獲得主體意識和行動能力。與之相應的是，小說中的女共產黨員崔靜姝在沈奕雯面前是姐姐，是引路人，但關鍵時刻她同樣需要一個男性上級來拯救和指引。

在對女特務小周、女戲子葛春玉、女學生小秀的敘述中，《省府前街》表現了更為鮮明的男性中心立場，她們或者以色相誘惑趙貽海，或者以懷孕脅持趙貽海，構成了情節翻轉的要素，葛春玉更是一再憑借與男性的身體交易茍活于世，小秀另覓其他男人的場景也被呈現得極為污濁不堪，而趙貽海無論與多少女性交歡，都被敘述得極為正常， 而且絕不影響他是一位有情有義的男人。為了劇情的發展，小說在敘述中設置了趙貽海寫給沈奕雯的信件，作者南飛雁將此看作是敘事技巧上的一次嘗試，但事實上，信件本身也是一種話語權，男性由此獲得了自我言說的權力，而信中所涉及的女性如小秀、阿姐都只能沉默。趙貽海在一封信中深情回顧了這樣的場景：

在開封時，宿醉醒來，大姐會給我沏蜂蜜水，你會陪我去寺門喝羊肉湯， 春玉會給我唱段戲醒醒酒，王媽嘴里啰唆不停，卻也會給我弄碗熱湯面…… 18

在這種從男性中心出發的其樂融融的想象中，所有的女性都是附屬物，沈奕雯亦然。

《省府前街》在故事層面倫理維度的混亂或隱匿也是“人的命”最終不能感人的重要原因。“一種敘事誕生，它在講述和虛構時， 必然產生一種倫理后果，而這種倫理后果就是把人物和讀者的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19 。文學作品與道德以及倫理之間有著天然的關聯，在有些論者看來，“偉大的故事講述者和大多數聽眾都切身體會到，不管是小說還是歷史故事、是散文還是韻文，不管是母親給嬰孩講的故事還是猶太教教士和牧師長老和垂老者講的故事，不管它是神圣的還是世俗的，所傳授的道德是好是壞——故事是我們主要的道德老師”。20自1980 年代復興至今， 敘事倫理研究有了諸多的理論分支，而對故事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教誨及倫理示范的分析一直是其題中應有之意。作為一部新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省府前街》力圖在正史與傳奇之間尋找平衡，然而“正史”的既定結局中所包含的倫理訴求是非常明晰的，而“傳奇” 的人生況味中所呈現的倫理訴求則要復雜許多，《省府前街》的敘事并沒有在正史與傳奇的倫理沖突之間找到合適的位置。

小說中圍繞著“城的命”的故事屬于正史部分，“開封城”見證了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這種勝負與天命無關，與機遇無關，“正義必然戰勝邪惡”是正史部分必須遵從的倫理表達，因此作為“國民黨負責官吏”的趙貽海和作為省農商行行長的老沈都必然多行不義之事，以在細節上完成歷史合法性的論證。圍繞著“人的命”的故事屬于傳奇部分，在這個故事里，趙貽海是沈奕雯的愛人，老沈是沈奕雯的父親，趙貽海雖然與眾多女子有染，卻依然是深情的愛人； 老沈更是一位愛女心切的父親，他們負責扮演的劇情，傳遞的是亂世流離，愛而不得， 引人動情的“傳奇”倫理。問題在于《省府前街》這部小說中兩個部分的故事是完全分開的，趙貽海和沈徵茹在第一部分坦然行不義之事，在第二部分坦然進入愛恨情仇，兩個部分從不交集，他們也從不曾有過任何掙扎，正史的倫理于是在傳奇中被消解。小說中死去的國民黨特務老薛，在傳奇部分是趙貽海的兄弟，扮演的戲份重情重義，他的死是按照正史倫理設置的，但同時存在的傳奇倫理卻對這種設置進行了質疑，類似這樣的情節使得正史倫理和傳奇倫理都未能得到完美確證。

《省府前街》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它對時間政治的精準把握，對空間政治的敏銳處理，顯示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和敘事才華。然而，作家必須在1990 年代的新歷史主義的影響之下寫作，必須在一個看重傳奇的時代寫作，如何擺脫影響的焦慮，是他要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此而言，《省府前街》與其說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不如說是一部嘗試了、也因此預示了新的敘事可能的作品。

注釋：

①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第159 頁。

②南飛雁：《〈省府前街〉創作手記：興衰榮辱， 造一座1938 年到1954 年的開封城》，《中華讀書報》2019 年5 月22 日。

③⑤⑥⑦⑧11131518 南飛雁：《省府前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59，343，54、57、155、183、247、271，129、133、138，34， 117、135、272、304，247，398，235 頁。

④ 曹文軒：《小說門》，作家出版社2002 年版， 第131 頁。

⑨ [ 蘇聯]M. 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3 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267 頁。

⑩ 12[ 美] 愛德華?W?蘇賈：《后現代地理學—— 重申批判社會理論中的空間》，王文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 年版，第16、4 頁。

14周金萍：《〈可以吃的女人〉中的空間敘事學解讀》，《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1 年第2 期。

16龍迪勇：《論現代小說的空間敘事》，《江西社會科學》2003 年第10 期。

17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311 頁。

19謝有順：《中國小說敘事倫理的現代轉向》，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

20[ 美] 韋恩?布斯：《修辭的復興》，《韋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譯，譯林出版社2009 年版， 第243 頁。

[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