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夏康達堅守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立場，構建與時俱進的審美體系，在新時期文學的潮流中為改革文學和反思文學的崛起，為蔣子龍、馮驥才等著名作家的騰飛，為天津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理論資源和實踐力量，是當代卓有貢獻的批評家。同時，他在新世紀大眾文藝蓬勃發(fā)展中進行的文化藝術研究，也為踐行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原則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關鍵詞：夏康達 文學研究 藝術研究 批評立場 審美體系

20 世紀春潮澎湃的新時期文學崛起中，在海河畔的文學重鎮(zhèn)天津，當蔣馮航（蔣子龍、馮驥才、航鷹）“三駕馬車”隆隆駛向文學遠方的時候，人們把欽佩的目光同樣投向了助力他們騰飛的津門“三劍客”——文學評論家金滕夏（金梅、滕云、夏康達）。這之中，自謙為文壇“勤雜工”的夏康達教授尤為引人注目。

批評家夏康達曾為新時期改革文學、反思文學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文學批評是文學創(chuàng)作不可或缺的盟軍，是文學騰飛的理論動力和實踐源泉。《夏康達文學評論自選集》《口述史與憶舊錄》以及散見于各個報刊的文章，是其堅守文學批評立場的見證，也是其不斷建構審美體系的彰顯。那么，夏康達的文學批評主要有哪些特色呢？

首先，他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指導，堅守現(xiàn)實主義的批評立場，以唯物主義者的勇氣和膽識，為新時期文學的復蘇崛起吶喊高歌，給以蔣子龍為代表的改革小說和以馮驥才為代表的反思小說提供了強大的理論力量。1979 年3 月6 日，夏康達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了《“寫中間人物”辨》，這是最早為被“四人幫”批判的“寫中間人物”平反的文章。然而，當小說剛剛砸爛幫派文藝的枷鎖，張揚起“離經(jīng)叛道”的風帆前行時，就遭遇到了五花八門的責難和撻伐，蔣子龍、馮驥才的作品當然也未能幸免。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殺青多月，難以發(fā)表，刊物瞻前顧后頗多憂慮，文壇為此曾專門開會研討；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甫一面世，某大報14個版面連篇累牘的批判立馬迎面撲來。這些現(xiàn)象，都讓作家和讀者感到迷惘和彷徨——新時期文學的創(chuàng)新路向究竟在何方？面對這些陳舊的思維、無限的上綱、無端的指責、無窮的憂慮，亦即有形的或是無形的羅網(wǎng)和障壁，夏康達清醒地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小說創(chuàng)作思想或敘事論爭的問題，而是對揭批“四人幫”持有什么立場，對改革開放抱有什么態(tài)度，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如何堅守、踐行的問題。抑或是如何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作導向、回歸當代文學人民性的本質問題。于是，他系統(tǒng)研究文學演進,全面觀察文壇態(tài)勢，認真進行文本細讀，明確了當下文學嬗變的正確方向和蔣、馮創(chuàng)作的成功探索，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等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系列具有反潮流意義的重磅文章——《蔣子龍創(chuàng)作論》《不變之變——讀蔣子龍近作札記》《蔣子龍的小說藝術》《〈蛇神〉在蔣子龍的創(chuàng)作整體中》《談馮驥才的創(chuàng)作》《寓虛于實 以實襯虛——夏康達答馮驥才》等。這些文章，是國內最早比較系統(tǒng)、全面、深刻評論蔣子龍馮驥才小說的論文，是理論界較早旗幟鮮明地為改革文學和反思文學正名定位的評論，無論在當時還是時下都有深遠的影響。在這些文章中，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觀，以宏闊的視野和精準的觀點，在紛紜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中撥亂反正，考察透析，擺事實講道理，揚棄了那些極左理論的影響和糾纏，在蔣子龍、馮驥才的新作為廣大讀者接受、被文壇褒揚的過程中發(fā)揮了文學評論的發(fā)現(xiàn)、引領作用。毫不過譽地說，正是由于夏康達和幾位評論家的吶喊呼號、據(jù)理力爭，形成一股強大的理論力量，推動了蔣子龍、馮驥才為代表的一批在天津成長的作家異軍突起，使他們在當代文壇上隆重登場，譜寫了新時期文學中動人的華章。

對蔣子龍小說的研究，就是他對文學人民性的詳盡闡釋和高度認同。那時，面對無數(shù)潑向蔣子龍小說的污泥濁水，他從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屬性出發(fā)，為蔣子龍創(chuàng)作辯誣。他指出，蔣子龍的小說為人民立言，書寫人民心聲，塑造工人形象，探尋時代走向，呼喚深化改革，這是人民所期盼的小說，是社會主義文藝的碩果。蔣子龍的成功在于，他“善于感知人民思想的脈搏和感情的起伏……敢于關注和反映與廣大群眾切身利益關系密切的重大社會現(xiàn)實問題。作品的反響，是作者了解人民心聲的頻率”。因為“只有使自己的作品與人民群眾急欲表達的思想感情發(fā)生共鳴，才能得到讀者的歡迎和支持。也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成為站在時代巔峰所發(fā)出的強音”1。這些對蔣子龍創(chuàng)作思想追求、敘事要旨進行的分析和點贊，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那些寫出人民期待、思想、感情、喜怒哀樂的作品，必定深受讀者歡迎；那些寫出時代發(fā)展、潮汛、歷史變革的作家，永遠不會被人民遺忘。秉持這樣的觀點，他認為，蔣子龍的小說，無論是為改革者立傳的《機電局長的一天》《開拓者》，還是塑造時代新人的《喬廠長上任記》《赤橙黃綠青藍紫》，乃至《拜年》《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鍋碗瓢盆交響曲》等，無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反映人民參與的偉大改革和歷史嬗變，從而將“波瀾壯闊的活劇”“氣象萬千的生活景象”“動人肺腑的故事”“激昂跳動的樂章”“史詩性的變化”2呈現(xiàn)給讀者的佳作。

作為一個新時期文學的在場者，一個深刻了解文學流變規(guī)律的理論家，夏康達的批評活動緊密結合著社會和文學變革的實際。這種社會和文學變革的實際，即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代要求和作家敘事的范式走向。在夏康達看來，抓住這個實際，就能夠破譯作家成功的密碼，總結其小說成功的經(jīng)驗，開掘其不斷超越文壇和自我的動因。比如，對蔣子龍和馮驥才的脫穎而出和創(chuàng)作成就，他從新時期的大背景考察，認為是“時勢造英雄”，是時代的呼喚和人民的要求使然。他對蔣子龍《機電局長的一天》特別是《喬廠長上任記》的大膽肯定，都是從社會和文學變革現(xiàn)實中得出的科學結論。粉碎“四人幫”之后，在清算其禍國殃民的罪行中，傷痕文學流行文壇，蔚成風氣，其歷史價值和文學貢獻，當然不能低估。但是，如果文壇總是沉湎于期期艾艾、悲悲戚戚的過去，讀者總是沉浸在怒火中燒、義憤填膺的從前，國家還能發(fā)展，社會還能進步嗎？因此，時代迫切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棄舊圖新，描繪時代新貌、抒寫人民心聲，而這兩篇小說就恰恰及時地回應了這個問題。在那個政治動亂剛剛終止的節(jié)點，它理直氣壯地表達了廣大人民群眾積郁心頭的強烈愿望——砥礪前行，加速祖國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試想，這種振聾發(fā)聵、石破天驚的重大主題，能不引起轟動效應嗎？雖然它們的發(fā)表一波三折，“然而，這樣的作品人民是不會忘記的。沉默的反響是無聲的驚雷，總有一天要爆發(fā)出來。《喬廠長上任記》生逢其時，發(fā)表之后，幾乎可以說在社會上刮起了一陣喬廠長旋風”，“許多讀者是懷著探求如何加速實現(xiàn)四化的目的來閱讀這篇作品的，因此產生了這樣的文壇佳話：有的讀者寫信給編輯部，要求喬廠長到他們單位上任；有人找到蔣子龍，要向喬廠長告狀。”為什么會有這種文學接受現(xiàn)象發(fā)生？夏康達說：這些作品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不是純客觀地記錄生活，而是在探索生活發(fā)展的道路：不僅提出問題，而且試圖要解決問題”3。基于這些，在激烈的文學爭鳴中，夏康達堅定地認為，“社會意識中的憂患意識和審美意識中的崇高詩性相結合，決定了蔣子龍小說創(chuàng)作具有以下特點”，即“創(chuàng)作題材多涉及重大的社會問題”“小說情節(jié)多由尖銳復雜的矛盾沖突構筑”“小說的主人公多由英雄型人物擔當”4。一句話，這是新時期難能可貴的宏大敘事和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它描寫的是時代前進、歷史嬗變的改革現(xiàn)實；它推出的是人民呼喚的、具有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誰也撼不動、批不倒。同樣，馮驥才的反思文學作品獲得的成功也源于此。在《談馮驥才的創(chuàng)作》《寓虛于實 以實襯虛——夏康達答馮驥才》等文章中，夏康達對馮驥才反思文學作品產生的歷史因緣、升華的民族特質等都作了實事求是的解讀和評判。他認為，這些作品產生極大共鳴的原因就是“生活的驅使”5，亦即人民的需要、時代的催促。實踐證明，這確實是科學、公允之論。“生活的驅使”，讓作家客觀地現(xiàn)實地描寫生活，并透過生活的表層，捕捉生活的真髓；“生活的驅使”，讓作家突破固有的窠臼和藝術的定式，并通過主體的努力，抵達新的藝術高地。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滄桑正道。夏康達的看法不錯：一個作家，不管你多有才華，但如果疏離生活，冷漠時代，脫離人民，也會走上“鋪花的歧路”！

其次，他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為理論基礎，以創(chuàng)新的視野觀照文壇的現(xiàn)狀，對一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進行美學的評判和哲學的質詢，為天津文學界的繁榮發(fā)展和作家的創(chuàng)作突破建言獻策。這之中，他發(fā)表的文章雖然不算太多，但立足點高，角度獨特，肯綮深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指導意義。尤其可貴的是，夏康達不忘初心，從不回避和改變自己的批評風格。他的文章拒絕過譽敷衍之語，實事求是，實話實說，既沒有當下文壇上流行的那種廉價捧論，也沒有許多人常用的官話套話，都是實實在在的、樸樸實實的文學批評。對著名作家航鷹的評論，就是其文學批評認真嚴肅的生動表征。航鷹是新時期文壇上著名的女作家，是夏先生多年的文友，曾以《明姑娘》等作品享譽全國。但在《天津四作家論》中，夏康達卻沒有重復諸多評論家的褒揚之詞，而側重的似乎是對這位老朋友的作品多方面的“吹毛求疵”。他坦誠地指出：“作品中的美來自生活中的美，作家要善于發(fā)現(xiàn)和表現(xiàn)生活中的美。”然而，“表現(xiàn)人物的心靈美，不應回避深刻的社會矛盾，文學作品要凈化人們的靈魂，但不應凈化生活”6。他不無尖銳地指出，《明姑娘》的細節(jié)真實性影響了它的藝術魅力；《金鹿兒》在追求詩意中，流失了生活的真實美；《原告與被告》過分的巧合，多了做戲的味道……這些鑿鑿之言，切切之語，指出了航鷹作品確實存在的、很多評論家諱莫如深的藝術缺失，無疑會使作家的創(chuàng)作受益多多。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夏康達是怎樣恪守嚴謹?shù)膶W理探索和寶貴的學術品格。還有對吳若增小說的評論。吳若增也是新時期的名家，其如《世說新語》筆記式的文化小說廣有影響。他的作品往往以小見大，通過對小人物小事件的描摹，表現(xiàn)對人生大社會的深沉思考，時常在具象的描繪中體現(xiàn)著抽象的追求，很受讀者的推崇。然而，夏康達還是“雞蛋里挑骨頭”，在肯定他小說成績的同時，毫不諱言其敘事中的瑕疵和亟待提升的空間。指出，雖然這些小說的意念是生活中來的，表達這些意念的形象也是從生活中采集的，但是，“成敗的關鍵在于意念是否深邃和藝術是否含蓄”7。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對吳若增的代表作《翡翠煙嘴》和《蘑菇》等進行了犀利的解剖，對小說在民族文化探索、民族根性揭橥和大千世界寫真中的淺顯直白，對作家在民族生存樣態(tài)的描寫、民族風習評價、民族語言運用上的誤區(qū)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令人嘆服。從中可以看出，評論家夏康達確實是作家難得的諍友。王松是天津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近年來創(chuàng)作勢頭極好，許多作品受到重視和好評。夏康達對這位天津師大畢業(yè)生十分看重、非常關懷。他寫的熱情評論，是從作家的“童年情結”切入的。夏康達認為，這既是王松小說敘事的實際，也是王松藝術風格的優(yōu)長；既是王松對中西優(yōu)秀作家的效仿，也是他自己藝術追求的新創(chuàng)。夏康達細致地詮釋了王松小說的“童年之痛”，肯定其作品對那個滅絕人性時代的生動描寫，贊揚其對反人性的癲狂進行的深度批判：慘烈，是歷史的真實；冷酷，是人性的變異。王松的童年視角，在陌生和怪異中折射了那個時代的狀貌。對王松作品的細讀和評析，表現(xiàn)了夏康達的睿智和慧眼。在夏康達等評論家的關注下，王松此后的創(chuàng)作水準有了飛速的提高。

文化藝術研究是傳播社會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陣地。在這方面，夏康達同在文學研究、文學批評領域一樣，以守正不移的文學批評立場、不斷完善的審美體系參與文化研究和藝術爭鳴，其批評話語和審美方式展現(xiàn)了其深厚而豐沛的學術品性，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讀者的歡迎。進入新世紀以來，大眾文化藝術有了此前難以比擬的迅猛發(fā)展。在與文藝界和廣大受眾的互動中，夏康達總是密切關注各種文化、藝術體式的運演態(tài)勢，用以人民為中心的崇高原則，針對各種藝術創(chuàng)作和表演出現(xiàn)的熱點問題、文化動態(tài)、藝術現(xiàn)象激濁揚清、認真評估，以提升廣大群眾的審美接受度，增強民族文化自信自豪感，助力文藝事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散見于國內多家報刊上的大量影視劇評、隨感、雜文和訪問記，就是這個時期他倡導繼承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推動各種藝術體式健康成長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有許多值得重視的理論發(fā)現(xiàn)和不可忽視的學理貢獻。

一是對影視熒屏某些重要現(xiàn)象的研究。他站在較高的視點上，對影視熒屏上出現(xiàn)的關乎國家敘事、歷史敘事等大命題的影視劇，進行細致的考察和研判。在考察中，夏康達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出發(fā)，去除各種雜音和遮蔽，努力給影視熒屏輸送歷史批評、社會批評，尤其是美學批評的正能量，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其中具有較大影響的是批評歷史虛無主義的一些文章。眾所周知，無視歷史的真實存在，有意遮蔽、曲解真相、誤導認知的歷史虛無主義，是近幾年來藝術創(chuàng)作中司空見慣的痼疾。夏康達認為，要清楚影視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前提是必須分清“正說”和“戲說”，“正說”“戲說”不能同日而語，二者不能混淆。在《歷史劇縱橫談》中，他指出，“戲說并不屬于歷史劇”，它“是無史料依據(jù)，人物與故事純屬虛構的歷史故事劇”，或者“是雖有其人但所述故事并無史實依據(jù)的歷史傳說劇”8。戲說不能用絕對真實和較高的政治尺度來衡量。如《戲說乾隆》《康熙微服私訪記》《康熙王朝》《楊三姐告狀》等，都屬于此類。這些“戲說”，都可以在尊重基本史實的基礎上，進行適度的藝術加工和故事再創(chuàng)造。他把自己的觀點概括為簡而賅的八個字，就是：“敬畏史實，適當虛構。”而對于“正說”，他認為，“正說”必須遵循歷史事實，不能有任何大面積的虛構和藝術加工，不能任意地演繹與編造，一定要還歷史的真實面目。在廓清概念的基礎上，他提出，歷史劇必須重視當代性，努力用歷史精神燭照當代時世，傳導中國精神，這是一個不可輕慢的使命。正如艾略特所說：“我們在闡述表現(xiàn)過去的方式，應該形成我們對當前的理解與觀點”“使作者最確切地認識到他在時間中的位置和他自己的當代性”。9他主張劇作家要學習郭沫若《屈原》、曹禺《膽劍篇》的創(chuàng)作，希望他們多寫一些大江東去、大氣磅礴的歷史劇。同時，面對文化市場一度過多過濫、到處甩大辮子的清宮戲，夏康達不無憂慮。他建議劇作家們摒棄市場功利的消極影響，驅除煙鎖塵封的歷史迷霧，拆解人為的歷史遮蔽，突破傳統(tǒng)的歷史禁區(qū)，在題材的選擇上調整好“正說”與“戲說”的關系。無疑，這些文章的許多觀點都是推動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增強文化自信的良好建議。

二是對電視節(jié)目如小品等的娛樂化現(xiàn)象的批評。他以大眾審美接受效果為重心，對于那些戲仿嘲諷群眾，污名底層草根的作品，進行嚴肅的分析，指出其偽大眾化的真實面目，以及貼近三俗的危險傾向，促其迅速端正立場，進行創(chuàng)作轉圜。在《優(yōu)化大眾審美環(huán)境》一文中，夏康達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電視文藝節(jié)目在滿足大眾文化娛樂需求時，其審美品格的發(fā)展趨向是否有所偏頗？我認為是有的”，“回顧中國小品20 年，有一點要總結的是，它對我們大眾審美的影響——滿足了什么和培養(yǎng)了什么”10。《忽悠——趙本山小品的主題詞》一文，夏康達對當紅笑星趙本山的作品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批評。他嚴肅地指出，小品反映的不是正派農民的正常生產勞動，而是歪門邪道；作品歌頌的不是農民努力脫貧勤勞致富，而是坑蒙拐騙——忽悠。他憂心忡忡地問道：忽悠，“這是一個什么好詞嗎？一個國家流行這樣的詞語，是可喜還是可悲？”如此描繪農民的機敏狡黠，只顧什么搞笑，而對那些不符合民族傳統(tǒng)和三觀的表現(xiàn)毫無批評的態(tài)度，審美立場是不是完全站偏了？《不差錢諷刺了誰？》中，夏康達對小品的思想主旨進行了深透的解析，指出其對欺騙的潛規(guī)則不但不深刻揭露，而且還極為欣賞；不但不鞭撻批判，而且還百般贊揚。以丑為美，混淆是非，其產生的社會效果，將何以堪！這樣的社會效果，難道不應該重視嗎！基于這種考察，他在《昨天·今天·明天》中分析了一些低俗小品走紅的諸多原因，并向藝術家發(fā)出呼吁，現(xiàn)在真的到了認真思考、改弦更張的時候了。這些批評，真的是辛辣尖銳，振聾發(fā)聵，促人警醒。

三是對原著改編現(xiàn)狀的深切反思。他從尊重歷史、尊重原著、尊重作家的立場出發(fā)，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針對當前原著改編問題，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見。夏康達認為，改編是將原著轉換為另一種藝術樣式的再演繹，改編最重要的問題還不是具體創(chuàng)作問題，首先是改編者對原著的態(tài)度與改編的目的問題。這就說到了根本上。如果一個改編者對要改編的文本不熱愛，任意對原著進行消解增刪，那怎么能夠改編成功呢？在《改編，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中，夏康達認為，《林海雪原》電視版的改編，基本上獲得了成功。因為革命歷史事件、革命英雄人物、革命時代精神在改編后都得到了保留，出現(xiàn)了一些小小的批評立場的堅守與審美體系的建構133失誤，不算是大的問題，無關宏旨。在《反思與前瞻》等文章中，夏康達對改編《啼笑因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改編不能忽視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改編當然有借鑒，更要圖創(chuàng)新，要注重弘揚我們的民族精神，為觀眾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糧”。這個觀點，在《城南舊事的美學追求》《鴉片戰(zhàn)爭人物談》中都有詳盡的、進一步的闡發(fā)。對《城南舊事》的改編，夏康達從審美角度肯定其成功，認為其改編后展示了“內在的、深沉的藝術之美”：這種美，自然而然地流露；這種美，濃郁淡雅；這種美，在自然中見匠心。對于某些作品改編的失敗，他直抒己見、直言不諱。他批評某些肆意歪曲原著、腰斬原著、戲說原著的不當改編，對其造成的巨大危害作出尖銳批評。比如浙江某刊物對《沙家浜》的顛覆性改編，夏康達就認為，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惡劣例證，作者不但消解了原著的時代精神、丑化了英雄人物，而且歪曲了歷史、混淆了是非，這哪里是什么改編，而是肆意篡改了。在《從潘金蓮談改編》《成也改編 敗也改編》等文章里，夏康達都重申了自己的這些觀點。無疑，這些觀點在眾說紛紜的改編討論中公允持正，不但能夠被學術界認同，而且對改編者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注釋：

1 3 夏康達：《蔣子龍創(chuàng)作論》，《文學評論》1982 年第3 期。

2 習近平：《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文藝報》2016 年12 月1 日。

4 夏康達：《蔣子龍的小說藝術》，《花城》1986年第5 期。

5 夏康達：《談馮驥才的創(chuàng)作》，《文藝研究》1983 年第2 期。

6 7 夏康達：《天津四作家新論》，《天津社會科學》1984 年第3 期。

8 夏康達：《夏康達文學評論自選集》，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9 頁。

9 [美] 愛德華·W·薩義德：《文化與帝國主義》，李琨譯，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 年版，第2-3 頁。

10 夏康達：《昨天·今天·明天》，《今晚報》2004 年10 月12 日。

[作者單位：宋依洋 沈陽科技學院 王科 渤海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