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小冰出版詩集給諸多領域帶來新挑戰(zhàn)：法律上的版權問題、社會學層面的倫理問題、技術與藝術的關系問題、寫作學上的主體獨創(chuàng)與結構化寫作問題。隨著微軟宣布對版權的放棄，雖然在法律層面上可以部分地解決一些現(xiàn)實問題，但并不意味這個問題不存在了。人工智能寫作對“文學是人學”的挑戰(zhàn)之一，就是將“作者是什么”的困惑再次帶到文學理論面前，使之成為必須直面的問題。

小冰在某種程度上似乎驗證了結構/后結構主義理論：作者不過是一個現(xiàn)代神話，他/她只是一種功能性的存在。在文學批評中，一勞永逸的思維懈怠就是將文學的意義、價值與作者的生平、感情、心理和趣味關聯(lián)起來，這就不再需要思考文學的復雜性。然而，作者卻從來都是一個疑問。

作者作為文本的過去，并非文學價值的根源所在。這并非源自于羅蘭·巴特的“作者死亡，寫作開始”后結構理論，巴特只是在理論上再次發(fā)現(xiàn)了這一現(xiàn)象。我們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就能發(fā)現(xiàn)，《俄狄浦斯王》的價值、意義、美感并非根源于那個叫索福克勒斯的作者，也并非根源于作者和解釋者所處的歷史時代，而是源自作品自身結構、語言和各種輔助手法。亞里士多德認定：“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fā)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fā)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fā)生的事。”這就切斷了文學與過去的關聯(lián)，也切斷了文學和作者生涯的關聯(lián)，宣布了具有普遍性的構成性要素和規(guī)則才是文學研究的要點。亞里士多德并沒帶著我們?nèi)プ肥鏊鞲？死账沟纳浇?jīng)歷、內(nèi)部心理，也沒有詳細描述一個時期的歷史樣貌，而是借助文本自身就發(fā)掘了文學的意義。文學面向未來，那里作者已死，文本的意義猶在。

即使在面向現(xiàn)實的寫作中，作者的意義也是可疑的。巴爾扎克被譽為最偉大的小說家，而他只不過是歷史的書記。文學就是記錄現(xiàn)實、模寫現(xiàn)實，文學的意義就是現(xiàn)實的意義，巴爾扎克越過了他自己，越過了作者，將文學的意義與現(xiàn)實勾連起來。作為書記員的作者，也就只剩下誠懇、忠實的美德。

羅蘭·巴特借助巴爾扎克的《薩拉辛》宣布作者已死，這顯然并非隨機的選擇。恰恰是巴爾扎克這樣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而非那些前衛(wèi)的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作家證明了，“寫作是中性、組合和間接的空間，我們的主體已經(jīng)從中溜走；寫作也是一個否定性的空間，那里以身體書寫的確定身份開始，卻又以所有身份的消失告終”。讀者、批評家只是在書本的符號交織物中尋找寫作安放于其中又在其中被不斷否定的意義。作者作為文本意義的終極指定者，在書寫的始發(fā)處就是存疑的。回到文學的原始出發(fā)點，從來就不是回到作者動筆寫下文本第一字符的時刻。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恰如其分地舉出了兩個例證：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當我們借助馬克思的理論分析文本時，我們回到了比作者更加久遠、更加復雜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狀況；當我們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論窺探文本的內(nèi)在心理時，我們追述的是作者不能自我主宰的無意識童年。批評的目的也就不在于重建作者與文本之間的關系，作者的內(nèi)心經(jīng)驗也渺不可尋，剩下的只是一個功能性存在，將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互文性觀照。在“作者之死”留下的巨大空間中，話語才在這個空間中敞開它的不確定意義。文本只是話語表演的舞臺，而不是作者留下的痕跡。

巴特和福柯在理論結構上殺死了作者作為文本創(chuàng)始者的意義。正是“作者之死”，留給了人工智能展開其創(chuàng)作的可能。文本的書寫不再是作者的專有特權，而是話語結構方式的無窮可能。盡管微軟宣布放棄小冰的作者版權，但這并不重要，因為版權也并非原初就有的。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在巴特和福柯之后，在最后的生物學意義上給了作者最為致命的一擊。羅蘭·巴特的軀體書寫也不再成為必要，作者不再是一個將一系列相關文本聚集在一起的名字，而是一個代碼：AI。

也許，只要AI愿意，它就可以通過大數(shù)據(jù)學習，寫出各種風格的文本。雖然這些文本的文學性也遭到一些作家的質(zhì)疑，但無論是古代無名氏留下的各類文本，還是現(xiàn)代形式批評開拓出來的文學性研究，抑或是今日在網(wǎng)絡上流行的作品，似乎都在證明文本的“文學性”并非由作者決定，而是呈現(xiàn)在文本的語言、手法和結構之中。各類寫作課程的開設，也說明了文學創(chuàng)作是可以教的、可以后天習得的。人工智能比起作為生物的人而言，正在于它超強的、不眠不休的信息接收能力、學習能力和運用能力。雖然，人工智能寫作短期內(nèi)還不會替代作者寫作，甚至我們可以說只要我們愿意，我們就可以關閉人工智能寫作；但人工智能寫作的可能性，卻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認識文學文本。

福柯在他的理論中，區(qū)分了作為獨特個人的實際作者和作為一種批評方法建構起來的理論性符號作者，依然保有了作者生物學意義上的主體存在。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將使得作者的生物學價值也受到巨大沖擊。對于人工智能文本的閱讀與分析，讀者和批評家們不再需要追尋作者是誰，出生于什么樣的時代和什么樣的社會，擁有什么樣的人生經(jīng)歷、情感遭遇，有什么樣的趣味；甚至更不需要去追尋它的童年經(jīng)歷和無意識創(chuàng)傷。一言以蔽之，作者的身份徹底消解之后，它提供了一個我們?nèi)ブ匦抡J識那些作者渺不可尋、時空不甚清晰的文本的另一種可能。詩可以言，詩即言。無論是希臘的亞里士多德，還是我們的孔子，都沒有借助作者來說詩，但詩依然有它的價值。

也許可以這么說，從遠古時代起，文本就被認為是中性的。它的意義就不是由作者認定的。試圖靠作者使文本的內(nèi)部結構在價值、意義上同一，將文本錨定在一個固定不變的點上，本就是一項不可能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也不符合文本自身的辯證運動的規(guī)律。

文本自被創(chuàng)生起，就在時空中擁有了自己的生涯，伴隨著圍繞它的闡釋，成了一本“永遠不會被耗盡的”文本。正是文本的中性，這個不完全依賴于作者的話語空間，讓羅蘭·巴特的“寫作的中性”成為可能。福柯曾發(fā)出的中立低語——“誰在說話有什么關系呢”—— 在人工智能寫作、作者主體消散的今天，也許將成為一句振聾發(fā)聵的吶喊。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