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科幻文學如何借助對于科技的理解，對未來的推演，來塑造新人形象，又如何通過共情共感的藝術表現力來呼應時代精神，召喚出現實中的新人，這將是橫亙在每一個科幻寫作者面前的巨大挑戰。

作為類型文學的科幻小說，借助科技推演與大膽想象，得以跳脫出日常生活場景的束縛，或神游天外，或穿越時空，或與種種非我族類的外星人、機器人、改造人上演戲碼。概括起來，這些“迥乎常人”的科幻新形象無外乎三種：非人、異人、超人（后人），但在奇異形態下的底色基調中，卻往往回歸人文主義的“本乎常情”。

在創造出這些文學形象的背后，存在著何種問題意識與價值觀邏輯，又如何通過文學性與思想性的表達，與新時代主題與未來圖景搭建聯結，形成呼應。我嘗試用幾個近年出現在中國科幻作品中的形象來加以闡述。

作為“非人”的智子形象

劉慈欣在《三體》中所塑造的“智子”形象可謂是中國科幻文學史上“非人”形象的高峰。她是三體世界在地球的大使，是由人類最先進的A.I.和仿生技術制造的機器人，被三體世界通過同樣被叫做“智子”的智能粒子所控制，集美艷優雅與殘酷理性于一身。

嚴格來說，智子并不算是一個真正的女人，但她的一切，包括“靈魂”，都是三體人的意志體現，所以在智子一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整個文明的投影。

這正如黃平教授所言，“科幻小說對于當代文學的擴展在于，以人類的整體形象取代個人形象。在《三體》等作品中，族群而非個人的命運成為新的主題，集體主義式的英雄成為新人。”

當智子面對失去抵抗能力的敵人時，用滴血的長刀指著下面的隊列說：“人類自由墮落的時代結束了。要想在這里活下去。就要重新學會集體主義，重新拾起人的尊嚴！”

這樣的話語方式，并不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對話，而是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威脅，這樣高度抽象理念式的喊話，在《三體》中比比皆是，也成為某種劉慈欣式宏大美學的象征。

這樣一個代表著外星入侵者的角色，被塑造為日本少女的形象，并在行事邏輯中帶上了強烈的東瀛風格（“智子再次鞠躬說，她的聲音和身體一樣輕細柔軟，剛剛能聽清，但似乎有一種魔力，仿佛她說話時別的聲音都停下來，為她的細語讓路”）。

不得不說，盡管《三體》書寫的是未來的外星文明入侵，但我們可以從智子的文學形象上，強烈地感受到對于歷史、現實與價值觀的指向與態度。或許，這正是為何“智子”能夠成為最受歡迎的三體角色的原因，她是抽離的，又是切實的，她是非人的，又是人性的。種種的曖昧與矛盾，造就了這樣一個令人難忘的形象。

韓松的符號化“異人”

與劉慈欣的宏大、精確、科學不同，韓松的科幻寫作風格往往被定位于光譜的另一端。

作為新華社資深記者，韓松認為要“力爭寫出正在發生的科技革命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對人民生活帶來的決定性影響”，“要揭示科技與經濟全球化的，揭示科技與人類生存、與未來的意義”。他甚至更進一步認為，這種理念“跟科幻小說寫作類似”。

而在他的科幻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理念往往以一個高度符號化的“異人”形象出現，虛弱、沉默、軟弱、神經質甚至多少有點病態。

比如《獨唱者》中的沈陌未老先衰，性格內向，連話也是說不出來的，在單位中缺乏存在感，沒有人叫得出他的名字；作為男子身上原始的生命力與性欲只能在酣唱之時才能釋放出來。《最后一響》中的“我”每逢春節七天假期的最后一天都度日如年，總是要大病一場，似乎等不到最后一響鞭炮聲，便心驚膽戰，難以成眠，生活無法展開新的一頁。《美女狩獵指南》中的小昭常年過度透支的生活使得他身體虛弱，對于一切都缺乏熱情，他期盼著能夠從狩獵游戲中重新獲得作為男人的原始沖動，然而卻看到了人性中最為丑陋的一面，最后親手閹割了自己。而在“醫院”三部曲的《驅魔》中，被命名為“楊偉”的主角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身處一艘永遠航行在海上的醫療船上，陷入一連串毫無意義的治療、殺戮、傾軋以及探索。

在韓松的筆下，這樣的“異人”形象往往缺少細節，甚至連名字都被符號代替。似乎借助這樣的書寫方式，來表達對于現代化、工業化、信息化社會給個體人所帶來的異化困境與混沌絕望。

沿襲八十年代先鋒文學對于形式實驗的探索，韓松一定程度上創新了中國科幻文學的表達形式與人物形象，從抽離化、符號化的人物表征中傳達出作者對于現實世界的思考，不再只是形式上的新奇，更多的是充滿意味的思想表達。

精神分裂的“超人”小米

如果說在韓松作品中更多體現了科技對人類個體的“弱化”、“病化”、“異化”，那么在中國當代科幻寫作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表現科技對個體的“強化”，這種強化可能體現在不同層面：體力、智力、生命力、感受力等等，個體得以由此得以改變命運。

我出版于2013年的長篇處女作《荒潮》（2019年再版）便可以視為這一類型。在虛構的垃圾之島“硅嶼”上，垃圾工人逐漸對日益惡化的生態與社會環境習以為常：在塑料燃燒的嗆鼻氣味中徒手分解電子配件，在黝黑的河水中洗滌衣物，在堆積如山的廢棄鍵盤前面哺育嬰孩。年復一年，他們在這里生兒育女，生老病死，對自己和同伴的悲慘遭遇逐漸麻木不仁。

女主角小米從家鄉來到垃圾產業蓬勃發展的硅嶼。機緣巧合之下，她感染了源自二戰時期的神秘病毒，成為了“超人”或曰“后人”，分裂出了第二人格“小米1”。在具有超級智能的“小米1”的“啟蒙”下，她借助科技的力量，在如同電影切換般的“全知視角”中看到了生態惡化的無可挽回，和社會整體的病入膏肓，她決定喚醒并凝聚垃圾工人的力量，改變現狀……

在這個具有超人能力的角色中，同樣被賦予了回歸日常的情感渴望與鄉愁，這也是造成最終人格撕裂的根本原因。當未來科技不斷打破人類原有的生理與認知壁壘，我們在現代科技帶來的狂歡之后，終究要面對繁華散盡之后的真相。早期的科技發展帶來的單一的喜悅感早已不復存在，我們當前所面臨的現代性可以被定義為“一種系統處理由現代化本身帶來的風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烏爾利希·貝克）。

而《荒潮》中小米撕裂“超人”形象的塑造，正是借由科幻敘事來探索現代性所催生的對新危機的想象、闡釋和共鳴。

正如張檸教授談到，新人形象的塑造表達出作家對時代重大現實問題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作家的審美理想和社會理想高度統一的結果。張莉教授也認為，文學史上每一位新人的出現，背后都隱藏著一個文學時代價值觀與理解力的巨大改變。作家們通過建設新的人物圖譜，建構了新文學的倫理觀和價值觀，建立了新的文學規范。

中國當代科幻文學如何借助對于科技的理解，對未來的推演，來塑造新人形象，又如何通過共情共感的藝術表現力來呼應時代精神，召喚出現實中的新人，這將是橫亙在每一個科幻寫作者面前的巨大挑戰。我們不能將類型文學、通俗文學作為缺乏人物形象典型化能力的借口，而是更要取長補短，探索如何在類型內部更有效、有力、有高度地塑造新人新形象，實現藝術價值與社會影響的雙重突破，為新時期中國當代文學版圖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