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到《我與地壇》前后，我正醉心于閱讀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友人贈送了一套新印本。之所以記得這些，是因為讀著這篇作品時，我腦海中不由自主地跳出了《哈姆雷特》中那一句著名的獨白——“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

在我當時的感覺中，這句話正可以移來概括《我與地壇》中主人公面對的困境。雖然兩部作品的主角——受了欺騙的王子和落魄無助的殘疾人——所身處的時代地域及面對的難題有著巨大差異，但當事人那種被逼迫到瀕臨極限的感受，應該是相近相通的。

《我與地壇》對我的觸動是那樣強烈。我記得我把刊發作品的那一冊雜志抓在手里，鄭重地摩挲著相關的幾個頁面。我想到兒童時期的高爾基，每當讀到一本喜歡的書，就將書頁對著陽光看，以為其中一定藏著感動人的奧秘。

我專門騎車去了一次地壇公園。冬日的寒冽中，我用了半天時間，走過整個公園，每隔一會兒，就要擦拭一下被噓出的熱氣弄模糊了的眼鏡片。雖然過去也來過，但此次它大不一樣了，只因為被史鐵生描寫過，便仿佛成了一個全新的地方。我尋找作品里描寫過的那些場所，想象他的輪椅曾經停在什么位置，哪里是歌唱家練嗓子的地方，那對從中年慢慢地變為老年的夫妻，每天散步時是從哪個門進入公園。在漫長的日子里，作者史鐵生坐在輪椅上，望著面前的空曠和靜謐，思考他的苦難和命運，他的活著的理由，他可能的救贖之路。

對于他，這注定是一個無法擺脫但又必須厘清的糾纏。二十一歲那年，命運就判決他下肢癱瘓，只能終身坐在輪椅上，死亡之日才是解脫之時。時時刻刻，他體驗著一種面臨絕境的、即將被吞噬的感覺，仿佛一只腳踏在懸崖邊緣松動的碎石上，仿佛面對剃刀寒光閃閃的鋒刃。

史鐵生的最初反應，與處于類似境遇的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對命運不公的抱怨甚至是忿怒：憑什么是我，來承受這樣的苦難？但這樣的情緒并無助于改變這一個堅硬的事實。無奈中他只能平靜下來，努力讓自己思考，試圖弄明白一些事情。時間并未能平復傷痛，但有助于讓他認識傷痛。從那一個一次次與榮譽擦肩而過的長跑者身上，從那一個漂亮但弱智的小姑娘身上，他看到了造物者的不講道理，看到了偶然性的隨意捉弄，看到了苦難的無所不在。他明白了，“看來差別永遠是要有的。看來就只好接受苦難——人類的全部劇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而由誰來充任這樣的苦難角色，誰去體現世間的幸福、驕傲和快樂，實在是沒有理由可講。

這個命題同時還有著一個分蘗：那么，要不要活下去？也是在長久的思索后，作者領悟出“死是一件無須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這樣想過之后，他安心了許多，接下來的問題便是需要思考怎樣活了。終于，寫作接引了他，成為他每天愿意繼續觀看晨曦和夕陽的最重要的動機。按照他的說法，“活著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是為了活著。”或者，“只是因為我活著，我才不得不寫作。”這是他使自己獲得拯救的道路，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尋到。

自此他沿了這條道路艱難地行走，就像獨自搖著輪椅跨過公園里的溝溝坎坎。終于，在走進這個園子15年之后，他拿出了這一篇《我與地壇》。這是一朵在煉獄的黑暗中開放的花朵，卻閃動著屬于天堂的奇異光亮。這一點賦予了它罕見的品質。

說到底，最終支撐起他殘缺的生命的，是一種存在意義感的獲得。我想到了奧地利精神醫學家、“意義療法”的創始人維克多·弗蘭克的著作《活出意義來》。作為當年納粹集中營中的一名囚犯，他展現了被關押者們的兩種前景——或者死于疾病凍餒，或者最終被推進焚尸爐。沒有別的選擇。每個人都面對同樣的境遇，但意識選擇的不同將他們分別開來。那些能夠始終保持某種目的感的人，從肉體到精神都顯得更健旺，甚至挨過了最為艱難的日子。哪怕這種目的是多么渺小，如努力保存下家人的一張合影，設法看一眼囚室外一棵綻放新葉的小樹。所以弗蘭克反復引用尼采的一句話：“懂得‘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作為寫作者的史鐵生的卓越，也正是建立在這一點上。他自寫作中發現了意義，從而獲得了抗衡苦難的力量。殘疾促使他思考，思考讓他窺見了生存的本質，得以平靜地看待和接納苦難，達成了與自己命運的和解。這是一種窺見命運底牌后的開悟和坦然，絕非膚淺浮泛的樂觀主義所能比肩的。

在《我與地壇》中，我們看到了思想的清晰的展開。作品要表達的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理念，而是諸多理念的匯聚和糾結。它從某一個邏輯起點邁步，層層遞進和深入，剝繭抽絲一般，其中穿插著一位想象中的對話者的質疑和詰問。這一點保證了作品的嚴整性和公正感，因為這種姿態正是基于對存在之復雜性的深切體認。在這條思想路途的終點，生存的“牢靠的理由”在他面前閃現，日漸明朗，于是生活的重新開展也獲得了堅實的基礎。

也正是因為這篇《我與地壇》，我開始找出此前他所有發表過的作品來讀，也從此關注他此后的所有作品，他在我心目中占有了特殊的位置。事實上，幾乎可以說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無論是散文、中短篇還是長篇小說，反復思索和表達的都是以生與死、墜落與升騰為內核的一個話題群落，在具體作品中又體現為不同的伸延和變異。而這一篇作品，無疑正是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環節。

命運給了史鐵生一副爛牌，他卻將它打得至為出色。

這種感悟并不是僅僅對作者自己才有意義，否則就不會有那樣廣泛而強烈的反響。從對自身殘疾的思考生發開去，他進一步揭示了殘疾是一切生命共同的、本質的困境。它不僅僅限于肢體器官的殘缺，而是有著廣闊的指向——對于美貌、健壯、聰明而言，丑陋、病弱、愚鈍也是一種殘疾，如此等等。因此，地壇是他個人的救贖之所，而他從這里獲得的覺悟，也將會成為讀者尋求自身的超度的一種導引，一個力量之源，盡管他們中的大部分不可能來到這座園林。

《我與地壇》濃郁而沉靜的詩性氣質讓人叫絕。“……要是以這園子里的聲響來對應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壇上空飄浮的鴿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長的蟬歌和楊樹葉子嘩啦啦地對蟬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頭的風鈴響，冬天是啄木鳥隨意而空曠的啄木聲……”作品的整個第三節我曾經熟誦如流，這是其中的一段話，而在此前此后，還有用一連串排比句式鋪陳出的多重比喻，畫面鮮明生動，節奏舒徐有度，韻律如詩如歌，讓我有理由堅信，這一節堪稱是中國文學中的一段華彩樂章。整個作品也是對于文學的本質屬性——一種訴諸靈魂的審美的感性力量——最生動的體現和詮釋。經由這種方式，它才得以走進廣大的人群。這就是文學的魅力，似乎輕柔縹緲而又真切堅實，無足輕重而又至大至剛。

此后多年中，我又去過幾次地壇公園。最后一次，記得是在一個深秋的黃昏時分，落日的余暉斜灑在祭壇上，黃靄靄一片，遍地飄落的樹葉散發著清新而苦澀的氣味。雖然史鐵生已經辭世多年，但他筆端吐露出的文字，仿佛此刻視野中的光亮，無聲而廣闊地漾蕩開去，在一方方靈魂的田畝中流布氤氳。他描寫過的這個地方，已然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處所，而是一個精神的朝圣之地。加持和祝福都在無聲地進行著。

因此，自甫一問世的那天起，《我與地壇》就不再專屬于作者史鐵生自己了。

這篇作品最早刊發于《上海文學》1991年第1期。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數字，我不愿意看作僅僅是一種巧合。我不知道，它是否預示著上個世紀90年代文學開始了對于靈魂審視、對于命運思考的深入化。十分確鑿的是，作家韓少功敏銳地意識到了它的價值，當時就說過一句大意如此的話：即便整個1991年只有這一篇作品，這一年也是中國文學的豐年。

四十年過去了。時光印證了他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