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頭所存余冠英先生的著述，著實不少。

中小學雖然在“文革”中度過，可大約心喜，居然獲得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詩經選譯》《樂府詩選》《三曹詩選》等古典詩歌讀本。插隊期間，一次，那個裝有一二十本書的小木箱被撬（板條頂開，取出書，原樣釘上）。被取走的是巴金翻譯的《秋天里的春天》，記述愛情，大家多是二十歲上下，“偷”它可以理解。當時不曾發現，等到此書在知青點傳遍，才回到我手上。檢查一遍，這幾冊古典詩歌沒丟，阿彌陀佛。

當時讀古詩詞，還沒有留意選注者的習慣。后來習讀多了，體會到其中艱難，才知曉選注者的重要作用及其中包含的功夫學養。后來翻翻這幾本書的選注、翻譯者，居然全是余冠英先生。一下子，這個名字牢牢印在腦際。

這幾部“詩選”，給了我最初的中國古典詩歌啟蒙。《三曹詩選》，使我見到了《三國演義》之外的曹操形象。寬博、進取，還富有同情心：“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里行》）一個帥軍將領，能感觸到戰亂中百姓的苦痛慘況并描寫出來，比歷史上那些唱嘆軍事武功的將帥，識見不止高一個層次。就連那人們熟知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幾句，也可知他對人生的解會，透徹深入，非同凡響。讀了曹操詩作，再去看他兩個“著名”兒子曹丕、曹植詩歌，就見出胸襟對作品的影響來。

曹植，在中國詩史上也赫赫有名，但與其父親作品相較，除文采華麗外，精神的單薄、纖弱，一目了然。當然，不擱在一本書中，人們有時難于感受。

從《樂府詩選》中，讀到了許多動人心魄的好詩。有時稱為《孔雀東南飛》的那首《焦仲卿妻》，讓人讀到中國敘事詩的平實和當時愛情的珍稀可貴；《十五從軍行》，影響到后面時代多首從軍詩作；其他如《飲馬長城窟行》《孤兒行》《陌上桑》《敕勒歌》等名篇，都給人留下了不滅的印象。前些年《還珠格格》電視劇中讓人印象甚深的那首歌曲一唱開，我就知道在這本《樂府詩選》中讀過。

翻開，果然。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那么遙遠的古人，情感與我們如此近，近到不可思議。好的真情感文學，真有超越時空的能量。

《詩經》記錄的，是很早時期國人的生活。雖然許多不過是當時口頭傳誦的民間歌謠，可畢竟過于遙遠，對于現代人，不說普通讀者，就算專門學者，讀起或闡釋，都很不一致。凡俗如筆者，沖著名氣，努力數次，還是撿據說易懂的民歌去讀，實在慚愧，借著注釋，勉強知道了字面意思，可“民歌”的味道，嘗不出來。

譬如那首《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不僅文字，究竟在說何樣故事，理解不清。直到獲得余先生的《詩經選譯》（作家出版社1956年9月一版，1957年1月第三次印刷，總印數已達十萬），從譯文里，才大致感受到其中的美好情態：

“死獐子擱在荒郊，白茅草把它來包。姑娘啊心兒動了，小伙子把她來撩……”

后來從其他解讀中知道將獵物獻給心儀的姑娘，是力量和智慧的表達，古代西方多有記述。此詩可證，中國早期同樣如此。經過余先生翻譯，其中故事及情境，一目了然。可余先生翻譯時，用了一個“撩”字，叫人不由一笑。

“撩”字很民間，很俚俗，可無論動作或心態，卻極傳神。余先生用這個字，叫我佩服。一般古典文學研究者，多慣于用典雅謹正語言闡釋古典，以為古人就該高冠博峨，端莊肅然。余先生一個“撩”字，把遙遠時代一下子拉到我們跟前，讓讀者見出遙遠先祖不僅勇武，進取，還羞澀和詼諧。對《詩經》的真正好感，由此而生。

這部《詩經選譯》中，最讓我歡喜的，是《鄭風》中的那首《將仲子》。余先生在提示中以為此詩表現了“一個女子要求她的愛人不要到她家里來私會，因為他們的愛情不曾得到父母親的同意”。

詩有三節，我實在不舍得余先生的譯文：

求求你小二哥呀，別爬我家大門樓呀，別弄折了杞樹頭呀。樹倒不算什么，爹媽見了可要吼呀。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只怕爹媽罵得丑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別把我家墻頭爬呀，別弄折了桑樹枒呀。樹倒不算什么，哥哥見了要發話呀。小二哥，哪天不在心上掛呀，哥哥言語我害怕呀。

求求你小二哥呀，別向我家后園跳呀，別弄折了檀樹條呀。樹倒不算什么，人家見了要恥笑呀。小二哥，不是不肯和你好呀，閑言閑語受不了呀。

這哪里是幾千年前的詩歌，分明是我們前不久尚可知可感的情態。原詩一行不過四五字，且三節里不斷重疊，余先生的譯文，雖然也照應重疊，可不斷用今天豐富的詞匯去作調整，使得各節頗有變化，將情感顯出層次。大約因為是民歌，余先生不避尋常口語：“樹倒不算什么”“罵得丑”“閑言閑語”“不是不肯和你好”……

原詩中那女子在愛情中的緊張，羞怯，舍和不舍的內心與外在環境沖突，鮮活跌宕，躍然于目前。這首詩不僅讓我讀到古人與今人情感的相通，還讀出了余先生的活潑心性。

由此后，我才真正開始“嚴重”關注古典作品的選注翻譯者。僅《詩經》，就購存有朱熹的《詩集傳》，陳子展的《國風選譯》，郭沫若的《卷耳集》等數本，論解說翻譯貼切而親切的，我首推余冠英先生的《詩經選譯》。

后來，筆者從插隊地考入大學，古代漢語、中國文學史等等課程，需要閱讀的古代詩文更多了。其中一部署名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的《中國文學史》教材，是余冠英、錢鍾書、胡念貽、王水照、陳毓羆、鄧紹基等十多位先生編寫，余先生還是“總負責人”。看看這份名單，不知道總負責人得有多“牛”。

這還不算，當時還出版了一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的上下卷的《唐詩選》，影響頗大。從“前言”可知，“參加初稿和修訂工作的有余冠英（負責人）、陳友琴、喬象鐘、王水照同志。錢鍾書同志參加了初稿的選注、審訂工作……”又是“負責人”。領導這些大家，余先生的學問和能力，得多“高強”才“鎮”得住呵！

但這兩部畢竟是集體產品，個人能力很難凸顯。一天，在學校書亭，見到一冊納入“文學小叢書”的《詩經選譯》，是從余先生原書中再選的，僅僅八十頁。小三十二開，窄本。可喜，再購一次。這個小冊子，陪了我大學幾乎四年。

畢業回到家鄉，一個時期，四下搜求名家題字簽名本。余冠英先生當然是求題對象。大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幾本余先生選注的書中挑選，最后選了大學期間購存的《詩經選譯》。一是因為其他各書，得自舊書攤，每本書都較陳舊，且公章私印，沒規矩地四下鈐蓋，拿出去似乎對不起著者。

這冊小書最干凈，且小，寄出回復也不甚費事。記得當時寫信還提了要求，希望先生毛筆題字，我知道那一代學人，個個能寫出好字。待余先生書上題字寄回，果然。題字在扉頁上，平正自若有骨力，先生簽名還俊爽。光潔紙面上，墨色沉著，字跡清晰，實在好看。略感遺憾的是當時不敢多一句加蓋印章……

時間長了，當時信封物件尋不見，余先生的題字后面沒落年月，今天竟無法確定具體日子。不過我“發燒”四下求取名家題字本大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這無疑問。余冠英先生這一冊寄出時間應該較早，后來獲得的題字本大都有名家鈐印，是我總結經驗，寫信時特別請求的。

余冠英先生是我國古典文學研究大家，他的多種選注本，至今仍在書店立著。可當時怎么就將遙遠的“詩經”以如此活潑方式白話譯出呢？

他在1955年寫的一篇文章中介紹：在1950年，為了供編譯《中國詩選》的蘇聯學者參考，余先生選注了其中《國風》約三十篇，并附有白話譯文。“這是我翻譯‘詩經’的開始。”

后來報刊需要，這些譯文發表出來，獲得讀者熱烈歡迎。他在摸索一段時間后，對自己的白話翻譯提出了幾點要求：一，原作如果是格律詩，譯文也要是格律詩；二，原作如果是歌謠，譯文要盡可能保存歌謠體的風格……五，詞匯和句法要有口語的根據……此外，“我還要求傳達原詩的風味和情調，并且要求語言的自然流暢”，原來如此。

幾十年來，由于學習教學，筆者讀過許多古典詩歌白話翻譯。總體說，譯筆讀來生動鮮活，令人滿意者少，多數都一板一眼將詩句疏通，湊上韻腳，就是個內容說明，不是“詩”。

認真說來，此事不易。首先，譯者得對原作研究深透，出入自在；其次，翻譯者還需葆有充盈的內在世界——詩的境界和世界，用余先生的話，有“風味和情調”。這一點，更不易。一些人進去后便“深陷”文字其中，頂多追逐字斟句酌，成個匠人。

余先生的譯文，限于篇幅，筆者只在前文完整引了一首，窺斑見豹，人們可知其整體翻譯水準。詩歌是古代作品中最飽蘊情味的文體，疏通字句外，研究者必須對其中“風味”“情調”保持相當敏感，否則，不夠格。余先生多種選注本證明其功力，“詩經翻譯”表現其性靈。過硬。

從多部余冠英先生編著的古典詩歌中受益良多，還獲得先生在其著述上題字，數十年后的今天記出，感念之中更覺非常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