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漸入尾聲，“80 后”作家的創作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開始與歷史和時代展開深度對話。湖北作家宋小詞兼具鄉村和城市雙重生活經驗， 她將鄉村當作整體文化背景，通過中篇和長篇的不同側重，用人物和故事解構鄉村圖景，探究人在時代奔跑中的好奇、快樂、惶恐以及各種復雜幽微的社會心理；并以超越性別敘事的筆觸塑造了一批夾在物質和精神追求之間的“尷尬人”形象，在青年寫作中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關鍵詞：宋小詞 城鄉敘事 尷尬人

當我們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下以代際劃分來觀察文學創作，出生于1982 年的湖北籍作家宋小詞無疑是一個非典型的“80 后”作家。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市場化對文學機制進行消解和重構，“80 后”作家在文壇相繼亮相， 并與青春愛情寫作、私人化表達、小資腔調、缺乏歷史感等標簽緊密地關聯在一起。盡管宋小詞的早期創作也是從青春文學起步，受到了個人經驗的影響，呈現過一些通俗化表達，但與其他“80 后”作家不同的是，宋小詞似乎很快就告別了顧影自憐的詠嘆式書寫， 果斷潛入到歷史和生活深處，承繼了湖北幾代作家堅守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以“80 后” 的身份與時代展開了對話。在這些沉重和激烈的互動中，宋小詞不僅在“80 后”的坐標象限中找到了更多可能，更重要的是通過直入歷史和直面現實的書寫確證了她在文學視角和思想深度上的逐步成熟。

在宋小詞的小說中，鄉村是一個整體的文化背景。她用長篇小說呈現具有命運史意味的鄉土和家族，用中短篇書寫從農村走到城市的女性命運，集中展現了城鄉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城市膨脹與鄉土凋敝；展現了城市和農村從二元化并置到碰撞磨合的歷史位移；展現了鄉土基因空降到城市機體后種種艱難的排異反應。她通過人物和故事無情地解構了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圖景，冷硬地再現了城鄉裂隙中的真實人性，以犀利獨到的語言對生活和人性進行尖銳的質詢，探究人在時代奔跑中的好奇、快樂、惶恐以及各種復雜幽微的社會心理，并通過這些精準的心理捕獲去探知人性與欲望的邊界。“小說對時代情緒的捕獲，對世道人心的勘探皆顯示出不凡的功力”①，吳越稱她為“繼池莉、方方等崛起與上世紀1980 年代中后期‘新寫實主義’‘漢派小說’之脈傳的又一女作家”。這顯然是對宋小詞小說創作中思想含量、時代意識和美學表達的肯定。

關山難越：鄉土與城市的生存困境

1990 年代以降，現代工業文明遭遇中國社會市場化的大轉型時期，學界提出“文學的危機”“精神的危機”等觀點并展開了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盡管這次“人文精神” 的提出與西方人文主義登臺的初衷背道而馳，其出場語境、批判對象和價值訴求也均不在同一向度②，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即當時中國文化背景中人文精神與世俗精神已被視為對立的兩極。這意味著人文精神在“藝術至上”的自循環中得到肯定，卻與商業性裹挾下的世俗精神漸行漸遠，那么，擺脫了消費性和娛樂性因素的生活本身，以及沉浸于生活中的普通人及其命運應該得到怎樣的呈現與關注呢？

宋小詞給出的答案是“困境書寫”。從青春寫作的輕飄中驟然轉身的宋小詞，一邊借助個人的家族記憶，一邊對準現實和當下， 她似乎有意避開生活的虛幻和光環，將筆觸深深扎入凌亂窘迫的日常生活中，從一地雞毛里精心收攏著那些彌漫、細碎而無休止的苦痛境遇，塑造了豐富鮮明、極富辨識度的底層人物形象，并用這些人物和他們的命運打開了觀照這個時代的一個角度。小說中人物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原生態的農村人， 另一類是從農村來到城市生活的普通人。前者大概出生于20 世紀初，在相對完整、封閉、原生態的鄉村風物中經歷了上世紀劇烈的社會動蕩與變革，體現民間倫理支配下的無常命運和溫暖人性；后者則出生于改革開放前后，主要通過“進城”完成從農民到城市貧民的精神歷程和人格蛻變。而無論是歷史性書寫還是現實性表達，宋小詞對于人物困境始終保持著高度敏感，比如安身立命的惶恐、日常生活的困頓、個人尊嚴的萎縮以及理想熱情的幻滅。

《血盆經》和《柑橘》是宋小詞農村題材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集中觀察了農村最弱勢群體的生存困境：《血盆經》中的何旺子腦子不靈光、學什么都不會，只能拜師學道士去葬禮上唱經為生；寄人籬下的六兒為了成家立業不惜力氣、苦役般地為大伯干活，換來的卻是謊言和騙局；翠兒像牲口一樣被賣來賣去，成為農村老弱病殘群體傳宗接代的工具……一本為死后超度的《血盆經》，顯然成為一場悼念質樸鄉村的儀式， 被超度的不僅是亡故的母親們，不僅是翠兒， 還有養育了蕓蕓眾生又為他們悲苦加身的土地。《柑橘》中的五保戶茍大寶年輕時“一身橫肉，孔武有力，會耕田打戧，會車稻揚谷， 而且他還有一門管理培育柑橘樹的技術”， 分田到戶后人單勢弱窮困潦倒，對象也因父母反對懷著孩子自殺，茍大寶終于從一個勞動能手變成一個萬念俱灰的光混漢。傻女糖水的出現終于讓晚年的他有了父女的溫情和生活的盼頭，可村支書的欺凌再次把他們推向絕境。

他們是農村中的最底層，翠兒、六兒以及茍大寶收留的糖水都是智障青年，茍大寶則是一個無所依傍、無所希望的孤寡老人， 他們作為高歌猛進的時代投射在農村最隱蔽角落里的微光，既反襯了隱藏在鄉村生活褶皺中的陰暗人性，也保留了人最原始本能的溫暖和善良。與其把他們稱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弱者”，他們更像是時代的“棄兒”， 這些曾努力吸附在命運的車輪上的人們，最終因為失去父母、失去天資、失去愛情、失去智慧最終失去了生活的機會，終于被車輪甩下來，留在時代的車轍里哀哀無告或錯愕嘆息。

“棄兒”視角無疑是一種“苦難式”書寫，選擇這個視角體現了作者對一切生命形態的尊重。對于失去父母童年孤苦的何旺子和六兒，對于嫁過六次、生過四胎的翠兒， 對于被村支書強奸最終難產而死的糖水，對于頹廢中盼來了“女兒”又再次失去人生希望的茍大寶，他們活著的艱難與堅持形成了文本內部的張力：他們既抓著屬于自己的一枝弱小的稻草浮沉在生死之間，又用自己微弱的能量溫暖著同樣悲慘的彼此。值得肯定的是，宋小詞并不把這些痛苦的特例推向奇觀化的語言狂歡和情緒消費，旺子、六兒與翠兒之間惺惺相惜，茍大寶對糖水也是圣潔的父愛，盡管他們的社會能量一點點弱下去， 但是他們的形象沒有矮化更沒有丑化，相反在被遺棄和被戕害的過程中更突顯了他們渴望活的堅韌，于是，最卑賤與最圣潔，最貧弱與最強韌支撐起了鄉土棄兒的精神世界。宋小詞不僅打開鄉村生活的悲苦，起底鄉村最弱者的生活，她還巧妙運用“傻女人”“智障人”的視角，對病態和正常進行重組和倒置，把田園不再、凋敝荒蕪的鄉村中最有光亮和溫度的人性賦予了這些不健全的人，帶有反諷意味的象征成為宋小詞創作中最顯性的修辭。

作為宋小詞小說的一大主題，底層人的掙扎在她的城市題材寫作中更加突出。中篇小說《直立行走》以武漢的城市拆遷為背景， 講述了楊雙福這個從農村考上大學又留到武漢工作的女孩，想靠自己卑微的愛情和婚姻在武漢扎根，最終一無所得的悲劇故事。這個努力地“用和他吃飯睡覺維持感情的溫度” 的農村女孩，絲毫不在乎對方因為回遷補償的需要與自己結婚，她聽從婆婆對家庭生活的一切安排，忍受浪蕩丈夫的無恥發泄，照顧癱瘓公公的屎尿，堅定地盼望著“好日子” 的到來。根深蒂固的身份自卑讓她在與周午馬的婚姻生活中如履薄冰、低聲下氣，就算她可以為了保護他拿起秤砣掄向警察，也阻擋不了周午馬與身陷囹圄的自己離婚，20 多萬元的民事賠償成為楊雙福這段噩夢婚姻的唯一的遺產。

需要注意的是，僅僅依靠“楊雙福式” 的無底線的忍耐和對城市身份的單純渴慕，無法準確反映當前社會結構與知識女性精神的互動，換言之，城鄉二元話語下的“進城敘事”作為一個基本的書寫模式，如果失去了代際的區分度，如果無法體現這個時代的鮮明特征，它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與1980 年代文學作品中農村知識青年進城失敗的軌跡相混淆。《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哦，香雪》中的香雪早已表達過農村青年對城市生活的渴望，那么在互聯網信息社會的當下，全球化、多元化的外部環境和自我表達欲望強烈的“80 后”主體需求相碰撞，商品經濟的逐漸成熟及其衍生的文化消費已經形成了與1980 年代截然不同的景觀，感官刺激、逐利心態、精致利己、娛樂至死等時代的副作用一一凸顯，此時的社會身份吁求和自我意識的彰顯又與40 年前有何異同？

短篇小說《開屏》部分地終結了這個問題。與老實巴交的楊雙福相比，農村女孩秦玉朵嫁給了“官二代”南翔。為了嫁入“豪門” 她討婆婆歡心；為了骨折的母親來自己家順利養病她討丈夫歡心；為了穩定的工作職位她討上司歡心——這就集中地體現了秦玉朵張揚的個人化、主體化的物質欲望和精神需求，而且她在精神底線退守的過程中都有一套生存理論來為她的功利選擇進行抗辯，比如對南翔的選擇就來源于她“甜言蜜語才值幾個錢？真金白銀才不落空”的“人生真理”。因此，她理直氣壯地利用自己的容貌資本， “使出渾身解數將這個能左右乾坤的棋子（南翔）攬在懷中”；她吞咽著婆婆一句比一句更加盛氣凌人的威風；她甚至在上司對她動手動腳的時候想到了“失節事小餓死事大” 的道理。“像無骨的藤蘿，得時刻伸出觸須去依附去抓緊”的秦玉朵當然要為她的自輕自賤付出代價，公婆和丈夫變本加厲的輕賤， 上司對他們婚外情的公開，以及她騰挪于斗室的辛苦，輾轉于虛榮欲望的奔波，最終讓她對生活產生了絕望。

這樣看來，楊雙福和秦玉朵的困境就不同于上世紀1980 年代對農村知識青年的“進城”書寫。如果說改革開放時期的知識青年留在城市建功立業，多少還有改變命運軌跡的“金手指”誘惑；那么2000 年以后，隨著社會資源等要素的重新配置，農耕文明在與現代市場經濟的遭遇中持續落敗，正值青春、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輕一代面對的就不再僅僅是事業的吸引，他們還要面對農業文明和現代文明兩種思維方式的博弈沖突，并渴望以身份改變實現心理認同，刷出自身的存在感。

宋小詞用沉重隱忍的形象和他們的悲劇生活講出了人生多艱的粗礪質感。茍大寶、何旺子們在只有煙火世俗、缺乏煙火溫暖的農村，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單薄的生命隨風飄搖；楊雙福、秦玉朵們歷盡千辛萬苦走到城市，千方百計留在城市，她們隱忍負重，甚至讓渡道德、責任和理想只為過上城里人的生活，從而修補城鄉位置的遺憾。他們都傾盡熱情交出自己，不憚于敞開最大的善意，不在乎付出最徹底的代價，所有生活中的隱忍都變成了奮力攀登的過程。本來想朝著海市蜃樓一樣的城市風景一路匍匐，尋求安身立命之地，結果真正成為海市蜃樓離自己遠去的，是他們的對生活的理想和初心。

關山難越，峰巒幾重，“城市越發達， 鄉村就越虛弱；城市越繁華，鄉村就越死寂”③，當鄉村與城市失去平等對話的資格， 無論是正在農村生活的，還是從農村走到城市生活的，都陷入一種難以解決、無法逃離的困境，這正是宋小詞想傳達給讀者的一種現實。

失路之苦：底層市民的精神畫像

李云雷在厘定“底層文學”的概念時， 除了對內容和形式上的判定，更主要的是對其寫作態度的分析，“它是一種嚴肅認真的藝術創造，對現實持一種反思、批判的態度， 對底層有著同情與悲憫之心”④。宋小詞作為一個在鄉村生活了23 年又遷居到城市的寫作者，農村生活的貧瘠和城市精神家園的困頓都給她留下了深刻的生命印痕，也讓她做好了觀照“城市的外鄉人”這個群體命運的精神準備。當她把目光鎖定市井生活和底層人物進行文學觀照時，強烈的現實主義自覺與她對日常生活的敏銳感知產生了聚合效應，變形為詮釋生存與尊嚴的人生段落。性子火爆、善唱老生的宋小詞也從不懼怕直面慘淡的人生，她用直率潑辣、充滿野性的文學語言捕獲時代情緒，勘探世道人心，表現市場經濟和逐利心理下人的“被異化”和“自我異化”，展示社會最底層的普通人在物質匱乏、制度匱乏和精神匱乏的多重擠壓下煎熬的心理狀態和艱辛的人生命運。對于人性的灰暗，盡管她也曾就“暴露還是縫合”有過迷茫，但顯然宋小詞的創作不是帶有“狂歡化”“消費化”傾向的苦難書寫，更不是拼湊、戲謔、無深度的“奇觀化”想象，她始終在歷史痛點敘述里散發著對人的關懷、對人的悲憫、對美好人性復歸的期盼，而這也正是作家的歷史視野和人文精神的體現。

在宋小詞的小說中，她慣于以女性角色來表達對苦難生活的體認。《太陽照在鏡子上》就講述了一對同父異母的姐妹陶平和陶安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作為父親中年出軌的產物，陶安洗腳妹的職業和雞飛狗跳的家庭生活讓本就對她充滿仇恨的姐姐無比厭煩。當平靜生活被突如其來的投奔打破，帶著三歲兒子再次追求愛情的陶安讓陶平異常鄙視。這個單純得有點淺薄的年輕媽媽，幾乎是用一廂情愿的執著等待著小她兩歲的情人林大慶帶她們開啟新生活，但丈夫田文軍不同意離婚，林大慶也在最后時刻銷聲匿跡， 連唯一能提供容身之地的姐姐也對她多次驅趕，現實澆熄了陶安向往生活的火焰，她縱身躍入江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祝你好運》的敘述者“我”和伍彩虹則是一對好朋友。和“我”在街頭偶然相識的伍彩虹，因給舅舅照顧小孩十幾年得到了對方贈送房產的口頭應允，也因為店面吸引了孔武有力的壯漢何志平。房價暴漲，舅舅食言，夫妻感情隨之惡化。正當無休止的爭吵和家暴給了伍彩虹離婚勇氣的時候，突遇車禍截肢的何志平再一次把她推入生活的漩渦里。

被女性形象覆蓋的創作很容易對宋小詞造成一種“女性寫作”的錯覺，特別是當她把小說中的寫作對象和敘述視角全部置于聚光燈下的時候。然而，無論是陶平的平庸世俗，陶安的單純熱情還是伍彩虹的堅強勇敢，她們的形象并沒有被男性話語遮蔽的危機，也就不適合把她們放在性別語境中加以討論。女性寫作所體現出的強烈的性別意識，歸根結底是一種兩性話語的博弈，是對于男權的反詰，而無論是《直立行走》中的周午馬、《開屏》中的南翔，還是《太陽照在鏡子里》的田文軍、林大慶，以及《祝你好運》中的何志平，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只是時代的迷茫者，而不是權力話語的代言人。女性境遇不過是宋小詞打開社會生活的一扇門，她的敘述動力來自時代但不來自于性別，王干就稱宋小詞的寫作為“無性寫作”⑤。這種對于性別局限的超越，一方面貼近了生活現實的本真，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力量。《膏肓有疾》中的穆可可就是一個凌駕于丈夫和前男友之間的女性。支教時相戀的男友曲畫水細心周到無微不至的照顧， 也沒能擋住考上了省政府辦公廳的穆可可變心。“利用完人家就徹底甩了人家”的負心女一方面是實用主義價值觀在青年人理想與現實選擇中的形象展示，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宋小詞在性別寫作立場上的公允和客觀。

小說對現實生活的貧困、絕望、屈辱甚至慘烈的表現，使一些論者將宋小詞創作中的人物形象納入到“失敗者”的譜系中。“失敗者”在文學史的書寫中是常見的，遠至俄羅斯文學的“多余人”、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零余者”，近有新世紀以來“80 后”作家們鐘情的“失敗青年”。與蔡東、甫躍輝、鄭小驢、馬小淘等同時代作家相比，宋小詞筆下的人物雖然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為失敗，比如楊雙福和秦玉朵的婚姻，比如陶安追求真愛的夢想，比如伍彩虹本應該得到的權利……但不同的是，這些人物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精神深處的消極和頹靡，而更多是純粹的物質生活的窘迫、現實社會的擠壓。他們的卑微境遇來自于“城與鄉”這對在地理和精神層面均形成對抗的思想資源，而不是在面對現實之后帶有批判性和自反性的靈魂追問。他們甚至并不對這樣的世界感到失望，甚至還想以卑微之軀順從某種“成功學” 以達到弱者的逆襲。很顯然，這種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棄個人尊嚴的討好和迎合，與“從躊躇滿志到自我否定”的精神落敗是不同的， 前者是以卑微摹寫現實殘酷同情螻蟻般的人生，后者則是以何種人物階層、人物身份都無法偽裝的精英的失敗。

那么，對這些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都沒有太高要求的普通人來講，與其說他們是失敗者，不如謂之“尷尬人”更確切。《路遙遙的心事》中，家境優越的路遙遙本來在出身農村的丈夫面前趾高氣揚，可是婚后難以啟齒的暗疾導致的不孕讓路遙遙心事重重，她從睥睨一切的云端一下低到塵埃里，備受歧視和輕賤的除了她還要連帶上自己的父母， 但路遙遙只能在人情如紙的婚姻里隱忍。然而當現實利益、人性暗影和世風凜冽終于給了她離婚勇氣的時候，故事卻以一場虛驚結束，路遙遙已經成功懷孕。路遙遙的生活不僅僅是提供了一個“多少具有諷刺性的荒謬結局”，或是“將生活的真相殘酷地暴露在讀者面前”⑥，而是指向了一個更發人深思的事實：雖然隱忍者可以快意“復仇”，但掙回面子的路遙遙對丈夫的溫情消磨殆盡， 健康成長的胎兒、貌合神離的婚姻讓路遙遙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尷尬人。《天使的顏色》盡管塑造了一個“不顧一切要救活父親”的南音，但經濟的拮據、工作的壓力和母親雪上加霜的病痛讓這個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女孩疲于奔命，“行動和言語上對于父親便失卻了細致與溫和。每次父親拿筆敲桌子，南音都會覺得煩躁，會粗著嗓門說，不是剛給你喝過水嗎？敲什么敲？”作者通過父親去世后留給南音的三萬塊存折來呼應她在整個故事中對南音的理解、贊美和反思，同時也把人在生死體驗中的親情孝道和庸常價值的尷尬存在寫得纖毫畢現。

別爾嘉耶夫在《自由的哲學》中指出， 僅僅“把人從外部暴力中解放出來”還遠遠不夠，“人應當成為內在自由的人”。然而， 宋小詞筆下的生活困境是由堅硬、辛苦和不被容納的現實生活帶來的，這種困境的特點是無路可選，也無路可逃，但他們仍然沒有放棄尋求生活的突破和精神的自由。厭倦了在步行街擺地攤兒的楊依依（《滾滾向前》） 還要精打細算四處湊齊著盤下店面的十幾萬塊；楊雙福出獄后還是要償還民事賠償金； 伍彩虹拒絕了何志平用自殺換來的房子，仍然要奔生活；簽下了離婚協議和辭職申請的秦玉朵終歸要再次面對她精神深處的虛榮和現實生活的考驗……可見，宋小詞對“痛” 的書寫中保留了人物勇敢的可能，也許她們并不是都像伍彩虹那么彪悍，但她們都必須繼續戰斗。這也成為她們并不是簡單的“失敗者”的一個佐證，因為宋小詞的敘述中斷絕了“逃離”的可能，哀哀生民的困境變得無法逃避、觸目驚心，他們唯一的出口就是繼續面對生活。

精神原鄉：人文關懷與歷史理性的碰撞

在當代社會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下，“80 后”作家對于鄉土經驗的掌握和積累相對于前代作家是明顯缺乏的。而自稱“在鄉村度過了精神‘青春期’的宋小詞”對于農村題材“牧歌式”和“地獄式”的兩極書寫， 提出了充滿力量的反駁。從2010 年長篇小說《聲聲慢》到2018 年中篇小說《柑橘》， 八年時間宋小詞幾乎全部投入到城市底層生活的書寫，但更應該注意的是，八年后的題材回歸不僅是作者對生活的積淀和萃取，更反映出宋小詞文字中城與鄉不能分割的內在聯系。

長篇小說《聲聲慢》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現了“我奶奶”傳奇的一生，在近一個世紀中，兩個家族三代人的盛衰榮辱與愛恨情仇“揭示了祝家內部的自信、堅韌、叛逆、自尊和我行我素等特征，傳達了這種家族性格對祝鶯鶯人生的潛在影響”⑦。不得不承認， 女性視角是宋小詞十分善用和鐘愛的一個視角，正如她鐘愛中篇小說的體裁一樣。《開屏》《直立行走》中出現一個女主人公，《太陽照在鏡子上》《祝你好運》《滾滾向前》中出現的是兩個女主人公，在《聲聲慢》中宋小詞則大開大闔直接拋出了代際模式下的三個女主人公的人物格局。作為當地第一大姓“雷十三家”中第十三家的長女，奶奶有身為族長的春林大爹嬌慣，又受到新思想的影響識文斷字拒絕裹足，她與土匪麻大火結識定情又因其打死堂兄與其決裂，被“我爺爺”治好心病嫁給年長自己十幾歲的“先生”。爺爺過世后，奶奶“腳踏肩膀”咬緊牙關拉扯四個孩子長大，此后兒孝媳賢，又過回“重男輕女”、任性得意的日子，最后在病榻上終結了她平凡又豐滿的一生。

“我母親”是一個在奶奶的遮蔽和控制下存在的女性形象，相對于奶奶外在的驕橫跋扈和潑辣任性，母親則溫柔隱忍、逆來順受。她沒有奶奶傳奇的命運，任憑婆婆大肆宣揚“慧玉就是我們祝家的長工”，就算打了她一個耳刮子，奶奶還要去父親那告狀說“永澤，這是你的好媳婦，竟敢打我！”但這并不意味著母親懦弱，她把她的堅強給了對生活的承擔，之所以能忍下來，是因為“跟她頂嘴，田里的活要耽誤一大半”。母親勤勞隱忍的持家與奶奶的潑辣快意顯然呈現出兩種互為鏡像的精神特質，而這兩種特質又潛移默化地滲透在“我”的生命里。正如祝鶯鶯對奶奶的情感一樣，“我們曾經扭結盤桓在一起的日子，使我的身體里血液里骨髓里藏了她太多的氣息。這些氣息在她死后的這四五年里逐漸顯現，我越來越覺得，我似乎已經是另一個她了，我開始理解了她，開始懂得了她”。正是在家族中兩代女性的影響下，“我”對人生和人性漸漸體悟，并成長為一個敏感、孝順的知性女子。

這樣看來，《聲聲慢》中的祝鶯鶯和《吶喊的塵埃》中的小節并不是孤立于現代都市女性形象而存在的，她們恰恰是城市里“她們”的前傳。正如宋小詞多次談到，“鄉村還在以獨有的方式向我這個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輸送物質和精神”，在她的小說中，“鄉” 與“城”不再只是以地理屬性決定人物精神屬性的時空坐標，而是為這些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人們作了精神底色的鋪陳。盡管從表面看，城市書寫與鄉村書寫在題材和敘述時空上割據并置、互不干擾；但實質上，前者所書寫的農村生活和鄉村命運為進入城市生活的后代們做好了頑固而堅強的精神準備，從而成為“新城市人”的精神前史。基于上述推測——或者是對作品內部系統和結構的一種理解，兩種主要寫作對象的關系就非常明朗：它們不僅是時間上的承接與空間上的交錯，我們還隱約看到，被作者懷念過的農村和在農村生活的祖先，他們的執著、勤勞、固執、簡樸、保守、愚昧、善良等遺傳到后代血液中的元素，在100 年前還是支撐他們安身立命的依靠，而100 年后卻成為他們后人在城市底層艱難求生、煎熬浮沉的情感基因和身份記號。這個代際悖論的價值不是營造一場關于歷史和命運的悲劇詠嘆， 而是驗證了一個命運讖語，即：一個以土地為母親、以鄉村為家園、以五谷為圖騰的民族遭遇到城市新秩序對千百年來鄉村倫理的輕蔑。面對這樣的精神對壘和物欲擠壓，“酷烈”就成了宋小詞小說中難以回避的審美特征。宋嵩指出這種酷烈“像響當當一粒銅豌豆……那樣的真實而鮮血淋淋，讀來讓人產生心理乃至生理上的不適感”⑧。

在童慶炳文化詩學的理論框架內，面對全球化、商業化、消費化的社會發展趨勢， 作家能夠做的應該是制約經濟發展給人帶來的負面影響，極力抵制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拜物主義⑨，從而遏制急功近利的社會愈加浮躁的形勢，讓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全面發展，達到對人性深度的觀照和關懷。體諒并傳達底層社會中弱者的悲涼， 是宋小詞作為作家的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 她用敘述、吶喊、自嘲和贊美撫慰這個時代的“尷尬者”，獻上了一個書寫者的誠意。

王力平曾經在一篇評論現實主義作品的文章中指出，“作家真正的才華，不是炫耀他能夠纖毫畢見地畫出匍匐在塵埃中的人性的卑微，而是在即使如此卑微的生存狀態中， 也能夠敏銳地感知、深刻地發現和真誠地喚醒生命的尊嚴、人性的光輝”⑩。可見，逼真地描摹現實中的困厄已經不是當代作家值得炫耀的技巧，早在新世紀最初的十年里， 新寫實派作家在這方面已臻完美，而尋求人與現實的博弈、磨合與平衡的過程與關系， 呈現人在現實中的精神突破和情感態度，才是作家的人文精神真正得以彰顯的高光時刻。因此，我們看到，強勢庸俗的陶平一邊檢視自己的自私功利，一邊理解了妹妹的選擇并為她撫養三歲的龍龍；《錚錚鐵骨》雖然寫到了軍隊征兵過程中的腐敗交易，結尾仍指向了軍人的正義凜然；潛入周午馬新家被打暈的楊雙福、籌措本錢希望滿滿的楊依依、站在窗前最終也沒有跳下去的秦玉朵、消失在人海中的伍彩虹——對于這些人物的去處，宋小詞顯得更加糾結和猶疑：“下落不明”成為這些有著“可恨之處”的可憐人最好的歸宿，作者用犧牲小說含蓄蘊藉之味的代價保留了對她們的情感。

這固然受制于宋小詞在創作上對于暴露還是縫合的迷茫，但也反映出作者將一切歸咎于來自外部社會原因的思維慣性，這種慣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將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與人的自由幸福相對立，因此當它成就文學作品中的現實沖擊力的同時，也限制了小說的格局和視野。或者說，在作家引導公眾守望良知的人文維度得到充分展示的同時，歷史的維度是否需要體現？即文學作品如何處理“歷史還要不要前進”“物質文明還要不要發展”“現代社會秩序還要不要提倡”的問題， 人文的單一維度一旦壓倒了歷史維度，就會不由分說地把作家推入到歷史理性和人文關懷的悖反困境中，但二者之間又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關系，二者在作品中的相對平衡與合理呈現才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的終極難度。

黃德海曾用“等深”來評價弋舟作品中對于現代社會的反思，海洋科技的專業術語一方面道出“等深流”由地球自轉引發、流速極低、搬運量極大的特質，一方面也揭示了人在現代社會不可逆轉的發展下的反思11，規避了“把責任推給時代和別人，自己顯得無奈又無辜”的短視和促狹。無論如何， 宋小詞在充沛的情感和修辭中，完成了對個人化經驗表達的質的躍升和思考的深潛。從審美取向和價值選擇上，她放棄了淺表化、“狗血”橋段的情感故事和無病呻吟的裝腔作勢，找到了歷史和現實的精神紐結，生動可感的“尷尬人”形象刻印在現實主義文學書寫中。正如恩格斯所說，“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12 ，但重新定義和理解城市發展現實中的“鄉土性”——正如宋小詞已經有所感覺的一樣，進一步呈現非農化過程中親情禮法等農村關系在城市的作用，以及它們如何被重新組織進城市的肌理，對于拓展城鄉題材創作或者大有裨益。

結 語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宋小詞憑借豐厚真切的現實支撐和敏銳感覺，以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和極富辨識度的人物塑造，對農村社會和城市平民進行深入而獨特的注解，在城鄉之間的齟齬中獲得了明晰的立場。在現實的泥沼和命運的風雨中，人如一葉扁舟在命運的崇山峻嶺中左沖右突，有慘烈的碰撞，有僥幸的通過，有悲壯的沉沒，也有意外的擱淺，哪怕在一個歷史的瞬間，是山的方向、海的流動決定了他們命運的方向， 也阻擋不了他們欲度關山的執著。

當然，“輕舟”的價值不能夠僅僅是言明人的命運無常，更重要的是在歷史理性的維度探究他們苦難生活的價值、規律和必然， 作品的調子就會從對個人悲苦命運的同情， 對現實社會的了解觀照，升級成為對于社會發展的得失、歷史進步的反思，進而獲得更寬闊的視野和更加深沉的含蘊，唯有如此， 現實生活的“萬重山”才能夠顯現出它的力量。

注釋：

①⑥徐剛：《虛構的儀式：同時代文學片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4、269 頁。

②陶東風：《“人文精神”遮蔽了什么?》，《二十一世紀》1995 年12 月。

③宋小詞、吳越：《寫作是我在打開心扉說最私房的密語》，《收獲》微信公眾號2018 年3 月20 日。

④李云雷：《“底層文學”在新世紀的崛起》，《天涯》2008 年第1 期 。

⑤王干：《“老生”宋小詞的無性寫作》，《青年文學》2015 年第7 期。

⑦綦珊：《獨立意識的再現與禮贊——論宋小詞長篇新作〈聲聲慢〉》，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323b82d0101h6ta.html。

⑧徐剛、姜肖、宋嵩、行超、于文舲、劉欣玥：《轉型，或正名正義：“80 后”文學創作與批評局限》， 《當代文壇》2019 年第2 期。

⑨童慶炳：《童慶炳文集：文化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第10 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 第112 頁。

⑩保定市作家協會：《老魯那年的“鬧心事”及其他》，《荷花淀》2019 年第4 期。

11黃德海：《馴養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2 頁。

12[ 德]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版，第186 頁。

[ 作者單位：石家莊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