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斯奮（1944～），廣東中山人，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曾任廣東省文聯主席、廣東省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等。1964年開始發表作品，長篇歷史小說《白門柳》三部曲（《夕陽芳草》《秋露危城》《雞鳴風雨》）分別獲廣東省第二、四、六屆魯迅文學獎，其中第一、二部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白門柳》

緣何不是“老梅記”？

《白門柳》開篇是一個“引子”。這個引子是一篇“詠梅”美文，通篇寫的是一棵古梅的由來、滄桑、新生、繁盛、寂寞、老死、還魂的一世傳奇。作者以散文筆調進行行狀描寫，以擬人手法進行內在刻畫。然而這個引子卻往往會讓讀者忽略。筆者也是在看完《白門柳》全文后，重新審視這個開頭，才稍可破譯出作者的微言大義。

“老梅”的故事原型實則與中國古典小說發生了交集。“老梅”怎么看都像是紅樓夢中的“頑石”。頑石“墜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被空空道人從那石上抄錄下來，后就有了《石頭記》。但老梅卻沒有這等幸運。它無法將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進行記載，能夠聽它訴說、講述的人也遲遲沒有出現，所以，老梅注定要被遮蔽、被忽略。但它又是如此心有不甘，不甘心自己所遭遇的空前的悲苦和體悟被湮沒不聞，于是死不瞑目，竟如同聶小倩一般，形體已歿卻魂魄游蕩，“只要遇上天陰下雨的時節，或者月色朦朧的夜晚，山谷中遲歸的樵夫和狩獵的山民常常會看見，那株梅樹忽然又在老地方出現了。他們甚至看得清枝頭上淡綠的花朵，嗅得著那涼涼的幽香。當他們試著走近去，一切便像煙霧似的消逝了。”

書中借當地人的話說，“這是那株梅樹的影子，是它的靈魂。它不肯死心，還在守候著，要將它的故事告訴一個愿意把它寫下來的人……”如此說來，本書作者劉斯奮就是老梅陰陽相隔的知己，是通靈人，是聽到了老梅靈魂的嘆息，傾聽并記錄下其故事的人了，而三卷本《白門柳》自然也就是老梅所述的故事。也許，可以套用《石頭記》的來歷，將該書命名為《老梅記》。

但緣何劉斯奮以《白門柳》命名而不是《老梅記》？ 老梅“托夢”，劉斯奮君秉筆直錄，寫成老梅故事——這自然是一種偽托，一種古已有之的敘事技法與策略。無論中西，尤其古典小說，都喜歡開篇以神話或傳奇原型作為楔子，并將所講故事假托為別人講述，作者“只是如實記錄”。這些以神話故事作為開頭的小說，在藝術上確有其獨特的表現力。一方面，神話使小說與真實的生活拉開了距離；另一方面，神話世界與文中的現實生活形成了對比，前世、現世與來世的轉化使小說所表現的藝術時間得以拓展和延伸。但是，如果我們把上述古典小說，包括《紅樓夢》的開頭模式與《白門柳》相比較就會發現，后者雖采用了仿傳統小說神話傳奇化的開頭模式，但實際又超越了傳統的藩籬，有了一定現代性的轉換。

從引子與正文的關系來看，《白門柳》的引子對正文內容進行了高度概括，當然這種概括是以象征的方式呈現的。也就是說，引子通篇就是一篇寓言，正文的故事全都可以在引子中得到轉譯。

這樣看來，這已經實現了對傳統歷史小說開頭模式的變革。一般傳統小說，像《三國志平話》中，“司馬仲相陰曹斷獄”的故事只是為三國歸晉作了一種宿命論的解釋；《水滸傳》中“洪太尉誤走妖魔”也只是為了說明“細推治亂興亡數，盡屬陰陽造化功”，梁山英雄的出世是“天數”“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紅樓夢》的開頭楔子與正文緊密相聯，改變了傳統小說楔子與正文內容間比較松散的關系。不能說《白門柳》的引子比《紅樓夢》更高明，但其引文中老梅所承載的隱喻——天崩地解之后的幸存者的象征，其實也無法建構起類似于《紅樓夢》那樣巨大的哲學空間，而作者沒有也不想賦予其此類任務。不過《白門柳》的引子對全書正文內容的作用和影響確乎仍是整體性的，從某種意義上看，它甚至走得比《紅樓夢》更遠。

如果說《紅樓夢》的楔子是力圖以“天命”說或因果報應說來給予書中事件、人物以合理解釋，那么《白門柳》的引文則完全擺脫了這樣的思維模式和古典哲學觀，不對正文做形而上學式的判斷和涵攝，不過多介入敘事，而是立足于現代小說的寫法，體現了現代小說敘事角度的轉變。《白門柳》無意采用古典小說喜用的神秘化暗示，它更愿意混淆文史、詩史的界限。所以，作者沒有說自己就是記錄老梅講述的故事之人，甚至沒有說老梅有沒有等待到傾聽人、記錄人的出現。老梅等到了嗎？作品沒有交代，引文到此戛然而止，且在全篇正文中，這株老梅也再沒有出現過，它作為推動敘事的第一股動力，到引文末尾已經耗散，作者沒有意愿將之貫穿全書始終，說明作家不想仿效古典小說對之進行神秘化處理并對全書進行宿命論觀照。

不過，這并不妨礙梅樹作為某種高潔隱士的象征。全書第二部《秋露危城》第十章第四節寫了冒襄和董小宛賞梅的情節。該情節可以看作對引子的呼應，也是書中正文唯一一次集中筆墨寫梅花。這株老梅待冒襄、董小宛看到之時，已然開出了三朵雪白色小花，也許它正在完成最后的新生的努力。

有意思的是，作者為了清楚地向讀者闡明梅樹的寓意，還特別設置了阮大鋮在枯梅林中設宴游賞的情節作為對照。劊子手“臨白雪飲酒作樂賞枯梅”，就如同法西斯分子在人皮上繪畫，反諷之至。

這樣說來，全書引子部分采取的敘事角度似乎暗藏著某種執著，作者選擇這樣緩慢而近乎靜態的開始，也自有他的理由。這如同打造一部手工藝品般的笨寫、慢寫、雅寫，一招一式都由作者總體的審美精神所設定，一筆一畫都體現著其周密的構思。

為什么是“白門柳”？

在引子中，劉斯奮似乎鉚足了架勢要寫成一部《老梅記》，那為何從正文開始，老梅乃至梅花的意象卻基本遁跡，全書反而以“白門柳”（白門之柳）命名？或許，《白門柳》有借鑒并向《紅樓夢》致敬的本心？從字面上看，白對紅，門對樓，白門對紅樓，寒柳對春夢，對仗工整，兩個名字所蘊藏之含義也似相當深刻。

我們知道，《紅樓夢》原本名為《石頭記》，書在流傳之后又更名為《紅樓夢》。《紅樓夢》這個名稱在全書第五回才出現，原是太虛幻境的仙女們演唱的十二支歌曲的總名，而不是書名，但它“后來居上”，成為通行本的書名卻并非偶然。

《白門柳》也是如此。白門是“金陵”的別稱，即今日之南京。古南京遍地煙柳，唐代詩人李商隱在《春雨》中就寫到，“悵臥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珰緘札何由達，萬里云羅一雁飛”；清代趙翼的《金陵》一詩也云：“不到金陵廿六年，白門煙柳故依然。”可見，白門柳為南京盛景。有意思的是，李商隱的《春雨》中既有白門，又有紅樓，甚至還暗含了“柳枝”這一詩人所念之人。

小說《白門柳》的主角之一龔鼎孳也著有一部記載了其與《白門柳》書中另一主角顧媚（又名顧眉）情史的詞集《白門柳》，龔鼎孳的《白門柳》表現的是明末黨社勝流對青樓名姝的感慕、推引之情，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關系是帶有幾分超越時代的人文色彩的，他們之間相敬愛慕的情感也類似于現代意義上的愛情。龔鼎孳的《白門柳》中表現的其與顧眉之間的感情，就帶有這種新型兩性關系的色彩。除了龔鼎孳與顧眉、冒襄與董小宛、錢謙益與柳如是，乃至侯方域與李香君等幾對關系也都如此。龔鼎孳將自己與顧眉相識、相知到相敬相愛的過程都表現在詞集《白門柳》中，若干篇章連綴起來甚至形成了聯章，體現出了一定的敘事過程，具有了故事性。

劉斯奮將自己的長篇也以“白門柳”命名是否受到了龔鼎孳的影響不得而知，在劉斯奮的筆下，借“柳”這樣一個自然事物構成一種隱喻和象征，想來主要意在引發一種興亡之感，如同《桃花扇》中多次出現的隋朝之柳。這樣一來，劉斯奮和孔尚任一樣，都利用“柳”擔當起了空間和時間上的聯想和比照之任，劉斯奮以“錢柳”“冒董”“龔顧”這三對士子與名妓的關系為線索結構全篇，顯然就有了類似《桃花扇》所謂“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深意。

是否有被《柳如是別傳》影響的“焦慮”？

國學大師陳寅恪對“寒柳”是情有獨鐘的。其論文集名為“寒柳堂集”，詩文集為“寒柳堂詩稿”，自撰家史為“寒柳堂記夢”。“寒柳”與陳寅恪的關系其實可從《柳如是別傳》——確切地說，可從柳如是“金明池詠寒柳”談起。這首詞得到了陳氏的心儀和厚贊，被其稱為明末最佳詞，“非幾社、復社勝流可望”，在《柳如是別傳》里占有相當篇幅。可以說，詞中“寒柳”就是柳如是的化身和寫照。詞中所吟詠的“柳”已具有獨立自主的自由心性與主體意識，雖慨嘆凄涼的境遇，卻不依附于某個實體，沒有失去自我的主體意識，期望平等地對話。這一改“柳”往日柔弱不堪攀折的形象，為“柳”重塑了剛毅的品格。

陳寅恪研究“錢柳”姻緣由來已久，終為二人做傳，亦算了卻了一樁多年心愿。陳寅恪寫完《柳如是別傳》后即著手寫家史《寒柳堂記夢》，可見其借“寒柳”抒情寄史、自喻之傾向，與柳如是以“寒柳”喻己幾乎異曲同工，這金明池的寒柳分明是陳寅恪對自身健康狀況及鄉心窮愁的寫照。

作為《白門柳》的寫作準備，劉斯奮對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研究著力極多。應該說，劉斯奮創作《白門柳》的過程既是和錢謙益、黃宗羲等宗師對話的過程，也是與陳寅恪對話的過程。這對話既是知音間的溝通，也是高手間的對談。劉斯奮極其敬重陳寅恪這位偉大的史學大師和獨立知識分子中的翹楚，視《柳如是別傳》為信史，以此作為這部長篇寫作的一塊基石。但同時，他又遵從自己的獨立判斷，并不對陳寅恪先生的論斷和臧否亦步亦趨。表現在《白門柳》中即為，沒有給予柳如是和錢謙益像陳寅恪那樣的充分肯定，而是更多從人性角度呈現了二者關系的復雜性和陰暗性。這正是文學相較史學在記述同一歷史人物時的優勢所在。

但陳寅恪的影響仍是深入骨子的。《白門柳》開篇就以“錢柳”在閨房的詩詞酬唱之樂之雅開始。按劉斯奮謀篇的架勢，聯系到陳氏對柳如是的青睞，可揣測作者未嘗沒有以柳如是作為全篇核心主角的初衷，柳如是之“柳”與“寒柳”意象，以及陳寅恪以“寒柳”自喻的鐘愛，就從這三重含義來看，“白門柳”又未嘗不是“白門柳如是”的簡稱？

“柳”這一意象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原型，在中國文人心中早已埋下了根，反反復復出現在歷代詩人筆下。“柳”之原始而恒定的意義本是離別、傷春，自唐宋至明清，柳樹被關注的程度及其被賦予的文化內涵已大大超越前人，與“柳”相關的詩文風格在由低沉格調變得更豐富多彩之后，惜別、傷感卻仍是“柳”這一意象最核心的意義。但如果因此認為，《白門柳》是意借名姝在社會變亂中的風流云散寫一腔愁緒與悲歡離合，那顯然是簡化了作者的寫作抱負。在作者筆下，白門之柳的意象所指是隱在背后、藏在背景中的，不言自明的一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