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書中將自但丁到貝克特的26位“經典作家”作為研究對象，依次闡釋了他們成為經典的特性。整體上看，“崇高性和代表性”成為布魯姆遴選作家的重要準則，這種準則一方面關系到了作家自身的文學地位及史學價值，另一方面則使得文學創作之于時代發展的重要作用凸顯出來。經典作家，抑或經典作品在其時代通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影響著人們對文學的接受，而且對其時社會的認同機制、群體規范的形成也不可或缺。就韋其麟的《百鳥衣》而言，它作為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經典之作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對于廣西這一少數民族地區的形象塑造有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經典的建構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其背后隱藏著作家的創作觀念以及圍繞作品所形成的評價機制、權力關系等諸多內容。厘清這些問題不僅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作品的經典價值，而且對于社會整體的權力運作、結構關系等內容亦能夠形成清醒的認知。尤其就少數民族詩歌而言，經典化的研究能夠使其在詩歌發展史的整體脈絡中葆有強勁的生命力。

一、民族性：少數民族詩歌經典建構的主導因素

少數民族詩歌通常具備著鮮明的“民族性”特征，以民間故事、傳說為主體的詩歌創作是其獨特的資源優勢。需要指明的是，這種創作并非是對已有故事、傳說的簡單整理或改寫，而是必須經由詩人自身的思考、錘煉與想象。這種“創作”同時回應了布魯姆對經典原因的闡釋，在他看來，作家及作品成為經典的“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1]由此來看，“原創性”及經由“原創”而生成的“陌生性”成為經典建構的首要因素。對于少數民族詩歌來說，由“民族性”的再現而生成的“原創性”與“陌生性”是其成為經典的獨特優勢，韋其麟的《百鳥衣》正具備了這樣的特性。

學界關于《百鳥衣》“究竟是韋其麟的整理還是創作”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聲音。比如肖云儒認為它是韋其麟整理而成的長詩，與其相對的還有公劉整理的長詩《阿詩瑪》。[2] 宋尤興則針對肖云儒的觀點進行了質疑，他指出：“《百鳥衣》完完全全不是根據民間原有的長詩整理出來的產物，而是韋其麟以民間故事為題材所創作的一部長詩。”[3] 而洪子誠與劉登翰所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談到了該詩為韋其麟“創作”而成：“《百鳥衣》在五六十年代，是根據民間傳說重新創作的敘事詩中成就較為突出的一部。” [4]此外，韋其麟關于寫作《百鳥衣》的描述 ，[5]也從根本上說明了該詩的“創作”屬性。綜合來看，筆者認為《百鳥衣》由韋其麟創作而成。雖然該詩的創作原型取自“壯族民間傳說” [6] ，但韋其麟在創作過程中加入了自身的創造性思維，這使得詩作本身具備了鮮明的壯民族特性。

（一）《百鳥衣》在壯族民間故事的基礎上生成，帶有強烈的壯族特色。韋其麟曾將“民間故事”定義為“勞動人民口頭創作中的一種體裁，通常是以通稱的人物、廣泛的背景、完整的情節來表現生活的散文敘事作品。”[7] 《百鳥衣》中盡管沒有“通稱人物” ，但它有“廣泛的背景”與“完整的情節”，因此整體上屬于民間故事的再創作。就具體的寫作而言，《百鳥衣》更多地符合壯族民間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占主導”的類型 ，[8]這是因為韋其麟在展現古卡和依娌的人物形象時，摻雜了較多的幻想性因素，如形容古卡力氣時的詩句“別人的扁擔，/一條用十年；/古卡的扁擔，/一年換十條。”“上千斤的大石滾，/十個人才抬得動，/古卡雙手一掀，/輕輕地舉起象把草。”[9]而依娌由“大公雞”變化而來的情節設置

——“第三個月第三朝呀，/不聽見公雞啼了，/籠子里沒有了公雞，/院子里站著個姑娘”——則更帶有幻想的色彩。

（二）從故事情節來看，以古卡和依娌為代表的勞動人民，同以土司為代表的封建統治者之間進行了艱苦的斗爭，這種斗爭立足于壯民族特有的歷史實際，同樣具備鮮明的壯族色彩。土司制度在廣西有著較長時間的存在，其漫長的歷史也極大地影響了廣西人民的生活。“土司”及依附于其的惡勢力在《百鳥衣》中以“反面”的典型存在，韋其麟借助“蛤蟆”“狗龍蜂”“咪屎蟲”等物種，對其進行了極端的丑化，如詩句“土司想著依娌，/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蛤蟆見了天鵝，/睡不著三天又三夜。”“狗龍蜂從糞巢里飛出，/是要把人傷；/土司的狗腿出衙門口，/是要把依娌搶。”“糞堆里的咪屎蟲，/滿肚子是糞；/衙門里來的狗腿，/句句是接土司的嘴。”這些人物不僅為該詩的情節發展方面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其本身是壯族特定歷史時期的代表，在突出壯族的“民族性”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整體上看，韋其麟在《百鳥衣》中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覺詮釋了壯族的民間故事，使得原本較為“沉寂”的壯族文化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與接受，正如有學者所看到的：“解放初期的廣西，在人們眼中，還是偏僻落后之地，但《百鳥衣》的出現，證明了廣西并非文學荒地，新中國的少數民族中也不乏精彩的文學作品。敘事詩《百鳥衣》發表后，以其濃厚的民族色彩、地方色彩和神話色彩吸引了大批讀者，并引起了全國對廣西文化、對壯族文化的重視。” [10]除對壯族民間故事的創造性詮釋外，《百鳥衣》還通過富于民族、地域色彩的抒情藝術，詮釋了壯族的“民族性”內涵。學者梁庭望曾將《百鳥衣》作為壯族反映“政治斗爭和戰爭題材”的重要劇本，這便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其鮮明的壯族文化特色。 [11]作為敘事長詩，《百鳥衣》通過民族文化風物的再現、富于民族化的修辭以及詩體形式“變奏”等方面，展示了壯民族的文化色彩與廣西地域特征。

第一，《百鳥衣》中有著壯民族文化風物的集中再現。“百鳥衣”作為長詩的主導意象，不僅作為串聯故事的線索，而且帶有著豐富的文化內蘊，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壯民族的文化特性。“百鳥衣”盡管在長詩中出現的次數很少，但它的作用不可或缺。從依娌被土司搶走時對古卡的提醒——“古卡呵古卡，/心里別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鳥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門里！”到“百鳥衣”的生成——“一百張雉雞皮，/張張一樣美，/縫成一件衣，/羽光亮閃閃”再到古卡依憑借“百鳥衣”將土司殺死，故事被不斷推向高潮，獨具壯族特色的風俗文化也集中傳達出來。另外，作為壯族重要文化風物的“珍珠”也得到了鮮明地塑造。《百鳥衣》中，珍珠盡管出現于古卡母親訴說其父親“外出尋寶”的謊言，但客觀上表現出了廣西人民“求富”的普遍文化心理。他們不僅視珍珠為“寶貝”，更將其作為尋求財富的一種寄托，使其逐漸成為了廣西地域文化符號的代表。

第二，《百鳥衣》還通過富于民族化的修辭，表現出了濃厚的地域色彩。韋其麟在詩中經常運用了一種特殊性的比喻方式——以動物喻人——來表達自身的愛與恨，如：

土司想著依娌，/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蛤蟆見了天鵝，/睡不著三天又三夜。

烏鴉叫喳喳，/狗腿兩邊排，/孔雀拖進了狼巢，/依娌進了衙門口。

老馬騮你不識羞，/老馬騮你面皮厚……

畫眉關在籠子里，/有翼不能飛；/依娌住在衙門里，/有腳不能逃。

恨不得長上翅膀，/象鷹一樣飛。/恨不得多生兩條腿，/象馬一樣奔。

這些詩句中，韋其麟針對不同的人物表達了不同的情感，他用“雄鷹”“駿馬”“孔雀”“畫眉”等動物來比如勇敢的古卡與美麗的依娌，而描述土司及其狗腿時，韋其麟則以“蛤蟆”“烏鴉”“老馬騮”等丑陋的動物來形容，這便充分地表達出了他的情感傾向。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韋其麟的這種比喻方式與壯族民間文學中“動物故事”所使用的修辭方式相互吻合。因為在他看來，“動物故事”是壯族民間故事的重要構成部分，“按形式來說，是動物故事，而它的內容，絕大多數卻是人的故事，反映的是人們對社會生活的種種感受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12]所以，韋其麟在《百鳥衣》中通過大量動物性比喻的運用，在表達自身愛憎的同時，也再現出了鮮明的地域特色。

第三，《百鳥衣》還通過詩體形式的“變奏”，再現出了壯族詩歌豐富的形體內蘊。《百鳥衣》盡管以“四行體”為主，但每行的字數并不“等同”，從而擺脫了單一寫作形式的壁壘。更為關鍵的是，詩中不時地穿插2行、5行、8行等詩節，甚至還采用了12行的“大節”來描述故事情景，這就使得整首詩的形式更為靈活，而不是拘泥于“4行”的套路之中。從內容上說，這些“變奏”了的行數有不同的側重，如“2行”主要描述的是人物之間的對話，“5行”及更長的行列則將對話與敘述靈活地接連起來，使得敘事與抒情緊密結合。同時，這種詩體形式的“變奏”也賦予了詩人的感情以更為生動的變化。而在隨后創作的《鳳凰歌》中，韋其麟較多地框囿于“四行七言式”的詩體形式，從而限制了其豐富情感的抒發，使其寫作留有一定程度的遺憾。

綜合來說，韋其麟的《百鳥衣》以“簡潔的詩句”容納了“深邃的思想內涵和豐富的藝術情趣” ，[13]更為重要的是蘊涵了豐富的民族情感，為壯族詩歌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財富。鮮明的“民族性”使得《百鳥衣》具備了成為經典作品的基本特質，這種特質一方面指向的是其作為“壯族詩歌”的優秀代表，由此生成了壯族身份及文化的自我認同，詩人依靠著獨具壯族特色的詩歌寫作，使得作品在當代詩歌中經由“少數民族詩歌”的身份介質獲得了較高的詩學地位，尤其形成了以“壯族”為核心的想象共同體，為經典特質的培育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百鳥衣》所再現出的“民族性”在與“地域性”的對沖中營構出了持續的緊張感，其中纏繞著壯族文化與廣西地域之間的內部張力，為作品傳播場的建構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抑或說壯族文化與廣西地域通過相互的借重，產生了新的詩學維度，為《百鳥衣》的傳播制造出了自主的場域空間。《百鳥衣》的經典建構離不開其自身的“民族性”特質，加之外部評價機制的不斷助推，使它在少數民族詩歌史，乃至當代詩歌史中最終走向了“經典”的行列之中。

二、評價機制：經典建構的權力運作空間

經典的建構一方面需要作品自身具備成為經典的基本特質，另一方面，圍繞作品所形成的評價機制同樣不可或缺。正如童慶炳所看到的，文學經典建構大體上包括六個要素：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變動；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價值取向；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發現人”（又可稱為“贊助人”）。 [14]這便首先闡釋了經典建構所需要的本體性要素——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以及作家的創作規范與意識等。除此之外，外部創作語境與批評生態（主要指“六要素”的后四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作品的經典建構，它在某些特定的時刻對經典建構本身能夠產生決定作用，甚至具備著制造“偽經典”的可能性。因此，筆者在呈現《百鳥衣》經典建構的過程中，必然要引入對由評價機制所形成的權力運作空間的審視。

《百鳥衣》最初發表于《長江文藝》1955年6月號，鑒于刊物在五、六十年代的重要影響力，這集中反映出了青年詩人韋其麟在詩歌創作層面的藝術成就。當然，《百鳥衣》的發表與韋其麟作為《長江文藝》通訊員的身份不無關系。該雜志社在1950年的座談會上，曾提出“廣泛征求‘長江文藝通訊員’”的基本要求，此項要求后來成了其所秉持的服務宗旨，尤其對該雜志的通訊員發表作品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與幫助。同時，《長江文藝》雜志社還著力于對青年寫作者的培養工作。可以說，成為“長江文藝通訊員”的韋其麟獲得了發表《百鳥衣》的便利，并且該詩經由《長江文藝》的推介贏得了廣泛的贊譽。《人民文學》與《新華月報》均在1955年的“7月號”全文轉載《百鳥衣》。隨后，《百鳥衣》被收錄于“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中學課外閱讀資料”等書中，如節選收錄于《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五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編委會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第三分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等；全文收錄于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一九五八級編的《中學課外閱讀參考資料》（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等。同時，《廣西經貿》雜志從1999年第6期到2000年第3期，又對《百鳥衣》進行了全文的連載。從發行的單行本來看，《百鳥衣》最早于1956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后幾經再版，包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蒙古文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上海美術出版社1983年版、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等，這也直觀地反映出了詩作自身的詩學價值與史學意義。

《百鳥衣》自發表后，學界有關它的研究工作隨即展開。整體上看，有關韋其麟的研究在五十年代均圍繞著《百鳥衣》開展。如陶陽的《讀長詩<百鳥衣>》（《民間文學》1955年7月號）、李冰的《談<百鳥衣>》（《長江文藝》1955年10月號）、賈芝的《詩篇<百鳥衣>》（《文藝報》1956年第1期）、沙鷗的《試談<百鳥衣>的浪漫主義特色》（《長江文藝》1956年11月號）、劉家驥的《論<百鳥衣>》（《語文教學通訊》1957年第3、4期合刊）、劉元樹的《詩章<百鳥衣>》（《語文教學》1957年第9期）等。就具體內容而言，研究者大都立足于作品自身的主題思想、人物形象、語言運用、藝術技巧等層面，較為客觀地呈現出了《百鳥衣》的詩學價值。陶陽的《讀長詩“百鳥衣”》是關于《百鳥衣》的第一篇研究性文章，他認為該詩是“富有人民性和美學價值的詩篇”，主要從人物形象和藝術分析兩個層面對該詩進行了分析，一方面指明了詩歌所反映的反封建主題，另一方面強調了作品所展現出的民族特色。[15]盡管從今天的眼光看，陶文沒有擺脫作家作品論的基調，但作為評論韋其麟詩歌的首篇文章，其在學術層面的開拓意義不容忽視。1956年，蘇聯《文學報》刊登了奇施柯夫撰寫的評論文章《李淮和韋其麟》，該文一方面認識到國內文壇對韋其麟的《百鳥衣》及其本人的高度評價：“這首長詩（《百鳥衣》），后來‘人民文學’和‘新華月報’都轉載過，刊物上出現過一些評論文字，高度估價了這位青年詩人——僮族的代表人物的作品。居住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中天才的代表人物登上了全國文壇。” [16]另一方面，奇施柯夫還將韋其麟的《百鳥衣》與內蒙古青年作家瑪拉沁夫、撒尼族的長詩“阿詩瑪”、維吾爾族及藏族等少數民族的童話和傳說并置起來，充分肯定了該詩重要的價值地位：“韋其麟的長詩‘百鳥衣’在這些作品中占有自己的一定地位。”與《玫瑰花的故事》僅被翻譯成英文和日文相比，《百鳥衣》不僅被翻譯成多國文字，而且還引起了國外評論界的強烈反響。至此，韋其麟的影響遍布國外，其身份也由詩歌創作的嘗試者轉為了“詩壇名人”。隨后，賈芝、劉家驥、劉元樹、沙鷗等評論家紛紛加入到了對《百鳥衣》的批評與研究當中，不斷拓展了詩作自身的影響力。

而到了新時期，社會語境不斷開放，學界的研究視域、理論方法等層面較之五、六十年代有著很大的不同，但研究者們對《百鳥衣》依然保持了較大的關注度。正如有學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所看到的：“《百鳥衣》是新中國詩歌中比較成功的敘事長詩。從它問世至今已經近三十年了，雖經時間的淘洗，仍然葆有不衰的藝術魅力。盡管今天新詩的審美屬性比諸三十年前更加豐富多彩，但它并不排斥歷史上放射過光彩的優秀作品。在時代的天平上，《百鳥衣》自有不容抹煞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它在新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應該占據一定地位。” [17]新時期以來學界對《百鳥衣》的研究維度有了較大的拓展，如莫奇的《重讀<百鳥衣>》（《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楊長勛的《神話與再造神話——韋其麟<百鳥衣>新評》（《廣西師院學報》1991年第4期）、李濟中的《<百鳥衣>的修辭藝術》（《當代修辭學》1988年第4期）等。些研究在挖掘《百鳥衣》自身特質的同時，也為其在當代詩歌發展史上的影響力與地位的保持做出了貢獻。

隨著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百鳥衣》逐漸進入了由文學史編輯室、大學院校等編著的文學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由廣西壯族文學史編輯室與廣西師范學院中文系合編的《廣西壯族文學?初稿》（廣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一書的第四編第二章中，專門列有“長篇敘事詩《百鳥衣》”一節。該書將《百鳥衣》作為壯族詩歌的代表，與“民歌”“長篇小說”“傳記”“戲劇”等題材并論，凸顯出了它所具備的文學史意義。此外，《中國當代文學史稿》（華中師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編著，科學出版社，1962年）、《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編寫組編，作家出版社，1963年）等書中也涉及到了《百鳥衣》的論述。此種現象盡管反映出了《百鳥衣》在六十年代的獨特價值與意義，但從另外的角度來看，由于其時社會語境的特殊性，加之主流意識形態對于文學史寫作的“引導”與“規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百鳥衣》自身的傳播與影響力。而這種局限在八十年以來的語境中得到了解決，以《百鳥衣》作為章節以及評介《百鳥衣》的文章開始進入新時期的文學史及文學類教材中，如張鐘、洪子誠等著《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郭志剛等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華中師范學院編《中國當代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吳重陽著《中國當代民族文學概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6年）、雷敢、齊振平主編《中國當代文學》（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洪子誠、劉登翰著《中國當代新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王慶生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程光煒著《中國當代詩歌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張健主編《新中國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鐘進文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基礎教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年）。整體上看，盡管《百鳥衣》的評價機制在不同時期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并且在某些階段還表現出了明顯的局限性，但由評價機制所形成的權力運行空間已漸趨建構出來，這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百鳥衣》迅速地向“經典化”的靠攏。

三、經典建構中的影響焦慮

當代詩歌史中存在著諸多詩人被其成為經典的作品所遮蔽的現象，如食指的《相信未來》在寫作完成后，逐步被詩界視為朦朧詩的經典之作，許多詩人都談到了此詩對自身的影響乃至震撼，而這種震撼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該詩的經典化進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相信未來》所建構的經典化的空間逐步形成了一種“影響的焦慮”，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詩評界對食指其他詩作的認識，進而影響了評判的客觀性。正如泉子所看到的：“你（食指——筆者注）在1968年就寫下了《相信未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瘋狗》這樣的詩歌。但作為朦朧詩源頭性的詩人，在很長的時間里，你是明顯被遮蔽與忽視的……” [18]可以說，泉子所指出的文學史中存在的“‘必然性’的誤讀”正指向的是經典的焦慮。又如翟永明曾看到了鐘鳴的詩“沒有得到足夠正確的認識”——“評論者和讀者都更多地津津樂道他的《畜界，人界》《旁觀者》。而被他成為‘精神的漂流瓶’的他的詩，卻沒有像他的散文隨筆那樣被認可，被傳播。”她在分析其中原因時指出：“作為中國散文隨筆界最重要和最具開創性的人物，他（鐘鳴——筆者注）在隨筆寫作上的成就反而遮蔽了他詩歌的光芒。” [19]這即是說，鐘鳴的隨筆所建構出的經典空間對其詩歌造成了影響焦慮，遮蔽了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就，評論界對其詩歌的“正確認知”便隨之受到影響。

就《百鳥衣》而言，當代少數民族詩歌史，甚至是當代詩歌史大都將其作為韋其麟的代表作，該詩經典化的建構更加劇了自身的“代表作”性質。而此種情形影響下的批評與研究往往容易走向“輿論化”，使得詩歌寫作的“精神特質、語詞規范、表現內容、主題思想、風格特征等層面大都拘囿在狹小的話語圈范圍內”，從而影響了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全面認知。[20] 因此，即便韋其麟后來陸續創作了多篇敘事詩，以及嘗試了不同體裁（抒情詩、散文詩等）、不同風格的詩歌寫作，但這也并未真正地改變《百鳥衣》作為韋其麟“代表作”的事實，由經典化而導致的“影響焦慮”隨之形成。洪子誠和劉登翰所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在闡述韋其麟的創作時，盡管提到了《玫瑰花的故事》、《尋找太陽的母親》等敘事詩，但作者用筆更多的則是對《百鳥衣》的介紹，該著不僅點到了《百鳥衣》的創作來源，還對詩歌本身的主要情節、藝術方法等內容做了詳細地梳理，這便在客觀上突出了《百鳥衣》的“經典地位”，也因此影響了讀者對韋其麟創作的其他敘事詩的認知。[21]吳重陽在《中國少數民族現當代文學研究》中不僅介紹了《百鳥衣》的生成過程與主要內容，而且還說道：“《百鳥衣》是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詩壇的重要收獲之一，被譽為‘經過整理和改編的民間創作的珍品’。《百鳥衣》曾被翻譯成多種國家文字，在世界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22]“重要收獲”“珍品”“廣泛影響”等詞匯足以表達出了論者之于《百鳥衣》的溢美之情，該詩的“經典性”則不言自明。從《百鳥衣》的評論與研究來看，論者更多地將其置于少數民族敘事長詩——如藏族的《格薩爾王傳》、彝族的《阿詩瑪》、蒙古族的《嘎達梅林》等——的寫作譜系中進行審視，如高文升等的《<阿詩瑪>、<百鳥衣>等民間敘事詩》（載《中國當代文學史稿?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劉文田的《<百鳥衣>、<阿詩瑪>、<格薩爾王傳>等敘事詩》（載《當代中國文學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黃子建等的《敘事長詩《<阿詩瑪>和<百鳥衣>》（載《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史》，成都：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3年）、譚偉平和龍長吟的《重拾與再造：<百鳥衣>、<阿詩瑪>等南方少數民族敘事長詩》（載《現代中國文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等，這便直觀地展現出了《百鳥衣》的“經典化”空間。由此來說，《百鳥衣》不僅成為了韋其麟的代表作，更作為少數民族詩歌創作的經典為評論界所熟知。但需要指出的是，《百鳥衣》的經典建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界對韋其麟的全面認知，他們將目光更多地投入到《百鳥衣》上，而相對忽視了詩人其他方面的創作探索。一個突出的現象是，韋其麟進入新時期以來的詩歌寫作盡管有著內容與形式的雙重“變奏”，但從通常意義上的理解來看，學界仍將其視為“五十年代的少數民族詩人”，作為經典代表作的《百鳥衣》在這一過程中則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據此而言，韋其麟在其寫作中無疑遭遇到了由經典化而導致的影響焦慮。

如何擺脫《百鳥衣》的影響焦慮是韋其麟創作過程中所必須思考的問題，盡管他的敘事詩創作與多元的探索實踐并未撼動《百鳥衣》的“經典地位”，但這種探索依然在諸多層面呈現出了擺脫焦慮的可能性。在《百鳥衣》發表后，韋其麟又陸續創作出了《鳳凰歌》、《尋找太陽的母親》、《莫弋之死》、《岑遜的悲歌》等敘事詩，與此同時，他還進行了多維的創作探索，出版有抒情詩集《含羞草》（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苦果》（廣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散文詩集《童心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依然夢在人間》（廣西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等。正如有學者看到的：“……無論從作品所表達的思想內容、語言藝術，還是從作品所展現的民族特質與地域特征來看，韋其麟在新時期的創作較之五六十年代呈現出了明顯的多元化與豐富性。”[23] 可以說，韋其麟隨后的創作并未框囿于敘事詩的寫作與民族性表達，他在與時代語境的相互對話中，進行了多元的藝術探索，這些均可視為他擺脫經典作品“影響焦慮”的嘗試。

以敘事詩為例，在1964年發表的《鳳凰歌》（《長江文藝》1964年1月號）中，盡管韋其麟主要塑造了壯族姑娘達鳳的藝術形象，但他將人物置放到了“革命”的語境，將民族性的“小我”拓展到“大我”的民族性之中，極大地拓寬了原有的藝術境界，也使得詩作本身跳出了“民族性”的話語范疇，從而在與以革命性、政治性話語的相互交織中建構出了多元的寫作空間。韋其麟在新時期創作了《尋找太陽的母親》一詩，盡管該詩的用力點在于凸顯壯族英雄代表——“母親”形象，但他并未局限于壯族自身的民族性書寫，而是通過“追日”“移山”等形象的塑造，將對壯族傳說的敘述交織于其他民族傳說之中，從而擺脫了民族性的專制化空間。此外，韋其麟在九十年代還寫有一部長篇詩劇《普洛托！昂起你的頭》，與前述的敘事詩不同，該詩在寫作形式層面有了極大地拓寬，這尤其體現在“詩劇”的藝術表達上。可以說，《普洛陀，昂起你的頭！》是韋其麟在新的社會語境中所做出的新的嘗試，“詩劇”形式的選用也表明了其敘事詩的寫作并沒有停滯，而仍處于不斷的探索中。早在四十年代，袁可嘉就看到了新詩寫作中所出現的“戲劇化”傾向，他將“詩的戲劇化”的第三類傾向看作是“詩劇”，認為詩劇的寫作配合了現代詩追求“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的主潮，“詩劇給予作者在處理題材時，空間、時間、廣度、深度諸方面的自由與彈性都遠比其他詩的體裁為多”，同時，“詩劇又利用歷史做背景，使作者面對現實時有一不可或缺的透視或距離，使它有象征的功用，不至于粘于現實世界，而產生過度的現實寫法。”[24]由此來說，“詩劇”形式的采用一方面使得韋其麟在寫作中獲得了“空間、時間、廣度、深度諸方面的自由與彈性”，拓寬了詩歌的綜合表現力；另一方面，此種形式幫助韋其麟在處理壯族創世神話故事的同時，也使其在現實世界的書寫與揭示中表現出了強烈的批判色彩，在歷史與現實的對位聯系中結構出了詩學的思辨與張力。

韋其麟擺脫《百鳥衣》“影響焦慮”的另一途徑則需要依靠評論家們的批評“自律”，他們不應局限于現有的批評態勢，而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挖掘出韋其麟的更多詩作與詩作本身更為多元的藝術價值。根本上說，評論家們尤其要建構批評的“獨立意識”，這不僅是批評的本質所在，更關乎到批評的效力與影響。當然，韋其麟所遇到的“批評問題”并非其自身所獨有，這更多地指向了當前批評的現狀。就此而言，這種由批評所導致的焦慮成為了當前的普遍性問題，問題的解決則需要批評者自我“獨立意識”的養成與建構。

綜上所述，韋其麟的《百鳥衣》作為當代少數民族詩歌的經典之作，其自身形成了經典化的空間。經典的建構一方面依賴于作品自身的“民族性”優勢，另一方面則與評價機制所內蘊的權力運作空間關系緊密相關。根本上說，經典建構固然肯定了《百鳥衣》自身的詩學價值與地位，但這同時帶來了更大的影響焦慮，限制了評論界對韋其麟詩歌創作認知的客觀性與全面性。擺脫經典的“影響焦慮”不僅是韋其麟個體的問題，更為根本的則是問題本身所關乎的詩歌批評在當下的活力與有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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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肖云儒：《西部文藝的三次高潮》，《廣西日報》200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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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159頁。

[5]參見韋其麟《寫<百鳥衣>的一些感受和體會》，《長江文藝》1955年12月號。

[6]民間故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本文取其廣義，即民眾口頭創作的所有散文體敘事作品，不具體區分神話、傳說與故事。前引文中保留原表述，不予統一。

[7]參見韋其麟《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頁。

[8]韋其麟曾把壯族民間故事分為了“幻想成分占主導”與“現實成分占主導”兩大類。參見韋其麟《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頁。

[9] 韋其麟：《百鳥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穩重所引原文皆出于此，不再另注。

[10]劉偉盛：《韋其麟：用壯族文學織就傳世<百鳥衣>》，《南寧日報》2007年9月19日。

[11] 參見梁庭望《壯族文化遺產》，載陳理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遺產集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3頁。

[12]韋其麟：《壯族民間文學概觀》，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5—126頁。

[13] 莫奇：《重讀“百鳥衣”》，《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3期。

[14]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15] 陶陽：《讀長詩“百鳥衣”》，《民間文學》1955年7月號。

[16] 奇施柯夫：《李準和韋其麟》，楊華譯，《長江文藝》1956年5月號。

[17] 張俊山：《<百鳥衣>賞析》，載吳開晉、王傳斌編《當代詩歌名篇賞析》，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705頁。

[18] 食指、泉子：《食指：我更“相信未來”——答泉子問》，《詩探索》2007年第3期。

[19] 翟永明：《旁觀者：鐘鳴》，載《最委婉的詞》，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171頁。

[20] 張凱成：《詩人寫作轉型的發生及焦慮——以鄭小瓊為例》，《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21]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159頁。

[22] 吳重陽：《新中國文學：多民族的百花園》，載《中國少數民族現當代文學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8頁。

[23]鐘世華：《韋其麟研究綜述——韋其麟詩歌系列研究之二》，《廣西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6期。

[24]袁可嘉：《新詩戲劇化》，《論新詩現代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第28頁。

【作者單位】： 山東大學文學院;廣西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

【基金】：2015年廣西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課題“韋其麟年譜長編”(項目編號:15EZ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