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世間》書寫晚近1950 年代中國變革現實中以工人為中心的平民命運， 繼承了19 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遺產，并賦予其時代性內容，展示了民間中國與政治中國之間的交融互動。在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好人故事”中，梁曉聲突出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作為目的的總體性思考，體現出當代小說的史詩性所在。

關鍵詞：梁曉聲 《人世間》 現代史詩 民間倫理 人道主義 階層分析

“史詩性”是一個被過度使用的詞語， 尤其在涉及長篇小說的時候，似乎只要情節時間跨度夠長、涉及的人物夠多都無所用心地被稱作“史詩”，其實不然?！笆吩娦浴?指向于總體性，也即它必須在關注個體命運的同時要有宏觀視野，個人遭遇映射出的是時代命題與歷史的變遷——人物形象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在其現實性上應該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①。很多作品徒具史詩的表象，而沒有史詩的實質，就在于并沒有表現出對于宏大命題的思考，以及思考與形象塑造中的內在整一性；或者作出思考的樣子，但是實際上重復了習見的街談巷議或者大眾媒體話語，而沒有體現出作為文學創作應該體現的區別于諸如社會科學或者政治哲學的獨特之處。

在對史詩作出過最為精細而完整論述的黑格爾那里，史詩原本產生于人與自然之間未曾全然割裂而人又獲得部分自主自覺的“英雄時代”，它要敘述某個民族精神以及“全部世界觀的客觀實際情況。史詩的整一性就要靠兩方面，一方面所敘述的具體動作本身應該是完滿自足的，另一方面動作進展過程中所涉及的廣闊世界也要充分表現出來，使我們認識到。這兩方面還要融貫一致，處于不可分割的整一體”②?，F代性的祛魅與分化之后，人的生活呈現出復雜與碎片化的面貌，已經無法誕生主體圓融自足的史詩，在近代以來的“散文時代”中，田園牧歌不再， 英雄史詩也難以為繼，所以黑格爾認為小說是“近代市民階級的史詩”。盧卡奇繼承了黑格爾的說法指出，“對這個時代來說，生活的外延整體不再是顯而易見的了，感性的生活內在性已經變成了難題，但這個時代仍有對總體的信念”，“史詩可從自身出發去塑造完整生活總體的形態，小說則試圖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構建隱蔽的生活總體”③。

在這個意義上，梁曉聲的《人世間》無愧于我們時代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巨制，它在時間上縱越1970 年代直至21 世紀第一個十年豐富多變的歷史，空間上橫跨城市與鄉村、東北到西南的廣袤大地，生活面則涵蓋城市平民、政府官員、山村鄉民、基建民工、國企工人等諸多角色，情節波瀾壯闊，細節密實而富于質感，繼承了茅盾《子夜》以來的社會分析小說傳統，并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與觀念。我們可以從小說中發現三條交織著的線索：客觀歷史實踐的轉折性事件與變革，以家族史為依托的主觀虛構情節，在文本行進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的社會學分析與議論。這些斑駁并行、彼此互文的線索將社會重大命題納入到個人經驗之中，接受了現實主義的遺產并將之發揚光大，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經歷折射出近半個世紀家國、制度、情感結構、道德倫理的嬗變，竭力營構出一種整一性：細若微塵的民眾命運匯聚成大時代的真正動因。

在當代文學史上，《人世間》是繼路遙《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真誠而飽蘸悲憫之心的作品，只不過路遙聚焦于農民的身份變遷，而梁曉聲著眼于工人的命運轉軌。它摒棄了“新歷史小說”以來關于人性的猥瑣、陰暗與邪惡，以及關于歷史的暴力、恣睢和隨機性，而顯示出正大寬厚的氣象，體現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和一般意義上的“好人”。那些好人，并不以特立獨行的性格構成某種典型，而是充分顯示出某種中國普通民眾的共性——盡管平凡甚至卑微，但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間，他們經歷了當代中國最為劇烈的社會變革，沒有人能夠置身事外，而無論外部世界如何顛簸不安，卻總是踏踏實實地活著。從選材的角度而言，這種對于好人的書寫，顯示了主觀的態度、道德關切與倫理立場；而就被書寫的好人本身而言，他們的形象盡管詳略有別， 但每個個體都構成了一個自足完成的存在， 那些片斷遭遇背后都有未曾言明而可以感知的悲歡離合。這是當代史詩所呈現出來的成熟風貌。

周家三代人的個人生命史進程構成了小說縱向的線索，三部曲的推進嚴格按照歷時順序，交織成文本的變奏曲。幼子周秉昆是結構的中心，他的個人遭際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人命運演進的生理學隱喻。上部是敏感、向上而充滿內在心理沖突的青年，帶有浪漫主義的迷茫、激情、幻想與探索。秉昆第一次見到后來的妻子鄭娟時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鄭娟的男友因為殺人被槍斃，而她此時已經身懷有孕，家徒四壁，老邁的母親與失明的弟弟小明幾無生存能力。秉昆以救助者的身份前來，震驚于鄭娟的美貌又憤怒于被拒絕的屈辱，鄙視懇求他救助的鄭母又同情這一家人的遭遇……各種情緒交織在一起。當小明跪下請求他的幫助時，讓他經歷了精神的洗禮和升華：“當別人對你下跪相求時， 表面看來完全是別人的可憐，往深處想想， 其實也未必不是別人對你的恩德，因為那會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而看清自己總是比看清別人要難的。誰都希望看清別人， 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卻不是太多。真實情況很可能是這樣——自己內心的丑惡，也許比自己一向以為的別人內心的丑惡更甚?！雹?這是一個有著自省精神的好人的自我凈化。

帶著這種不斷的自我成長，中部進入了焦慮、掙扎的中年，是新寫實主義本色當行的困惑與奮進，它并非某種“分享艱難”的主旋律訴說，而是帶著質樸的道德情操去直面生活隨著時代轉型所發生的變革，突出的是工人群體之間的天然友愛。那種友愛來自秉昆與朋友們在光字片平民區的成長背景、相似的經歷與集體性勞動中結下的合作精神，當然，更多地源于弱小者報團取暖的無奈和互助。梁曉聲沒有回避最后這一點，因為他意識到頂層政治規劃改革的轉型中，精神和理想的感召失去了其鼓舞人心的神圣魅力，而實利主義的冰冷現實則袒露出其兇險而無情的面孔——在批判現實的描寫中，梁曉聲重申了人道主義的價值，這使他真正地具有了批判性，而批判性則是一切現實主義的根本。

下部則是直面現實的沉郁、思辨，而最終怨而不怒，走向豁達包容的晚年。事實上， 從秉昆進入工廠開始，整個情節充滿了不乏犀利的現實揭露和對于現有制度的觀察與討論。秉昆歷經磨難，包括辦刊、入獄、經商、失業，雖然經營不善，但即便他只能和下崗的朋友蹬三輪車，也依然活得本分、正直、寬容而不失希望。當他從外部社會退回到家庭、情愛和個體那卑微但堅實可靠的幸福之時，任何一個普通讀者都無法以某種高蹈的言辭去指責他放棄了青少年時代的宏大訴求與思辨探索，因為他代表了中國最平凡、基數最廣大的、腳踏實地的民眾生活，人們皆在其中。敘事愈到最后，人物最初所經歷的那些充滿沖突與悖論的欲望、情感、態度和抱負之間的撕扯愈加趨于淡化以至于無，而所有的目的都指向了一點：他們只想奮斗求生、守護家人，過上穩定平和的生活。這里揭示出一個最素樸的道理：社會不是目的， 生命才是目的，或者說社會、文化、政治最終的旨歸在于人的生命與生活。

三部曲文本內情緒的流動，使得整個小說平鋪直敘的敘事擁有了動態的節奏，氣息綿長，態度端肅，有著羅曼?羅蘭般的激越和老舍式的同情共感，它帶有成長小說的表象，但卻并沒有性格上鮮明的變化，毋寧說是歷史過程在人物身上的變形。

作為有著自覺知識分子追求的作家，梁曉聲最初以知青題材寫作聞名，而后轉入到更為直接的社會問題思考，1997 年就曾經寫過非虛構作品《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將自身經歷與社會觀察融合起來，討論了七類人物。他在該作開宗明義提出了一種認識論： “發達而先進的生產力，決定著經濟基礎的雄厚盈實。雄厚盈實的經濟基礎，是以商業的空前繁榮為標志的。空前繁榮的商業是沖壓機床。它反作用于生產力，是使生產力成為一柄梳齒排列緊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說， 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篦子。繁榮昌盛的經濟時代，對人類社會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發劑’。階級這一縷膠和在一起的頭發，遇此而自然松散開來。經生產力這一柄篦子反復梳理，板結消除，化粗為細。于是階級被時代‘梳’為階層。于是原先較為共同的‘階級意識’，亦同時被時代‘梳’為‘階層意識’……在這樣的時代， 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明白有責任，有義務，有使命關懷和體恤一無所有的人們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有能力。”⑤盡管這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卻有著一般社會科學著作所沒有的親歷經驗、獨特感悟與始終充溢著的感情，因為他意識到“有責任、有義務、有使命關懷和體恤一無所有的人們的存在”，同時外部條件也使得他“有能力” 去嘗試和實踐。

《人世間》延續了這種方法論和思考， 其橫向的線索就是社會階層分析，它以周氏幾兄妹的不同人生走向，及各自的愛情與友情、婚姻與觀念，展現出立體的社會關系網絡。人物形象其實具有象征性：大哥周秉義由品學兼優的知青而到軍工廠長，再到市委書記，代表的是官員階層；二姐周蓉則始終保持了塵世中的詩性，曾為了愛情追隨詩人下鄉，返城后成為大學教員，她與后夫蔡曉光代表了知識分子階層；而小弟周秉昆的朋友們國慶、德寶、趕超、春燕等人則是普通工人。這些形象因此具有了寓言意味。梁曉聲在這些不同人物那里試圖呈現出復合的社會結構：中國似乎分化為表里兩個社會，“一個是表層的、虛假的政治社會，一個是開始反思反省、向往回歸常態的深層社會，醞釀著重大事變的發生”。這當然是敘述者在特定年代的判斷，但其實即便走出了激進革命時代，到改革開放及更晚近的新世紀之后， 這種隱微的差別依然存在，甚至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所造成的階層分化較之革命年代的制度性身份差別有過之而無不及。少年時代的秉昆資質平庸，無法與聰明能干的哥哥姐姐對話，他們與同學討論文學與思想話題，都不屑于同他交流，到了中年之后人生發生分化，他依然無法進入到哥哥姐姐的世界之中。這是常人與精英的差異，盡管一奶同胞，但因為后天的原因、階層的分化，兩者實際上在信息與話語上是不對稱的。

在這種差別中，梁曉聲始終站在了常人秉昆這一邊。他幾乎全景式地展現了大變革時代所可能涉及的社會層面，而一以貫之的則是人道主義的關懷，所關注的問題是民間中國與政治中國并行的復雜結構。小說第一部的時間涉及激進政治烏托邦試驗時期，在大的環境中秉昆和他的朋友們那種普通青年并無能力像秉義、周蓉那樣的精英，能夠對時勢有所判斷；但也沒有墮落到像“九虎十三鷹”那樣，成為隨時可能被嚴打的流氓；他們不甘沉淪，努力掙扎，但卻沒有任何能力改變一下人生狀況，也沒有外來的資源能夠予以提攜，“只能像父輩那樣靠江湖義氣爭取別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幫助時借助一下哥們兒。除了親人或哥們兒，沒誰關注他們，偶爾有人愛護一下他們，便足以被他們視為貴人、恩人。他們膽小，不敢招惹是非……但在認為有必要證明人格本色的時候，他們又都愿意顯示自己是多么義氣。他們認為好人格就是夠義氣。關于人格二字， 他們普遍也就知道這么多，而那基本上來自民間的影響。他們是庸常之輩，但又確實已是千千萬萬人中的好青年。他們也確實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壞小子”。當神圣政治呈現出讓這些普通人無法看得清楚的面貌時， 他們本能地回復到長久以來積淀在民間的集體記憶和日常倫理之中：“他們磕磕絆絆地學著做父母以及民間所認可的那種好人…… 為了他們的和他們一樣是庸常之輩的父母、親人和哥們兒，為了指望和他們成家生孩子的姑娘——她們倒是不太有他們那種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困惑、迷惘，因為她們都想趕快終結女青年這一尷尬稱謂，都想要迫不及待地趕快做好妻子、好母親和好兒媳。這幾乎是民間價值體系固守的最后陣地，也是神圣政治強大的思想火力不屑于實施打擊的微不足道的目標。她們可以遁入民間價值觀的掩體里，去全心全意經營小小的安樂窩，那才是她們的喜樂之事?！?/p>

很多時候，我們容易簡單地認為此等人生態度屬于主體的未明狀態，但對于沒有太多選擇的普通人而言，這并沒有什么可恥的， 事實上很多時候正是這樣的常人才托起了社會運行的基座。小說中，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為官員和知識分子的秉義和周蓉無論在智力、金錢、社會地位、象征資本上都比秉昆要強大，但這些“成功人士”似乎只是自己鮮亮，對親人朋友的生活并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恰恰是秉昆和鄭娟這樣的“庸常之輩”承擔起贍養老人、撫養小孩的責任， 讓整個家庭沒有分崩離析，度過最困難的時候。對父母子女盡責，對工作盡職，對朋友盡忠，對社會盡力，這樣的人也許不會有燦爛的奪目光華、戲劇性的跌宕起伏、令人贊嘆的豐功偉業，卻實實在在的是中國的脊梁。有情有義，這是草根平民的厚道情義與精英人士的精明理性所不一樣的地方，盡管其中也不免包含著功利的生存智慧，但根底里不脫人們基本的寬厚與善良。底層民眾的患難相幫、體恤互助，是《人世間》貫穿始終的情節推動暗線，同時也浸潤著作者本人對于中國故事的筋脈、中國精神的底質探索—— 在他看來，基層人民所構成的民間溫情是上層意識形態的底氣，兩者之間互動交融，才建鑄起時代穩步前行的根基。

正是在對人民與時代的思辨中，小說表現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內部對話特征：情節進程中敘述者常常采用“講述”和議論的方式，讓讀者從似真性的沉浸體驗中拔離出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以摹仿為主導手法的現實主義寫作在時代氛圍、社會環境、情感方式等方面的營構上，容易造成一種代入感，從而令讀者產生共情心理。但共情心理并不必然帶來現實感，就如同以聳動缺乏反思的情緒為旨歸的煽情劇、苦情戲，其實不過是釋放與宣泄感傷與哀憐的渠道，而不會陶冶、凈化與提升人們的理性認知與精神境界。插入敘述者議論與讓人物自身加入到對自身經歷的認識與討論之中所構成的復調， 讓不同的觀點與視角得以呈現、交流乃至辯難，從而實現了對經驗現實的超越，這才有可能實現具有反思功能的觀念現實。這才是所謂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意義所在，從1990 年代強調日常生活的“新寫實主義”小說到新世紀以來的大量現實題材作品，我們會發現往往有“平于生活”乃至“低于生活” 的現象，《人世間》恢復了19 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可以說是小說企慕史詩的生動體現。

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蓬勃興起的時候，也正是歷史成為一門科學，而與文學發生了對立的時候，兩者對于“現實”的表述被認為是“真實世界”與虛構的“可能世界” 之間的區別，小說所要表現的是作者所欲求和希望的應然世界。這里回響著亞里士多德關于“詩”與“史”的論辯：“詩傾向于表現帶有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于記載具體事件”“史詩不應像歷史那樣編排事件”⑥， 因為后者那巨細無遺的偶然性事件疊加無助于認識的加深和德性的提升。海登?懷特在分析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時候，強調了這一點：“歷史造就了所有這一切，但并非出于任何道德或形而上學的目的。這是因為，‘歷史’不過就是人們為事件之實際所是賦予的名稱，這些事件包括過去發生的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和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既然這些事件沒有表現出計劃或目的，因而對它們的研究所形成的任何可能的知識都是一種純然局部性的、或然的、具體的和有限的知識”“歷史不是讓我們理解的，而是讓我們經歷的”⑦?！笆贰保v史敘述）往往或者編纂帝王將相的家譜，或者以明確的目的論形式結撰因果邏輯，但它們無論采取何種史觀都只呈現了歷史的某個側面，歷史本相可能并非如此，而“詩”（文學）的意義就在于呈現出民族精神、生命與情感歷程，作為難以被科學化歷史敘述所整合與表現的歷史內容，它們也應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小說作為現代史詩與古典時代的史詩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主角不再是體現出“類” 的特征的英雄，而是普通民眾。普通民眾的生息繁衍、喜怒哀愁當然會受到時代、社會和政治具體規劃的影響乃至左右，但并不完全服從，他們的生活本身有其無法被規約的蕪雜與能動性，兩者其實形成了互動，而正是互動本身構成了歷史運行的復雜性與豐富性?！度耸篱g》的故事在在表明：“大多數人的生活絕非個人之力所能改變，也并不是個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認，國家、社會、時代的因素尤顯重要。”那么，個人如何與世界共處？在小說的結尾，步入晚年的周秉昆讀到姐姐周蓉寫的小說——這部小說本身就是觀念現實的產物，是對周家各人所經歷人生的自敘傳式反思——回首自己一門周姓人家的歷史，不禁感慨萬千：“尋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會百代難得一見嗎？” 這個普通小老百姓、一個好人最終明白：世上的好事、美事多種多樣，并且會不斷發生，對于每個具體的人來說都不可能遍享，所以即使擁有微末的幸福，那也應該謝天謝地?，F代小說的史詩性正在于它是普通人的史詩， 而不再像古典史詩那樣聚焦于王侯將相、英雄美人，它的主人公是平凡的個人，但這個個人關聯著廣闊的社會與時代，那些普通好人的人生給予讀者以歷史穩健前行的認知和世俗煙火中剎那光華的感動與激勵。

在這里，我們看到中國百姓真正意義上的史詩性：人世間從來都充滿齟齬與磨難， 很少有一帆風順，而無數周秉昆這樣的常人， 以自己的寬容、耐心、堅忍和體諒，守護著得來不易的幸福，既不逆來順受，也不怨天尤人，哀而不傷，溫柔敦厚，與時代同行， 推動了歷史的運轉。我們讀這樣的作品，如同讀自己鄰居與親友的故事，可親可感，反觀自己的渺小與卑微，也并不因此自暴自棄， 因為那才是絕大部分人真實的人生，辛酸、艱苦而不乏些許的溫馨與微茫而不可磨滅的信念。因為這平凡而偉大的同胞與我們共在， 人世間雖然遍布無奈、齟齬和磨難，而終究是可親的處所、棲息的家園，值得我們感恩、眷戀并為之奮斗。

注釋：

① [ 德]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翻譯局編，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 頁。

② [ 德] 黑格爾：《美學》（第3 卷）（下冊）， 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96 年版，第165 頁。

③ [ 匈] 盧卡奇：《小說理論：試從歷史哲學論偉大史詩的諸形式》，燕宏遠、李懷濤譯，商務印書館2012 年版，第49、53 頁。

④梁曉聲：《人世間》，中國青年出版社2018 年版， 本文涉及該書引文均出自此一版本，后文不再一一標注。

⑤梁曉聲：《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 年版，第2、4 頁。

⑥ [ 希臘] 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 商務印書館1996 年版，第81、163 頁。

⑦ [ 美] 海登?懷特：《反對歷史現實主義——對〈戰爭與和平〉的一種閱讀》，《后馬克思主義讀本?文學批評》，張永清、馬元龍主編，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1、172 頁。

[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