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劉興詩在北大

劉興詩的科普讀物、科幻小說和童話作品顯示著一位地質學家廣博的知識面、優美生動的文筆和立足于扎實細致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盎然生動的浪漫主義情懷。這位已創作出數百萬字科普科幻作品的老人接受采訪時說，“九十不努力，百歲徒傷悲。步入望九之年了，時間已不容許我再浪費光陰。”面對即將到來的鮐背之年，他仍給自己許下新的目標：朝“動物小說”、“探險小說”和“文學童話”三座大山邁進。

“是時代造就了我，而不是別的什么”

1931年5月8日，劉興詩出生在武漢漢口，幼年時代在南京生活。在他根據親身經歷寫成的童話《抗戰難童流浪記》中，開篇就是“我”與家人親歷“南京大撤退”到達重慶的場景，上世紀40年代，劉興詩在戰亂之中的重慶完成了中學教育。

劉興詩文思飛揚的熱血性格在少年時代就已顯現：幼年逃難時不會忘記帶《木偶家庭旅行記》《小老鼠歷險記》《顛顛倒倒》等心愛的童書，中學時代用宋詞提交初中課堂作業、積極參加學生反戰示威運動等。1950年，劉興詩考入了北京大學地質系。劉興詩稱這并不僅僅基于個人興趣，更是這一代人的主動選擇——“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需要大量專業人才。祖國建設首選需要礦產，地質工作最艱苦、最危險，這樣的工作我們不干誰干？”1952年院系調整中，他隨之轉入燕園北大的地質地理系。畢業留校任教后不久，在北大清華支援兄弟院校建設的時代潮流中，劉興詩響應號召回到南方，先后在武漢、成都等地任教。在地質考察和科學研究一線，劉興詩奉獻了自己一生的力量。

“在這個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所選擇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時時刻刻考慮國家的需要。”誠如是。當年的同學大多慷慨從軍，走上烽火戰場，投身于社會激流之中度過此生，劉興詩總結此生，認為“我感念自己出生在充滿戰爭苦難但又飽含自由開放氣息的30年代。而使我走上自然地理研究與科普科幻創作道路的，是時代，是環境，而不是別的什么”。

他的身上不僅有時代賦予的民族感情與愛國情懷，也有著鮮明的五四精神與自由思想，這同樣是時代的烙印。父親劉靜是中國第一代兵工專家、五叔劉丹梧是西南地區著名的地質學家，但從小思維活躍、酷愛寫作的劉興詩，不僅在高考中因突出的文科成績被北大錄取，在大學時代也不忘跨系向朱光潛教授請教作文方法、與西語系主任馮至討教十四行詩的問題。回憶紅樓往事，劉興詩說，“在北大，我見過真正的大師，他們具有廣博的知識面、深厚的家國情懷、濃厚的讀書傳統，而在待人處世上，依然謙遜，平易近人。”正是他們的熏陶，讓劉興詩在地質學研究以外，一生都未放下手中的筆桿子。

劉興詩與他的作品，2019年攝

最好的科普是“研究”得來的原創作品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的《地理知識》征稿，劉興詩由此走上了科普創作的道路。在業已出版的393本書中，科普作品有229本，其中不僅有《中國地理》《世界大自然》《中國上下五千年》等新中國科普經典之作，也有《中國歷史故事》《中國的海洋》等人文科普讀物。劉興詩的科普作品多次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冰心兒童圖書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2011年《講給孩子的中國大自然》系列還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總之，他的科普作品涉獵廣泛、種類豐富，反映出這位地質學家對自然、地理、科學和人文歷史等諸多領域的濃厚興趣。

劉興詩在北大期間系統學習了地質地貌、氣象水文、動植物和土壤學知識，為后來的研究打下專業基礎。在70余年的野外考察生涯里，他的足跡踏遍沙漠、戈壁、洞穴、巖溶、火山，也走過全球范圍內冰川、海岸、森林、草原、河流、沼澤等多種復雜的自然環境。“走進自然和野生動物的天地，自己真正經歷生活，寫下來，就是最好的故事。所以我崇尚杰克·倫敦和海明威的寫法。”他說。

野外地質地貌和動植物考察的經歷，一方面養成其對于科學研究的實證態度和嚴謹精神，同時也激發著與科學有關的想象力——“我的靈感來自于各種自然環境，加上科學解釋，也許再加上自己在野外的素描畫。”在眾多科普題材之中，劉興詩偏愛海洋題材和動物小說，“一生都在戶外跟野生動物打交道，我寫的大部分動物小說都是有切身經歷的，比如《蛇寶石》是當時在熱帶地區野外考察時碰到眼鏡蛇的啟發，《最后的北極熊》則是在北冰洋考察期間與北極熊打交道而寫下的作品”。

“主題可以幻想，但細節必須真實。”“科普工作首先需要腳踏實地，來不得半點虛假、半點虛幻。”“可以有幻想的窗戶，卻不能幻想到底。”這些都是劉興詩在公共場合中多次重申的觀點，這也可以視作其科普創作觀的核心論點。劉興詩認為，科普創作首先需要堅實的科學知識，最好是作者自己所從事的、有相關研究成果的領域——最好的科普作品是“研究”出來的原創作品。同時，在平衡科學性、文學性與教育性的基礎上，科普創作要觀照不同年齡段的中國孩子的閱讀理解水平。其次，寫出或清晰平實、或優美生動的文字，既能夠駕馭科學，又能駕馭文學，甚至蘊含哲學思想，就達到了科普作品“美”的境界。“好的科普作品是催人上進的，是熱愛科學和大自然的，是含有濃烈愛國主義和民族感情的。”劉興詩說。

“美的童話”是劉興詩提出的童話觀，他認為長期以來，科普作品中知識教育與道德教育居多，少了“美育”這個重要維度——“人類下筆描述的對象，本身就很美。照實寫出來，怎么就不美呢？”所以，將“真善美”的創作原則灌注其中，將真的情感和知識，美的意境和語言，善的性靈和追求統一于作品之中，才可能為中國兒童提供優質的閱讀作品。

“我是科幻的雇傭兵”

如今89歲高齡的劉興詩，不僅親歷了中國科普事業的階段性發展，也是新中國科幻風雨70年征程的親歷者、見證者。他與鄭文光、童恩正、葉永烈等同仁一道，讓帶有中國色彩的科幻文學發展與壯大，一道奠定新中國科幻文學的基礎，見證了中國科幻不平凡的發展歷程。而特殊的時代遭際所賦予的珍貴人生經歷，讓劉興詩對中國科幻有著獨特的觀察與清醒的認知。

新中國科幻的誕生與時代緊密相連。20世紀50年代，伴隨著“向科學進軍”的號角，劉興詩與一批科學家“下海”從事少兒科普和科幻創作事業。鄭文光《從地球到火星》（1954年）被視為新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標志著新中國科幻第一次高潮的到來。1961年，在上海《少年文藝》編輯的邀請下，劉興詩發表了科幻文學處女作《地下水電站》。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劉興詩的創作井噴期，他寫下了《美洲來的哥倫布》《死城的傳說》《隕落的生命微塵》等諸多科幻小說。

《美洲來的哥倫布》被視為中國科幻小說重科學流派代表作，講述了在英格蘭北部一個湖泊的泥炭層中，發現8只獨木舟——“大小和樣式與美洲的沒什么不同。”劉興詩對“當時是否有美洲獨木舟順著墨西哥灣流漂到了英格蘭”產生懷疑，這是寫作這篇科幻小說的靈感來源。前期資料準備和考察花了約20年，在確證科學原理后，最終寫作只花了十余天。“這篇小說的末尾，完全可以附上參考文獻，所有場景都真實可考。”劉興詩說。

劉興詩談到，“那個時代，我們每一篇科幻文學的創作，都源自于實實在在的科學問題。我在廣西考察時看到由喀斯特地貌造成的地下瀑布，就突發奇想，思考能否用這些水動力資源發電，就寫了《地下水電站》。”《北方的云》也源于他在渾善達克沙漠考察時，發現西北風將沙塵吹向北京造成沙塵天氣，就假想能否有一個天氣管理局改造天氣；《鄉村醫生》誕生于在山區考察時發現基層缺醫少藥的現狀，幻想有片“科幻藥”來解決問題；《藍色列車》是聚焦于鐵路運輸壓力，而幻想出在天津與北京之間開鑿海底隧道通車而行。諸如此類，從具體情境的現實與訴求出發，劉興詩完成了他大部分的科幻代表作品，也正因如此，他的科幻作品及科幻觀念，都帶著中國科幻創始時代重“功能性”與“問題意識”的深深烙印。劉興詩堅信“科學幻想是科學研究的直接繼續”、“幻想從現實起飛”，要求從社會現實出發、以切實可靠的科學知識為基礎展開幻想，折射現實生活，避免脫離現實生活的創作傾向。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劉興詩在青藏高原東部二郎山進行地質普查

“我是科幻的雇傭兵”，“與科幻的緣分到此為止”等言論，讓越發欣欣向榮的中國科幻界看來，有些“刺兒頭”，不可理解。劉興詩認為，近些年來中國科幻有很好的發展勢頭，但要警惕“幻而不科”的情況。“幻而不科”指的是缺乏嚴肅科學主題、社會意義。“胡編亂造個故事，披上一件科學的外衣，貼個標簽。這種創作也沒有什么不好，但不能被當成是科幻的主流。”劉興詩說。

2019年國產電影《流浪地球》被認為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劉興詩對此有不同的聲音。他認為，中國科幻不是憑空產生的，《流浪地球》當然很好，但所謂“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元年”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肯定當下科幻電影的發展，不能無視、甚至否定前代人為之作出的貢獻與努力。”他列舉1980年童恩正《珊瑚島上的死光》成為當時風靡全國的科幻電影，是后來一代科幻人的啟蒙之作；他自己編劇的《我的朋友小海豚》（1982年）是新中國第一部科幻美術片，獲得意大利第12屆吉福尼國際兒童電影節最佳榮譽獎，從側面印證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幻兒童電影的國際影響力，“所以‘《流浪地球》開啟中國科幻電影元年’這種說法，我是不同意的。”劉興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