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于是之先生是多年的老友。不幸的是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我永遠懷念他。

最近，我讀了曼宜大姐的新著《我和于是之這一生》，感概良多。它不僅勾起了我對是之的許多美好的回憶，而且使我加深了對是之的認識和理解。它真實、詳細、深刻地描述了他那活生生的人生，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料，是一部十分難得的回憶錄。

我于1961年9月，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國戲劇家協會工作。當時的中國文聯大樓在北京王府井大街64號，離北京人藝只有百步之遙。人藝一有新戲，人藝辦公室的張學禮同志就通知我去觀看彩排。“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幾乎每戲必看。從這時起就認識了是之先生。與他經常見面，但交往不多。

1980年，我在中國戲劇出版社當編輯。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負責編輯出版《〈茶館〉的舞臺藝術》（1984年榮獲“第一屆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擬將此書作為《茶館》赴西歐巡演時，贈送西歐戲劇家的禮物。時間相當緊張，而且質量要求很高。

為了爭取早日完成任務，劇院領導就專門給我騰出一間辦公室。從年初開始，我每天就在這里上班。白天看書稿，晚上帶著書稿看演出，核對舞臺調度圖。我的辦公室在二層，是之先生住在四層。這就給我和他的來往提供了十分難得的條件。對書稿中有關舞臺藝術方面的問題，可隨時向他請教。我之所以能如期較好地完成任務，與是之先生的指導與幫助是分不開的。

從此，我和是之先生的來往和合作就更多了。

我和他經過幾十年的交往，給我總的印象是：他既杰出，而又平凡，往往在平凡中見杰出。這是使我終生難忘的一個獨特的人生。這里，主要談談他人生中令人崇敬的特點：

一是他的人性、人道精神。

我和他在生活方面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喜歡喝一點兒小酒。我每次到他家去，他總是帶一瓶好酒，邀我到他家樓下的小飯館，邊吃邊喝邊聊。天南海北，無所不談。他知道我是湖南人，就興致勃勃地談起1951年他在湖南澧縣參加土改的一些故事：

那年10月的一天，領導派他押送一名地主到該縣的大巖鄉參加批斗大會，天黑了，人生地不熟，只好在路邊的老鄉家借宿住下來。老鄉家很窮，既沒有床，也沒有多余的被褥。只有一條蓋儲存白菜的破床單。是之將破床單給了那個地主，自己就和衣坐靠在門口看守。

聽了這個故事，引起我深深的聯想和思考。

田本相曾經這樣說過：“他（于是之）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我覺得他活得真實，活得實在。恕我直言，我也看到一些演員，在生活中，似乎總給人以演戲的感覺。有些大演員還有一種‘戲劇大爺’的派頭。也許，就是這些使我對他產生一種‘平民’印象的吧！”是的，平民思想意識可以說是于是之先生真實人生的本質特征。

除了上面談到的那個故事外，我還親身經歷了這樣一件事：

1993年8月26日至31日，由于是之先生主持，在密云縣水電部綠化基地招待所召開了“論北京人藝風格專著”（后定為“論北京人藝演劇學派”）研討會。我有幸出席了這次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田本相、顧驤、何西來、童道明、柯文輝、王宏韜等專家。休息的那天，我們游覽了金山嶺長城。歸途中，我對是之先生說：“于大師，您為招待所寫的‘醉碧’二字挺飄逸，能賜我一幅墨寶嗎？”他欣然答應，并因我稱他“大師”而引起他一番議論。

他問作家柯文輝：“老柯，你聽到了吧？”老柯靠近他。

他說：“有幾位記者喊我‘大師’，拿小人物開心，我聽了兩夜睡不安穩。請告訴我，何謂大師？”老柯沉思片刻后，回答了他的提問。

他接著說：“請你再寫篇文章告訴大家，不能大師滿街走，我不是大師，只是個普通演員，局限性很大。”

他永遠視自己為“平民”“小人物”。“平民意識”伴隨了他的一生，充分表現他的人性、人道精神。因此，他熟悉平民，同情平民，熱愛平民。他能創造出一系列舞臺藝術平民形象經典，其根基就在這里。

二是他的敬業精神。

上面談到，他答應賜我墨寶之事，一直記在心里。

從密云回來后，過了兩天，他給我打電話，說字已寫好，要我去取。我立即乘公交車去他家，直奔他的書齋。一進門，我眼前一亮，看到他書案上的條幅，上書兩行大字：“千秋事業 贈景輝先生。”我高興極了。他感到十分得意的是，站在窗前能看到絢麗多彩的西山。這條幅上“千秋事業”四個大字，就像灑滿西山的陽光，光芒四射。

回家后，我又仔細欣賞、琢磨，覺得它不但書法美，更重要的是，這四個字寓意十分深刻。他是勉勵我要將戲劇藝術當作千秋事業奮斗終生。

于是之先生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的一生無私地、兢兢業業地奉獻給了戲劇藝術這一千秋事業。為中國話劇舞臺藝術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創造出諸如程瘋子（《龍須溝》）、王利發（《茶館》）等話劇舞臺人物形象的經典。

我相信：于是之精神，一定會在戲劇界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