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云南作家扎根腳下的大地，以不同風格的作品呈現這片大地的風貌。其中，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更是有著顯著的特色。我認為，在云南，文學承擔著極為特殊的功能。它是架設民族團結的友誼橋梁，是生態文明建設與“一帶一路”實踐的生動記錄。

架設民族團結的友誼橋梁

云南有25個少數民族，其中，有15個特有民族，16個跨境民族，9個直過民族。各民族分布呈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每個民族都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寶藏與文學資源，各民族之間（包括與漢族）自古以來就有物質交換、經貿往來，互通有無，互相依賴，相互支撐。大家長期交流、溝通、融合，相互學習、相互幫助，共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絢爛文化。從古至今，各少數民族用質樸、美妙的文學形式，銘刻著民族的記憶和情感。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斷涌現著一批批優秀作家。1949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云南的少數民族文學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各民族作家的創作熱情空前迸發，為當代文學注入生機和活力，為增強民族團結和建設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這些少數民族作品搭建起文學的彩橋，將云南與全國、與世界、與飛速發展的時代緊緊聯系在一起。

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邊境線，這些漫長的邊境線光靠邊防軍是守不住的，而是得益于在這里世代居住的26個民族，特別是16個跨境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他們自覺自愿地產生文化認同、身份認同，并主動承擔起保家衛國、守衛邊疆的神圣職責。云南各少數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不存在任何的隔膜和障礙，漢族的文學作品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非常普遍，而且有悠久的歷史。為了讓那些看不懂漢字、聽不懂漢話的人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漢語文學經典，云南將這些經典翻譯成少數民族語言，并且用本民族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樣式來進行廣泛傳播。比如：流傳于白族民間特有的說唱藝術“大本曲”，在白族民間有數百年的演出發展歷史，深深扎根于白族生活之中。它寓教于樂，在白族人民精神生活領域中起到很重要的引領作用。它的很多經典曲目就是從漢族民間故事和文學作品中移植而來的，比如“水滸”、“三國”、“包公”、“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在麗江引起國內外游客極大興趣的“納西古樂”，也是源于漢族的洞經音樂等。有的曲調在中原早已失傳，卻在少數民族地區得到了完好保存。彝劇不僅有很多漢族文學經典作品的內容，就連舞臺呈現方式都大量借鑒了京劇的唱腔和表演模式。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民族化、本土化的成功范例。作為一種載體，它們將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潛移默化滲透到邊疆少數民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僅達到文化認同的目的，還成為血脈相連的凝聚力。明代白族學者李元陽提出“華夷一統，天下一家”，這是少數民族學者對中華傳統文化深入領會和高度認同的集中體現。今天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長治久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凝聚力和對漢文化核心價值觀認同的結果。

所以，在云南，少數民族文學的價值并不僅僅局限于文學，它架設起了民族團結的友誼橋梁，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它溝通心靈，促進了邊疆民族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起到了文化戍邊的重要作用。

為生態文明建設鼓與呼

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云南的一些少數民族作家習慣了展示奇異的民族風情，同時在他們的筆下，人類是萬物之靈長，主宰自然界一切的命運。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云南少數民族作家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他們對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有了新的理解，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當下，在云南少數民族作家的筆下，人類不再是自然的中心和主宰，更不是自然界至高無上的“孤獨一族”。人類與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從生命存在的層面上來說是完全平等的。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就是生物與生物之間互利共生的關系，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人可以按照規律合理地利用自然，卻不能總是想要征服自然。試圖征服自然的結果只能是使自然遭到破壞，反過來人類就要接受自然的懲罰。在他們的筆下，流淌著一種全新的審美觀和自然倫理觀。他們希望永遠做大自然的忠實守望者，主張人類能夠通過與自然平等對話而真正回歸自然，與自然同存共榮、和諧共處。

特別令人欣喜的是，許多充滿民間生存智慧的文化傳統，重新引起云南少數民族作家的重視，被重新認識和挖掘提煉。少數民族有許多閃爍著人文主義思想光輝的獨特創造是以傳統禁忌的方式隱晦地表達出來的，比如，有字的紙不能踐踏，也不能燒，否則眼睛會瞎掉，于是書籍和文化得到了保護；不能糟蹋糧食，否則會遭雷劈，于是糧食得到了愛惜；水的源頭總是被演繹為龍的家，不能污染，也不能砍伐周圍的樹木，否則就會生大病、遭大災；村寨周圍的樹木下常常插滿了紅紅綠綠的紙旗，那些被祭拜的神樹，沒人敢去隨便砍伐或破壞，它們四季長青，長命百歲。這一系列文化傳統，讓人們心生敬畏，其中隱藏的是古老的民間智慧。巫術活動常常被我們簡單地斥之為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顧，但各民族的巫師，那些薩滿、畢摩、東巴、貝瑪等，他們不僅是民族文化的傳承人，還是本民族的文學家和心理醫生，在缺醫少藥的山寨，他們不僅能解除山民們的生理痛苦，還能醫治人們的靈魂，安定人心。這些被遮蔽的文化，在云南少數民族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重新認識、重新開掘、重新提煉。人民的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頭活水。作家要接地氣，要重新回到人民當中去，親身體驗，重新學習鮮活的民族文化知識，深入研究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才能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一帶一路”實踐的生動記錄

云南地處“一帶一路”的前沿，云南各少數民族自古就有與南亞、東南亞相互交流的悠久歷史，云南少數民族文學應該成為“走出去”的開路先鋒。

在歷史上，南詔充當著唐朝與東南亞交往的中間角色。“菩薩蠻”、“驃國樂”等著名的樂曲，均通過南詔大理國到達中原，在唐朝內部引起轟動。大理國時期，與緬甸、越南、馬來西亞、印度、波斯等國家都有貿易往來。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的《張勝溫畫卷》，描繪了大理國國王利貞皇帝率文武群臣虔誠禮佛的景象，同時還畫了“十六大國王眾”參加禮佛的盛況。

秦漢時期甚至更早，起于四川成都、西達印度的古代西南絲綢之路——“蜀身毒道”就經過大理向西延伸，至今留下許多珍貴的遺跡。后來，又形成了一條連接云南與藏區的重要古道——滇藏“茶馬古道”。這兩條古道，一個東西向，一個南北向，交匯于大理地區。到了近現代，又有一條“鹽茶古道”經過大理，通向德宏，一直抵達瓦城。直到今天，在云南還廣泛流傳著漢族《趕馬調》、白族《趕馬調》、彝族《趕馬調》，敘述的就是云南各民族的趕馬人行走在這條古道上的故事：有趕馬人的悲歡離合、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沿途的風土人情、瓦城一帶的異域風情。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趕馬調》，內容不一樣，唱腔也不一樣，內容十分豐富。我曾經采訪過一個90多歲的趕馬鍋頭，我問他《趕馬調》到底有多長？他說，《趕馬調》是一路走一路唱，見到什么唱什么，所以，趕馬的路有多長，《趕馬調》就有多長。

我們的前人早就已經走出去，而且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走出去”經驗，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應該用來為我們今天的“一帶一路”服務。這也為云南少數民族文學開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總而言之，云南的少數民族文學始終立足邊疆，扎根民族，關注生態，文化戍邊，是民族團結的橋梁，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有力推手，是“一帶一路”走出去的重要陣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和社會職能，應該受到特別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