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優秀的文學雜志都有自己的個性魅力。這魅力是它吸引讀者之處，也是被它吸引久了的讀者，反過來對它寄予更多期待和更大希望的理由之所在。《民族文學》的魅力，恰如其名，對讀者和作者，它都同樣發出一種召喚，召喚他們在寫作和閱讀的姿態上、在言說和理解的旨趣上，都表現出比在別處更鮮明也更飽滿些的民族特色、民族情懷和民族關切。

多年來，《民族文學》的編者和作者持續不懈的合力耕耘，已經厚殖了一方沃土、樹立了一支地標。牢筑于“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國族認同基礎之上的多民族文化譜系，在《民族文學》各體創作的園地里，得到了豐富多彩和具體而微的生動展示。其中，直接從作者切身經歷中生長起來的散文，釋放的真實信息、真實感染力和真實沖擊力，尤為充足。回望2019年《民族文學》各期的散文類欄目，一如既往，憶述故鄉親友、追溯家族源流、鉤沉史料史實這三類分別側重于描寫、敘述和闡釋的作品，仍占最大比重。

憶舊懷親思鄉、講述家族故事、挖掘歷史文獻，在其他文學刊物的原發散文中，也屬常年熱度不衰的三大熟題。但唯有在《民族文學》這里，它們才像是殊途同歸或者輪輻向心似的，把情思內涵的主題，集中而清晰地歸結到了同一焦點——尋繹作者本人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族緣根脈。相形之下，那些把這些題材僅僅拘執在為自我畫像、為個性定格、為區區一方水土和一時一地寫真的做法，就顯得局促狹隘了很多。概括一句話，可以說，《民族文學》為它所推出的作品設定了一個在民族尋根的高度上展開言說的門檻高度。從《民族文學》上問世的作品，確實也都在努力依托這一高度而臻于精湛。

當然，處理題材的目標取向，只是一個起步姿態，還遠不能決定作品藝術和思想上的最終成敗。如何將尋繹民族之根的言說本應有的深沉氣派和開闊視野，轉化為真正可以含納而又超越單純的自敘傳或家史村史和族群史的共同文學話語形態，進而徹底擺脫不自覺間把尋根言說蛻化成變相的自我小敘事或文學版地方志的慣性蠱惑，這可能是具體創作進程中更具挑戰性的難關。

帶著這樣的思考，通讀《民族文學》2019年刊發的全部59篇散文和6個采風專輯里的部分散文體篇章，深感如前所述的尋根言說的三重取向上，既不乏值得珍惜的收獲，也尚存有待完善的缺失。為使表述盡量簡明，以下主要針對59個單篇獨立發表的散文作品，逐期梳理。

二

第一期4篇散文中，《呼蘇木奇》（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哈薩克族）屬典型的通過憶述祖輩親人身世和描摹故居之地風土，來確認、見證自身族緣特質的作品。借助轉述小爺爺的訴說，吉別克老祖母和祖父含辛茹苦而又堅韌鎮定的精神血脈傳承，與“窮人的牧場”呼蘇木奇仿佛為彰顯天不絕窮人活路的厚生之德而默默存在的自然場景，在時有跳脫情境的直白句段，但總體保持了沉穩態勢的敘述和描寫中，達成了足可兩相交融的協調匹配，給讀者造成的感受最終還是深切有力、氣勢開張的。《懷念歪屁股船》（安元奎，土家族）也以追述和描寫為主要手法，呈現的是名列中國內陸河三大獨特船型之一、牽連著烏江土家文化傳統的一種渡船的前世今生。但可能礙于篇幅較短，意蘊層面的開掘基本讓位給了表面情形的介紹。更精短一些的《走讀玉龍》（張焰鐸，白族），耽于寫景，也有類似不足。

《心是所有的千山萬水》（紀塵，瑤族）全篇逾萬字，寫法灑脫，形式感強，以跨國界、跨文化的游蹤感興抒寫，一反回鄉念舊、尋根問祖的題材套路。但它遣詞設意的思路走向，明明白白還是在求證“我是誰”“我的精神血脈何在”這樣的尋根命題，從文體格局上，可謂以漫游異鄉反寫了留連故土、以在他者中穿行反寫了在祖輩鏡像里自顧，新意盎然，不過投射在依循常規的閱讀心理中，也略顯出空疏高蹈、削弱代入感的輕忽偏失。

第2期的《南下先祖陳連升》（譚功才，土家族）和《薛禪汗忽必烈》（孫曉飛，蒙古族），屬于散文圈里流行多年的述史類型文，都寫得很結實，在密集的材料爬梳中，穿插層層推進的闡發思辨。尤其是《薛禪汗忽必烈》，申論條分縷析，舉證步步為營，史料轉述之外，更援引中外學者觀點，為賢者忽必烈和他所開創的有元一代的政風朝綱作了全面的正名翻案。第12期上3萬多字的長文《長長的路》（韓偉林，蒙古族），立意與此相仿，而述及的史料范圍、刻畫的歷史場面，擴展到幾近涵蓋半部元史，內容更加豐厚，但也更靠近了史籍今譯，更遠離了浸潤和貫穿著作者主觀情思的文學創作。

第3、4期的散文中，《外來的謀生方式》（艾吉，哈尼族）、《刻在卵石上的小羊》（法蒂瑪·白羽，回族）、《像風一樣》（阿舍，維吾爾族）、《莊子河記》（李小麥，彝族）、《老屋新歌》（唐克雪，瑤族），均為質樸平實、不事鉛華的日常現實生活寫照，讀來若有閑居談話風致。其中，《外來的謀生方式》5題連綴，散點掃視，粗線條勾勒，將那些漂泊鄉野間，隨時隨處地張羅著收頭發、賣藥、炸苞谷、照相、烤甘蔗等不起眼小營生的游商小販們的神情行止，一一描畫到我們眼前，看似瑣碎，卻寓有深情。很明顯，這已超出了尋常習見的鄉愁鄉思散文對一己一家一地一族的關注和惦念，映襯、傳遞了寬廣遼遠的生存感喟和族群共感。

第5、6期上的《初春·少年》（人狼格，納西族）與《一只燕子在離去》（連亭，壯族），筆觸所指均在自我、家人和故鄉之間。不同的是：前者沿個人成長的軌跡，展開由遠而近的敘述，后者則從對于父母衰老尤其是母親患病的憂慮、傷感蕩開思緒，漸漸蔓延到面向故土鄉親的眷念、嘆惋。兩位作者共同的長處是文筆洗練，把握住了敘事、描寫和抒情的均衡、節制之道，杜絕了同類取材的散文中常見的一路流水賬戳到底的平鋪直敘，收斂了自得其樂的感恩表白和自怨自艾的情緒宣泄。取而代之的，是分寸精當的心境點染和敘事留白。

《給我一雙目光》（李達偉，白族）和《神秘面紗下的生命》（俄尼·牧莎斯加，彝族）一實一虛，但都觸及了民族傳統文化深處帶有神秘色彩和偏于非理性的一隅，如招魂、巫術、夢與靈魂等。作為散文創作領域的一種試驗，拿捏、運用這類題材并為之賦形造境的藝術實踐，迄今大多仍然停留在費力不討好的困窘階段。這兩個作品也未能例外。相對而言，《給我一雙目光》的取材更實在，它關聯了滇西北瀾滄江流域的風俗民情，比較接地氣，更容易讓讀者會意。

三

近萬字的《一生好運》（廖獻紅，壯族），在第5期以至全年的《民族文學》上，都算是一篇特殊的作品。一方面，它通篇始終圍繞著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鋪開敘述的寫法，以及一連串巧合最后形成閉合結構的故事內容，都與一般的小說極為相似。另一方面，以作者設定在作品中的行文語氣和名姓稱謂來看，又分明流露著生活紀實的況味。若沒有來自作者本人的附加說明，讀者只能揣測而無從斷定這樣的作品是否含有某些著意虛構的成分。

《一生好運》這些多少帶些橫跨不同體裁疆界或者融通不同體裁通例的寫作特點，在2019年《民族文學》所刊發的長篇散文作品中，并不鮮見。遍覽這部分短則接近或者超過萬字、長則多達數萬字的散文長篇，它們形態各異的文體面貌和手法不一的構造機理，參差并置，蔚然可觀。從中，一個事關創作思維的問題赫然凸顯：散文的長篇幅值不值得去追求？如果值得，達成散文創作長篇架構的方式究竟怎樣才是合理的？對前一個問題，在長篇散文作品的出現早呈遍處開花之勢的當下，已無單獨探究的必要。回答了后一個問題，其實也就解決了第一個問題。

前面提過的《心是所有的千山萬水》《給我一雙目光》兩文題材雖然有別，但它們的篇幅之長，靠的是綴段結構的支撐，也就是一組可以拆散的短篇散文的連綴拼接。第9期的《草木五篇》（劉惠春，蒙古族）、《師友》（魯若迪基，普米族）和第12期的《鮑坪的憂郁》（譚功才，土家族），也是如此。而第9期的《千秋一碗兵書閣》（吳昌仲，侗族）和第12期的《長長的路》那樣的長篇幅，則源自對史料文獻的歸集、梳理和轉述，屬于被原材料撐長、脹滿的大篇幅。至于《一生好運》和第12期的《伙伴是一群鵝》（楊漢立，苗族）的長篇幅，應歸為第三種成因，即由仿寫小說或傳記而來，特別是情節鏈鋪設得比較長的小說和時間跨度比較大或交代細節過于瑣碎的傳記。

從尊重散文本身獨特文體價值的角度看，以上三種長篇散文構成法，都不能稱為正途。第一種綴段的辦法，是在做積少成多的機械堆砌和數量疊加。第二種靠充塞、演義材料和第三種靠模擬其他文類的辦法，都屬于借殼下蛋式的寄生或衍生。散文非常需要而且也完全能夠發展起自己的長篇結構，但這種結構只有從散文文體傳統和表達空間的內部生長出來，才會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品質和實實在在的必要。在這方面，值得首先予以重視和考慮借鑒的，不是小說等其他文學文體的寫法，更不是文學以外的史料史籍或史書敘事套路，而是1990年代末興起的“新散文”一派作家的創作成果和探索經驗。

四

第6期上的《奔前程》（侯志鋒，壯族），全文3萬多字，回顧作者二十余年的親身經歷和社會遭逢：從年少背井離鄉南下東莞，加入電子廠勞工大軍，到務工潮低落、景氣轉移，工友們分頭散去、各謀前程，作者本人也奔波多處，在陸續到醫院、物流園和酒店當保安的歲月里，步入了秋涼漸近、風霜重重的中年。通篇記敘酣暢、思緒明快，一氣呵成。換到其他文學刊物，或許這篇作品會被列入非虛構一類的欄目。因為它大部分的敘述視點都落在各位工友那里，純粹自顧自的內容很少。這固然使它多了一層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式的外聚焦視角觀照過多的冷色，但換個角度看，這樣的冷色其實正好跟私人空間被公共空間擠壓得很小的工廠打工仔生活經驗的特點相吻合。同時，這也讓作者順勢避開了面對那段經歷容易陷于自哀自憐情調的敘述傾向，反而獲得了回看往事的寬廣視域和較高的立足點。

第7期的《陶然亭，剪輯的往事》（查干，蒙古族）一文，回顧作者親歷《民族文學》在北京南城人文歷史名勝景區初創的一段工作和生活，把特別的地景、年代和友情氛圍凝結成的珍貴記憶，轉化成了可以長存的文學史料形態。第8期的《紅水奔騰》（何建安，哈尼族）和第9期的《在父輩的榮光下》（此稱，藏族），分別記述哀牢山下位居茶馬古道中轉要沖的戛灑古鎮的今昔滄桑，以及迪慶藏族自治州新近成立首家鄉村私營的茶馬古道博物館的前因后果。兩篇互文對讀，足以增進同一歷史流脈和同一國土區位上多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緊密一體的認知。

還是在第8期，筆致深切、細節感人的《鐵木社》（蘇爾塔拉圖，蒙古族），以六十多年前合作化運動初期蒙古族聚居區海力錦村第一個鐵木社和它的靈魂人物——作者的姥爺，歷經“輝煌二十年”，最終迎來鐵木社“死”到入社元老之前的一段家史和村史，折射出大時代變遷下世風人心的幽微情態，緬懷歷史和前輩之余，更啟后來者省思。《撒拉爾舌尖上的詞語》（撒瑪爾罕，撒拉族）和《小鹀不是小巫》（蘇華，達斡爾族）兩文，切入點獨特，前者從撒拉爾諺語和民歌來探察民族心理和傳統價值觀，后者從作者本人癡迷于為一對偶遇的小鳥尋名責實、確認“身份”的一段饒有生活閑趣的經歷，見證了達斡爾人民族氣質里自然之子的率真天性。

刊載于第11期的《父親送我雪豹皮》（鐵穆爾，裕固族），文辭綿密，屬意高遠。一張得自鄂金尼部落原鄉、祁連山南麓黑河上游的群山間的雪豹皮，度越六十多年光陰，凝結父子兩代守望家園、軫念生命、懷想自由棲息地的悠長神思。延展、盤桓在字里行間的，既有對于雄渾壯美的地域自然風情和民族精神氣魄的禮贊和詠嘆，也有升騰、激發在這一層面之上的針對整個人類文明的幽暗一面和悖謬態勢的憂戚和激憤。

五

除前述作品外，在尋根言說的內涵力道和篇章構撰的嚴整精致方面，似乎再也辨別不出更突出更醒目的個案了。應該說，多數時候多數人的表達，都只具有充實和鞏固多數話語習慣的意義，這本來就是一種常態。無論是靜水流深時時生發在浩瀚的民族意識汪洋深層的尋根言說，還是處處都千絲萬縷地勾連著悠久文學傳統和復雜社會現實的散文創作，其間真正得力有效的表達，向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

包括本文在內的所謂年度綜述一類的理論批評文章，實質上也只能給出一種還原創作過程的擬態樣本和演示文體價值評判的權宜范例。對于生龍活虎的一線寫作者來說，透過臨時顯現的話語樣本和瞬間起落的言說聲響，領悟到寫作行為周邊內外的恒常態和恒常理，永遠比記住或計較一些枯燥的教條和判斷更重要。畢竟，我們每一位寫作者需要面對和處理的生活現實和精神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經歷躁動不息的種種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