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梁曉聲新作《人世間》塑造了眾多鮮活的人物，其中包括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鄭娟和姐姐周蓉是《人世間》女性群像中非常突出的兩個人物，她們有著不同的成長環境、教育背景和性格特點，在各自人生的岔路口作出了不同選擇，走上了迥異的人生道路。如果說鄭娟是“安命”的女性， 那么周蓉則是“造命”的女性，作家通過塑造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將現實中的底層人物與理想中的人物相對照，反映了女性主體意識發展的不同階段，也體現了作家對女性命運的關切。

關鍵詞：梁曉聲 《人世間》 女性主體意識 “安命” “造命”

小說《人世間》中塑造了眾多的女性形象，如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鄭娟、姐姐周蓉、嫂子郝冬梅、干妹喬春燕、朋友肖國慶的妻子吳倩、孫趕超的妻子于虹、姐夫蔡曉光的情人關鈴等，而對于《人世間》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迄今尚付闕如。本文擬通過分析《人世間》中鄭娟和周蓉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形象，來探討這部作品所傳達的對于女性命運的關切。

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鄭娟是小說中著墨很多的一個人物，鄭娟的身上集合了許多中國傳統女性的優秀品質：她善良、節儉、質樸、孝順，敢于為愛付出；又堅強、樂觀， 在困厄中始終保持堅韌；她有著妻子的柔軟、母親的溫情，時而又流露出小女孩的天真。她不像秉昆的姐姐周蓉那樣受過高等教育， 也不似嫂子郝冬梅出身高干家庭。她出身于社會最底層，她和盲弟弟鄭光明都是養母撿來的孩子，雖然念過小學和中學，但正如她自己所說，“除了小學和中學的課本，我就再沒讀過什么書”。①然而她卻有著獨特的可愛之處：“她不像春燕，春燕有心機，她絕沒有。她不像吳倩，吳倩太小心眼。她也不像于虹，于虹自我保護意識很強，總怕自己在什么事上被人算計了，吃了虧。而她幾乎沒什么防人之心，若對一個人好，便處處先考慮他的感受，寧肯為對自己好的人作出種種犧牲。誰和她聊天也長不了見識，她根本就沒什么與文盲家庭婦女們不同的見識， 也沒什么人情世故?！雹?/p>

鄭娟是如此的單純善良，仿佛從未趟過現實的渾水一般天真可愛，但在與秉昆相遇之前，她的人生其實非常坎坷：被小混混駱士賓奸污而懷孕，男友涂志強替人扛下命案被槍決，上有老邁的養母、下有盲弟弟和未出世的孩子，一家人蝸居在太平胡同的土坯房里，生活難以為繼。

秉昆初到鄭家是受水自流和駱士賓之托去給鄭娟送錢的，這一使命自然賦予了他雪中送炭的救世主角色。鄭娟的美和艱難的處境，先是勾起了秉昆的憐惜，繼而撩撥起了這名年輕工人心中狂暴的占有欲：“就在剛才，在鄭娟家里，當他第一眼看到她時，內心里產生的首先是一種難以克制的沖動，那就是撲到她家的炕上撲倒她的沖動?！憋@然， 至少有那么一個瞬間，秉昆被救世主心態沖昏了頭腦，認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 而鄭娟則是卑賤的接受施舍的人：“他認為她是卑賤的——與一個有不良記錄的青年結為夫妻，結果讓自己最終成為了一個已被處決的殺人犯的小寡婦，難道不是卑賤的嗎？ 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賤，讓他覺得自己高高在上?！雹?/p>

小說中秉昆與鄭娟初見后的一系列復雜心理活動被作者描繪得異常細膩和精彩，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年輕男性面對異性的誘惑時心中難以抑制的狂野沖動。但若秉昆與鄭娟的初見只到這里戛然而止，便也只是流俗于傳統小說愛情敘事中的男性視閾下的“受難天使”模式，即女性受難，而男性充當拯救者， 正如李玲教授所批評的，“讓女性受難是男性現代敘事的必然安排”。④然而秉昆內心狂亂的激情在鄭娟的盲弟弟鄭光明的一跪之下歸于平靜：“當別人對你下跪相求時，表面看來完全是別人的可憐，往深處想想，其實也未必不是別人對你的恩德，因為那會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⑤可見鄭娟的受難，絕不是為了成全秉昆的英雄氣概和拯救者形象，而是犀利地直指主人公內心深處的軟弱和不堪，原本作為拯救者站在道德高地上的秉昆以盲弟弟澄澈的心靈為鏡，照出了自己內心里的丑惡。在主人公的自省中， 欲望得以轉化為真正的愛與憐憫，掃清了鄭娟在艱難時代里蹣跚前行路上的積雪：在涂志強的朋友們入獄無法再為鄭娟一家提供資助時，秉昆變賣了母親的玉鐲來貼補鄭家； 面對家人的反對和流言的紛擾，他仍然堅守著內心，沖破阻力與鄭娟步入婚姻。

生活的苦難并沒有讓鄭娟成為一個怨婦，而是恰恰相反，在鄭娟的一生中，無論面對怎樣的逆境，她始終保持著樂觀和知足， 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

在那個社會風云變幻、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沉重的生存壓力讓很大一部分底層市民不得不在蠅頭小利上斤斤計較，各人只管維護自己小家的利益，損人利己的事也屢見不鮮。在這樣的時代里，鄭娟身上異乎常人的知足便顯得尤為突出：她不像同一階層的其他女性那樣各有各的精明，她不熱心政治， 不在社會關系上苦心鉆營，更不在錢財上錙銖計較，故而光字片的街坊甚至在背后說她“有點二”?？墒羌毱繁サ脑?，便不難發現主人公的態度：看似頭腦簡單的鄭娟實際上比誰都“想得開”，做人有一套“自己的標準”。鄭娟的知足一方面來自具有慈悲心的養母的言傳身教，另一方面則是被生活磨礪出來的一套面對逆境的生存哲學，在“傻” 的表面下，蘊藏著的是她柔軟質樸的生存智慧：作為妻子，她體諒丈夫在外打拼的艱難； 作為母親，她用樸素的人生觀教給孩子們正直與善良。更為可貴的是，她的愛不僅局限于自己的小家，更無私地灌溉著周家這個大家庭：秉昆的哥哥秉義在A 市副市長任上主持棚戶區改造，勸說秉昆夫婦率先遷入新區， 為光字片的居民們做個表率。身為親弟弟的秉昆尚且心存疑慮，甚至因此與哥哥發生沖突，鄭娟卻真心實意地全力支持，這樣的熱忱顯然不是因為她具有什么政治上的覺悟， 而是完全出于對親人的愛與信任。

鄭娟這樣的女性，是毋庸置疑的好妻子、好母親，她對自己的定位和期許，也始終都是當好一個賢內助：“跟你們說實話，我可樂意當家庭婦女了，做做飯，拾掇拾掇屋子， 為丈夫兒子洗洗衣服，把他倆侍候好，我心里可高興了。我覺得自己天生是做賢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歡上班的女人?！雹蘅梢姡?對于社會工作，與其說她缺乏能力，不如說她缺乏興趣。但這絕不是說鄭娟就是一個對生活毫無主見的女人，秉昆做了《大眾說唱》編輯之后，因為看不慣有些人架子哄哄的， 而不愿意去跟他們組稿，她就勸秉昆說：“我也是懂得一點兒做人道理的呀……性格怎樣和人心怎樣往往是兩回事。性格像皮膚，大太陽下曬久了誰都黑了，關在屋里一年半載的誰都會變得白了點兒。皮膚黑了白了，只要心沒變，還是一顆好人心，那就還是先前那個好人。”⑦她認為架子哄哄的人不一定就是人心不好，同樣，秉昆“嘴甜一點”也不是什么可恥的事，她對“性格”和“人心” 的分析甚至讓秉昆“頗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在兩性關系上，鄭娟同樣有著自己的尺度， 在她與秉昆初識后的一年里，兩人各懷情愫卻又秘而不宣，是鄭娟主動而大膽地說出自己對性與親密的渴望?；楹螅淮伪ハ肱c她同享魚水之歡，卻遭到她的拒絕，她說： “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高興了， 為了更高興要我；傷心了，為了要得到安慰要我；煩惱了，為了去除煩惱要我；生氣了， 為了消氣要我……如果反過來行嗎？多少次我想要的時候，你不是都裝作沒看出來的樣子嗎？”⑧盡管她對秉昆一家的奉獻是那么無怨無悔，但對于夫妻之間的關系，她還是具有一定的平等意識。更重要的是，她的樂天知命的人生態度，使她在遭遇生活的各種艱辛、磨難與不測變故時表現得無比堅韌： 在秉昆因“四五事件”被捕的半年間，她忍受著光字片街坊鄰居們的非議，不辭辛勞地照顧著秉昆長期昏迷的母親；在丈夫因與駱士賓爭奪兒子的撫養權失手傷人而入獄的十二年里，她從未想過背棄家庭，而是任勞任怨地出去做清潔工以維持全家的生計；在美國讀博士的兒子周楠意外身亡后，她去美國處理兒子的后事，表現得無比堅強而有主見；她把自己在太平胡同的土坯房無償過戶給趕超一家，一個人獨自辦成了一件非常難辦的事。

作為女性個體，鄭娟也許缺乏對自己命運的把握，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也可以說她缺乏女性主體意識。五四時期的女作家陳衡哲曾說過：“世上的人對于命運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雹釋τ陧樉澈湍婢扯继谷唤邮艿泥嵕隉o疑只能做到安命而不怨命；她不主動反抗不公境遇、不追求參與社會生活，她缺乏主宰自己人生的意識和勇氣，因而她的命運， 在極大程度上只能依賴于時代和家庭。但鄭娟畢竟不是周蓉、郝冬梅那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她只是一個社會底層的沒有多少文化的小女人，主體意識、獨立精神這些即便對某些知識分子來說都顯得高貴的詞匯，對于一個曾蜷縮在土炕上食不果腹的底層婦女來說，注定是一些連做夢都無法夢見的詞匯。對于鄭娟這樣的社會底層婦女，如果我們還要以女性主體意識來衡量她、要求她，那無異于是一種殘忍。作家梁曉聲只是按照生活本來的樣子塑造了鄭娟這個人物， 并且按照生活中可能的理想狀態賦予她善和美德，這就不會使這個人物形象脫離生活實際；如果作家把她塑造成一個有思想、有個性、有主宰自己人生的意識和勇氣的女性， 那她便絕不可能跟醬油廠的出渣工人周秉昆走到一起，即使他們在特殊時期無可奈何地走到一起，也終究免不了要勞燕分飛的結局。鄭娟這個形象符合生活的邏輯，但她并不是一個現代女性的理想形象，我們絕不能說鄭娟就是作家梁曉聲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甚至她都談不上是梁曉聲本人所喜愛的人物，“有點二”不僅是街坊鄰居們對她的評價，其實也是梁曉聲本人對她的評價。

但鄭娟的存在，無疑是小說所描繪的那個時代里一抹溫情的點綴。如果說周秉義與郝冬梅的愛情是令人艷羨的舉案齊眉，周蓉與蔡曉光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守候，那么周秉昆與鄭娟便是這人間煙火里相濡以沫的布衣夫妻，他們的感情樸素卻熾熱，平凡而珍貴?？梢哉f，在周家三個子女和他們的伴侶當中，命運之神對秉昆和鄭娟夫婦眷顧得最少，但他們之間的愛卻最真實、最有溫度， 秉昆拯救鄭娟于絕望的泥沼，而鄭娟身上妻子的柔軟和母親的溫情不僅溫暖了秉昆，也潤物無聲地融化了時代之艱。如此一來，傳統愛情小說里的那種女性“受難天使”與男性拯救者的固化角色便被打破，這一對草根夫妻之間不再是單向的救贖與被救贖的關系，愛使他們互相救贖。

與持“安命”態度的鄭娟相比，秉昆的姐姐周蓉無疑是“造命”者。周蓉的美麗外表之下，潛藏著的是她追求自由的靈魂和不甘平庸的心。小說中，周蓉最令人矚目的， 無疑是她的三次“出走”。自五四時期所討論的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出走開始，女性出走逐漸成為婦女解放的象征而出現在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中。對周蓉來說，她的每一次“出走”都代表了她在不同時期的人生追求，也作為她人生的分水嶺，一次又一次地改變她的命運。

周蓉第一次“出走”發生在“文革”初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潮中。她自中學時期開始與北京詩人馮化成通信，兩人因相似的志趣漸漸生出情愫，“文革”中馮化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南邊陲，當時還是少女的周蓉為了追求愛情，瞞著父母和兄弟， 背負著輿論的壓力，只身從東北遠赴貴州。小說中對周蓉第一次出走的描述篇幅很短， 但卻很能體現少女周蓉的品性。在蔡曉光的描述中，周蓉從初中二年級就開始與比自己年長許多的詩人通信，并在一年后“明白自己千真萬確地愛上了他”⑩，由此可見周蓉實際上是非常早熟的。的確，早年間大量閱讀中外文學和哲學著作的經歷使周蓉有著比同齡人更深邃的思想和更伶俐的口才，但這絕不能證明她與馮化成之間就是成熟的愛情。可以想象，詩人馮化成和他的浪漫的詩歌世界對于出生在工人家庭又熱愛文學的少女周蓉構成了不小的吸引力，詩人的才氣及其悲慘遭際，使周蓉陷入了對他無藥可救的迷戀；同時對詩人馮化成來說，在這個崇拜自己的少女的注視下，被批斗的屈辱和憤懣都成了英雄的勛章和勇敢的明證，他接受周蓉的愛，很大程度上只是對自我英雄幻象的自戀。于是，在極端政治環境的催化下，詩人與少女結合了。周蓉的第一次出走，實際上是一場浪漫卻不計后果的私奔。

第二次“出走”發生在周蓉的中年，進入1980 年代后，她通過自己的努力，成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丈夫馮化成也得到平反，回到北京并落實了工作、分到了住房。眼看周蓉一家的生活即將揭開新的篇章，丈夫卻被詩歌帶來的名聲沖昏了頭腦，他患得患失，擔心名利如浮云不能長久，失去的十年又使他渴望得到補償，就這樣，馮化成出軌了。起初的幾次，周蓉選擇了原諒，但“曾是愛情至上主義者的周蓉的愛情畫卷被污損了”11 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周蓉的第一次出走是一場情感多于理智的浪漫逃亡， 那么將近20 年以后，在面對人生選擇時， 周蓉心中的天平終于向理性傾斜，對丈夫的背叛忍無可忍之后，周蓉平靜地提出了離婚， 主動選擇離開了這段千瘡百孔的婚姻。周蓉的離婚，可以說是少女浪漫的愛情理想在現實中的墜毀，但小說中更多的是贊揚了成熟獨立的現代女性敢于掙脫婚姻枷鎖、重新建構幸福人生的膽魄和勇氣。

周蓉的第三次“出走”與前兩次不同， 前兩次“出走”完全是忠于自己內心的自由選擇，第三次卻更多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的無奈。周蓉與馮化成離婚后，又與青梅竹馬的蔡曉光結合，事業上也順風順水，很快被聘任為A 市重點大學的副教授，然而青春期的女兒周玥因與舅舅秉昆的養子周楠萌生感情而被舅舅責打，周玥羞憤之下跑到北京投奔生父馮化成，又被父親帶去了法國。為了找到女兒并將她帶回祖國，周蓉漂洋過海來到法國，起初因簽證問題不得不滯留，后又為了女兒的教育選擇留在法國，一邊打工一邊供女兒讀書。在這漂泊困頓的十二年里， 周蓉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她努力學習法語，對法語的掌握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面對壓力時懂得自我調節，使自己始終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面對富商的追求和當地人的歧視，她不卑不亢，體現出充分的自尊自愛……而最終，周蓉的堅持也有了收獲：異國的相依為命使女兒最終明白了母親的良苦用心，母女最終冰釋前嫌，周蓉也默許了周玥和周楠之間的感情。

縱觀周蓉人生中的三次“出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物成長的脈絡：從少女時代的叛逆和意氣用事，到成年后勇敢追求自由與尊嚴，最后到身為母親心甘情愿地付出， 在這一次次的出走中，周蓉不斷淘澄生活中的雜質，最終沉淀出洗練而通透的人生。作為周家三兄妹中唯一的女性，周蓉不同時期的人生追求與選擇，體現了她的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和成熟，也象征著伴隨共和國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在追求自由獨立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在去貴州插隊之前，她是A 市重點中學高二學生，她熱愛文學，返城后接受過高等教育，后來又出過洋，在她身上幾乎濃縮了那一代知識人的人生縮影。

比較周蓉和鄭娟這兩個女性人物，二人均出身于上世紀中期東北城市底層平民家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和際遇：鄭娟淳樸善良，她身上流淌著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樂觀知足、安于現狀，但也目光短淺， 只關心自己的家庭，自我意識仍未擺脫蒙昧狀態。周蓉則不同，作家對她的性格曾有過這樣一段精彩描寫：

周蓉從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個時代讓她感到壓抑，她的表現絕不會是逐漸適應。短時間的順從她能做到，時間一長，她就要開始顯示強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壓制和打擊冷酷無情， 那么，她將會堅忍地抗爭到底。12

如果說鄭娟在小說里往往是以誰的妻子或誰的母親的面目出現的，那么周蓉所代表的始終是她自己，她是父母家庭的叛逆者，更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和主宰者，對自身命運的主導意識使她在世事變幻多艱的時代里敢于反抗和否定，以獨立思考之精神堅持自我。

面對這樣兩個迥異的女性人物，我們不禁會思考：是什么導致了她們命運的不同？ 小說中作家給出的答案是：“他們的幸福感， 與知識、學歷有一定關系——在他們中，四人接受過高等教育，秉義和周蓉還曾是北大學子……在這些親人里，周蓉、蔡曉光和周玥靠著各自的知識，還有抓住機遇、順勢而為的靈活性，不同程度地成為發展自己、獲益于時代的轉型者?！?3 可見，是知識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雖然同是出身于社會底層， 但周蓉來自共和國第一代建筑工人家庭，在當時，工人階級還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這使得周家兄妹能夠結交到郝冬梅、蔡曉光這樣的干部子女，有機會讀到別人讀不到的書， 他們一有空閑就聚在周家一起討論文學，也使郝冬梅、蔡曉光這兩個落難的高干子女最終能夠與來自工人家庭的周秉義、周蓉走到一起。而住在太平胡同小窩棚里的鄭娟雖然也念過小學和中學，但她和盲弟弟鄭光明卻只能靠養母賣冰棍維持生計，這決定了她不可能像周蓉那樣成為有知識、有思想、特立獨行的人物。周蓉自少年時代便開始閱讀《戰爭與和平》《紅與黑》等外國現代小說，這些書籍在無形中完成了對周蓉的理性啟蒙， 也在她人生觀的建立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她成為終身的學習者。不僅如此， 在周蓉人生的不同階段，作家都賦予了她教育者的角色，無論是作為貴州山村里孩子們的啟蒙老師、A 市重點大學的哲學副教授， 還是晚年成為私立中學的副校長，周蓉始終堅持著教書育人、授業解惑，以豐富的知識、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品格影響和哺育著國家的下一代，可見在作者的心中，周蓉不僅是堅持自我的獨立女性，更是時代的女性楷模。

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小說中塑造了周蓉和周玥這一對同樣具有叛逆精神的母女， 當曾經特立獨行的少女周蓉成長為母親，面對女兒周玥的叛逆，她的態度卻形成了鮮明反差。就在她默許周玥與周楠之間的感情后不久，周楠卻在美國遭遇槍擊而意外身故， 回國后，周玥很快“第三者插足”別人的家庭， 與一位老板同居，這使周蓉痛心疾首又羞憤難當，甚至氣得讓丈夫蔡曉光替她聲明“從此我們斷絕母女關系”14 。她向蔡曉光哭訴： “她這么不自重自愛，哪像我的女兒呢？我的人生全讓她毀了?！?5 直到又過了十年， 在親人的勸說之下，周蓉才慢慢原諒了女兒， 但在這十年里，周玥還是給母親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痛。面對叛逆的女兒，周蓉也成了一位無能為力的母親，痛徹心扉卻無計可施。小說中沒有交代周蓉是否反思過自己少女時代的叛逆對母親和家人造成的傷害：她為了追求愛情而遠赴貴州插隊，使母親遭受沉重的打擊；1976 年3 月，在與丈夫馮化成回家探親的火車上，又因丈夫朗誦了一首悼念周總理的詩，與鐵路警察發生沖突，夫妻二人不知所蹤，只有年幼的周玥被周蓉父親的同事送回了家，周母精神上再遭重創而成了“植物人”，若非鄭娟長達一年多時間的按摩、照料，周母能否醒來還是未知數……可見， 周蓉的叛逆雖成全了自我，卻給母親帶來了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打擊，正如多年后，女兒周玥的叛逆給周蓉帶來的打擊一樣沉痛。

周蓉和周玥母女二人都是具有主體意識、特立獨行的現代女性，她們年輕時的叛逆，以及對自由、對愛情的追求，都給各自的母親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周蓉直到自己的女兒作出與自己當年相似的選擇時，才體會到作為母親的痛苦。作家通過母女兩代人的對比，也揭示了這樣一個問題：女性的主體意識、追求自由獨立的意識，與對親人、對社會的倫理責任之間，是否有一個界限？ 如果有，那么這個界限在哪里？其實不只是女性，對所有人而言，追求自己的主體性、追求自己的自由與獨立，都應該以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為界限。

鄭娟與周蓉這兩個人物，前者是作家在真實生活經驗之上塑造出來的貼近生活的女性形象，在不與現實生活邏輯相悖的前提下， 作家最大限度地賦予了鄭娟愛與善的美好品質，對底層女性形象的這種處理方式，也正是梁曉聲在創作中踐行“好人文化”的體現； 后者則是作家所塑造的一個理想人物，周蓉的獨立自主、求真向上，都是作家想要傳遞給讀者的精神力量。但即便如此，作家也沒有刻意將周蓉塑造成十全十美的典型人物， 而是保留了她性格中的缺陷，不僅揭示了她少女時代的魯莽、沖動，而且讓讀者很容易從母女三代人的關系中，將女兒的叛逆對母親造成的傷害加以對照，從而進一步思考主體意識和倫理責任之間的邊界問題。作家梁曉聲對鄭娟這樣的底層人物飽含溫情，對周蓉這樣的理想人物又不乏審視的態度，使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具體可感。鄭娟與周蓉雖然是不同的女性，但也可看作是女性成長的不同階段：鄭娟是缺乏主體意識和把握自己命運能力的“安命”者，她更加貼近于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但與周母那一代女性相比，她敢于向丈夫表達愛，在夫妻關系中也具有一定的平等意識，這可以看作她的自我意識正在蒙昧中被喚醒而逐漸抬頭；周蓉則是一個現代的新女性，她從少女時代的叛逆走向成熟的過程，也是其女性主體意識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這使她成為始終能夠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造命”者。

注釋：

①⑦⑧1112 梁曉聲：《人世間》（中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54、54、302、111、86—87 頁。

②③⑤⑩ 梁曉聲：《人世間》（上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387、98、99、38 頁。

④李玲：《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性別意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版，第38 頁。

⑥131415 梁曉聲：《人世間》（下部），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3、434—436、327、328 頁。

⑨陳衡哲：《我幼時求學的經過》，《一支扣針的故事》，北方文藝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 頁。

[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