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原（1922—2009），原名劉仁甫，曾用譯名劉半九。詩人、作家、翻譯家、編輯家。湖北黃陂人。20世紀40年代在詩壇廣受關注。“七月詩派”后期重要代表之一。1949年后曾在《長江日報》社和中共中央宣傳部任職， 因受“胡風案件”牽連，喪失自由7年，在囚禁中自學掌握了德語，獲釋后轉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1980年“胡風案件”平反，恢復中共黨籍，離休前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新時期，綠原譯作《浮士德》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獲第37屆斯特魯加國際詩歌節金環獎。

古語云：“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此語，不過這“天”，在我看來既不是老天爺也非上帝，而是一個個我們在人生旅途中偶然遭遇，卻給我們的成長以巨大助力，叫我們終身受惠、感恩的人。回首生平，這樣的人，這樣的“天”，幸運的我遭遇得真是不少。對于他們，我始終懷有無盡的感激；而越到老年，眼見自己這些恩人這些親人一個個故去，胸中的感懷之情愈加濃烈，愈加洶涌，愈加難以抑制。

1993年3月，馮至老師溘然長逝，我含淚寫了一篇《厚實溫暖的大手》，回顧老人家對我的教誨、提攜、獎掖。今天撰寫此文，則為懷念于我亦師亦友的綠原。繼葉逢植和馮至兩位恩師之后，他是給過我最多溫暖和陽光的“天”啊。

上世紀50年代初，還在念高中的時候，我就和喜歡文學的同窗一起誦讀過綠原的詩作，對這位印象中的民眾詩人心存敬佩。然而后來有幸遭逢綠原，竟緣起于詩人生命中的一次大災難、大不幸，叫我不能不詛咒造化弄人！

為所謂“胡風問題”身陷囹圄，復旦大學外文系出身而精通英語法語的綠原未免意志消沉，遂發奮自學德語，重獲自由后，改行當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德文編輯。春風乍起的1978年，被憋了多年的我忍不住給該社寫了封自薦信，希望領取一點兒譯介德語文學的任務。6月12日接獲回函，稱“你給孫瑋同志的信，收到了”。并希望我堅持自己的翻譯計劃，還講“我們計劃編印一部德國古典短篇小說……您手頭如有適當材料，希望能為我們選譯幾篇”，云云。我知道孫瑋即編輯室主任和著名翻譯家孫繩武，而回函人卻不知是誰，因為署名處只蓋了個圓圓的紅色印章。

那年頭兒，能得到國家出版社的認可和約稿，可不是小事。受寵若驚的我不敢怠慢，立馬給不知名的編輯同志寄去十來個選題，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是否把整部書的編選和翻譯工作全交給我？大約一個月后，我忐忑不安地拆開了回函，欣喜的是人家并未對我的冒昧和“貪婪”表現出絲毫訝異，而只是講：“……謝謝你的幫助。經過研究，我們原則上同意這個選目。不過，這個選題在我們這里，要到明年才開始編輯，目前只是約稿和集稿階段。最后究竟落實到哪些作品，還得看明年的集稿情況如何。希望你把你準備翻譯的和已經譯出的篇目告訴我們，并立即動筆翻譯下去。”

兩封回函都言簡意賅，口氣平和，筆跡工整，整篇未見哪怕一丁點兒的涂抹和刪改。我不由得想，肯定是碰見了位道行高深、行事謹嚴的文場高手，心里遂對未曾謀面的編輯同志生出了幾分敬畏。

半個多月后的1978年10月，到北京參加社科院碩士研究生復試，順便拜訪了心目中的圣地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朝內大街166號二樓一間簡樸的小辦公室，出來接待我的是位50來歲的瘦小男同志，一身洗得泛白的學生服，臉上架著副黑框近視眼鏡，整個人平凡簡樸得一如他所在的辦公室。他言語舉止的平易近人，頓時消解了我心里的忐忑。他自我介紹就是那個跟我通信的編輯，名字叫綠原。

“綠原？詩人綠原嗎？”我驚喜地問。

“不敢不敢，犯錯誤啦。”語氣平和、含蓄，卻難掩些許的無奈和尷尬。

興奮莫名的我卻信口背誦了一首誤以為是他的短詩，他只淡淡地應了句：

“嗯，這是魯藜的作品。”

詩人顯然不樂意流連于詩的話題，我們隨即言歸正傳，談起了德國古典短篇小說的選編和翻譯。談完，應我的請求，我用事先從北京老同學處借來的相機給他留了一張影。30多年來，綠原這張毫無虛飾的寫真，便一直珍藏在我的相冊里和心里。

又過了大約一個月，我正式成為社科院外文所所長馮至教授的及門弟子，住進了研究生院從北師大借來的學生宿舍。從此便經常與綠原面對面商談編書譯書事宜，通信反倒稀疏起來了。直到第二年4月下旬，小說選的集稿和翻譯接近尾聲，才又有一封“進城望來一談”的短信，結尾沒了公章，而署了“綠原”這個名字。

按照我的提議，小說集定名為《德語國家短篇小說選》，共選收了德國、奧地利、瑞士三國的德語短篇小說34篇，其中20篇系我自行翻譯。看著面前的一大沓稿子，綠原提出得有一篇序言，并要我說說這序應該如何寫。我有條不紊地講出自己的想法，心里卻琢磨，這序嘛肯定該由他或其他權威、前輩執筆，問我想法只為做做參考罷了。誰知綠原聽完立即說道：“好，這序就由你寫，你已經考慮得挺周到、成熟了嘛！”語氣一改平素的委婉、平和，堅定而且果決，似乎根本不存在商量的余地。

乍暖還寒的上世紀70年代末，學術界盛行論資排輩，人們遵從權威近乎于迷信。我雖年逾不惑，卻仍是德語文學圈里的一個小毛頭，做夢也不敢想能替國家出版社一部厚達700多頁的大作寫序，須知那可是僭越呀！然而轉念一想，既然也屬前輩的綠原決定要我寫，我又何必推諉，遂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心態和架勢，接下了這個本該由某位師長來完成的任務。

序很快交了稿，書也在一年多后的1981年2月印出來了。叫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不僅序署了我的名，而且書的編選者也成了楊武能。

在出書相對容易的今天，對于已是所謂“著作等身”的我來說，此事應該講稀松平常，不足掛齒；可在“一本書主義”尚未過時的當年，卻真個非同小可。要知道，具名編選該社同一系列的英國、美國、法國短篇小說選者，都是王佐良、羅大岡、朱虹等大權威。

還記得書剛出版的1981年春夏之交，我在南京大學做文學翻譯的啟蒙老師葉逢植來北師大看我。他翻閱著厚實的《德語國家短篇小說選》，不無欣羨地說：“真的，能出這樣一本書也挺像樣哦！”

緊接著，我又斗膽向綠原要求重譯郭沫若譯過的世界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同樣得到了他和孫繩武同志的認可，并順利地在1981年問世了。事后我發表過兩篇短文，記述綠原鼓勵、指點、幫助我譯《維特》的情況，在此只想說一下：成功地重譯和出版《維特》，對我個人實在關系重大；自此我便在譯壇“嶄露頭角”，譯著成了各出版社爭搶的“香餑餑”。

《維特》之后，仍是綠原任編輯，我又自告奮勇地編選和主譯了上下兩冊《德語國家中篇小說選》，并在1984 年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對我而言，這套書雖不如《維特》影響大，卻與前面的《德語國家短篇小說選》合在一起，開了我國系統介紹德語Novelle這一特殊體裁的先河。須要說明的是，Novelle即中短篇小說乃是德語文學擅長的體裁之一，因創作Novelle而享譽德語乃至世界文壇的作家不勝枚舉，E. T. A. 霍夫曼、施篤姆、S.茨威格等只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我上述3部堪稱厚重而具有一定文化學術價值的譯著，真不知傾注了綠原多少心血，但卻沒有留下他個人的絲毫印記。只有在我心里，永遠地活著他那對后學循循善誘、大膽獎掖，對工作兢兢業業、淡泊名利的高尚形象。而且我相信，受過綠原恩惠者當不只一個楊武能。人們都知道他是杰出的詩人、翻譯家和學者，卻很少有人道及，他還是一位堪稱楷模的文學編輯。人們都稱贊和敬仰綠原的才華、學識，我卻以為，他更值得我和所有“文人”追慕、效法的，是他為人處世的坦誠、無私，是他高尚的品行、人格，是他值得我們詩人、作家和編輯好好學習的高風亮節。

回到“吉人自有天相”。按我的理解，吉人乃秉性善良，且能不斷奮發向上的人，就像德國大文豪歌德理想中的浮士德博士。綠原自身無疑也是位吉人，他在坎坷艱難的人生長途中自然也得到了“天”的眷顧和呵護。在京學習期間，我曾隨綠原去過他在地壇附近的家，見到了他的夫人羅惠。從羅惠的言談、顧盼，我感覺出這是一位溫柔、賢惠、聰明、堅強的女性，一位能給予丈夫溫暖和陽光的妻子。我相信，正是有這樣的妻子在他身邊和心中，有這樣的女性眷顧、呵護、引導，身處逆境的詩人才得以不斷“向上、向上”，自我實現……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綠原干涸了20多年的創作之泉重新噴涌，出版了一部又一部詩集，還一次一次應邀出國訪問交流，廣受同行和讀者的歡迎，在國內外獲得了一個又一個獎勵。同樣是在改革開放的春天得以蓬勃生長的我，跟綠原可謂多了一份自然的親情。1983年調離北京后，我還跟他多次在一起開會，最難忘的是魯迅誕辰110周年時在紹興喜相逢，他榮任魯獎文學翻譯獎評議組組長，我充當他的組員。2009年綠原與世長辭，我失去了一位好師長、好朋友，悲痛中撰寫了此文，10年后加以修訂補充，以表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