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是中華民族中頗具邊界特征與古代意義的一個少數民族，中華詩詞歌賦中對“羌”的稱名、寫意、道具、場域的吟誦，可謂膾炙人口。“羌”既是古代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同胞的一種泛指，亦是今天川西北龍門山脈高原河谷與高山地帶羌族同胞及其屬地的確指。羊子是當代羌族詩人中的代表，曾以《神奇的九寨》歌詞廣為人知，出版作品多種，獲獎多項，有長詩《汶川羌》，詩集《汶川年代：生長在昆侖》《一只鳳凰飛起來》等。他曾代表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中美文化交流活動等，不僅將羌族服飾形象展現于世界文學詩歌同仁眼前，更將羌族歌吟與史詩唱響到大洋彼岸。

《祖先照亮我的臉》（作家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是羊子最新結集出版的詩集。一如既往，他在歌頌羌族歷史開拓與形成的同時，對當下羌族人民的現代性話題與生態描述，亦更多用筆傾心。羊子的寫作呈現出鮮明的地理邊界與文化邊界雙重屬性，將詩體的自由率意與歌詞的韻律整飭接洽融合，如《在雨中》的勾畫和《夢見你》的遐情——

步步高升著海拔，接近一種可能的神話，/詩的培育，與世界的等待，/伴云升高的我是雨中開放的蘭，/把心打開，盛裝從天而來的甘露。/太陽的溫度藏進心窩，/你跨出我的疆域，/你游入你的宇宙，/你在你的掌心噴薄光華。

他將地理邊界感受效應盡情揮灑，亦將古老與現代、現實與禪意（神韻）熔為一爐，奮力追求一種創新的藝術境界與詩歌的大寫意，如《岷江的高度》——

山峰因為海拔的劇增而躲進云層，/傳說因為考古而深入歷史，/岷江因為文明而牽動西南的神經/……/從掌心孵化的第一粒雪水開始，/注定了四海歸一的使命。

在民族大融合、世界呈現同一化趨勢質地的今天，羊子緊緊抓住他的“汶川羌”這一意象，把他的詩歌風帆駛向遠方海洋，不畏急流險灘、斷崖深谷，也不迷地平天闊、江流縱橫。

有學者談論道：“由于方言的日漸式微，民間提供給作家的只能是無限的新鮮出爐的詞匯以及口語的感覺和腔調，而不可能是一種語言的形式。作家的地域身份已不再鮮明和確定，沙汀、老舍那樣的方言文學家已不復再現。”羊子同其他當代作家詩人一樣，無疑也有“語言焦慮”的問題，特別是以漢語寫作的少數民族同胞，如何在非第一母語的抒懷中，獨辟蹊徑，保持長春樹一樣的生命新鮮體驗激情與藝術感悟探索。這是羊子在詩文中亦多次流露的思想話題。他的《祖先照亮我的臉》，充分集中地表現了這一嘗試努力，既不失民族自身的特色，又能與世界大潮接軌，從而達到一種“通暢”“廣義”的語言藝術境地。

“素面朝天，群山感受著內心的燦爛。”在長詩《群山微笑》的結尾，羊子如此總結與收筆，恰到好處地展示了他的世界情懷與邊界原鄉意義。對于巖漿巖和沉積巖地域特征表象突出的昆侖山脈岷山段，“素面朝天”這一句形容可稱神來之筆。他詩集中常用“海拔”這個修辭，從高處凝望歷史、凝望現實、凝望世界，也是他這一部詩集的精神聚焦與會心所在。這恰好體現了如黑格爾所謂：“人類必須先有對于‘高等存在’的意識，他才具有真正恭敬的觀點。”古羌民族從遠古走來，披荊斬棘，戰勝險惡的環境，定居于岷江高山峽谷，成為長江源流的堅強捍衛者與文明守望者，倘沒有一種英雄氣質與詩人的樂觀恬靜、大度情懷，不會有那么多贊歌，也不會有羊子這樣的詩人、歌者。

無疑，岷江流域處于費孝通先生所指稱的“民族走廊”之中，是南北多個華夏邊疆民族的交會地帶，多民族文化在此交匯，彼此影響與融合，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等形態的文化質地，在羌族居屬地得到充分表現，形成守真抱樸與多元開放的文化格局。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羌漢文化交流更為頻密，中華民族的世界走向益加明顯。羊子的創作相當具體地展現了“邊界寫作”的風范與典型性，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呈現共生、多元、交映的文化特點，從文藝的 “邊緣”優勢與生存空間方面實現革新、突破與擴展。他的創作手法往往駢散交替、歌詩互融、長短句不拘一格，恰到好處的地域物名、文化援用與想象，在現代漢語的表現體系中點染傳神，突出表征意義，如前引以及集子中俯拾皆是的例子。

書寫古羌民族，書寫家園故里，更是書寫人類。羊子的詩歌處處滲透著這樣“直達人類”的愿景。正如丹納《藝術哲學》所指希臘藝術：“一方面受著素材的性質與領域狹窄的限制，一方面這些限制也增加了塑像的莊嚴……使端莊和平的塑像在殿堂上放出靜穆的光輝，不愧為人類心目中的英雄與神明。”贊美祖先，贊美雄山大川，贊美勞動，以及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新時代意義，羊子的詩，始終洋溢著“高地”與“靜穆”的光輝。

從羊子恬靜浪漫的《靜靜巍峨》《一只鳳凰飛起來》到沉痛執著的《汶川年代：生長在昆侖》，再到著重歌詠民族精神、世界情懷的《祖先照亮我的臉》，羊子赤子之心、人間大愛，力求以多元素與多樣性的詩歌形式呈現。有學者認為“邊緣”的活力更多來自原始性、流動性和混合性。除此之外，羊子詩歌也多有現代性的追求，他不僅從外國詩歌中汲取營養，詩歌題材中的危機意識包括人間災難反思、人性異化焦慮、女性生存處境等，在他詩歌中都有一定的體現與采寫。羌族人崇尚“萬物皆有靈”，地神、樹神、火神、天神、山神等，無一不是他的書寫對象與題材，這種“神性思維”與象征顯然造就了羊子詩歌語言的特殊“靈性”，從而形成多重隱喻的關系，如詩集《一只鳳凰飛起來》中《桃坪有水蜜桃》——

這一天，神龕上的祖先下來了/腳踩祥云的菩薩來了/房屋每一塊石頭，靈光四溢

人神合一，祖先也是羌族的守護神，對祖先的想象與追憶，無時不展現羌族人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冀。古羌民族的集居地由河西大地而茶馬古道，始終處于文化交匯、穿越聯結地帶。在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的影響下，羊子始終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覺與世界知識追求，寫作中博采眾家，不設邊界，技巧日趨圓熟渾成、得心應手。

每一部詩集，詩人羊子都爭取以創新追求以及詩行的“陌生感”帶給讀者新的體驗，正如《汶川羌》中《湯》所寫：“中國的湯包羅萬象。”在“邊界寫作”試驗中提供超越性的視野，在民族文化尋根中把握民族精神發展方向，如《祖先照亮我的臉》中《請讓開一下》：“你們成堆成堆的都市和類都市，/也請讓一下，/請支持我滿懷成就回到三千年前”。又如《不能讓胯下的駿馬失去主人》：“這一群讓主人飄逸的駿馬。/我看見。讓主人失去了身份。/讓方向失去了意義。奔馳。奔騰。”古今穿越、文體穿越、語言穿越、地域穿越甚至人神穿越，集中構成羊子詩歌顯明的藝術風貌，即“我思故我在”的現代體驗。

在多民族文化的“邊界”地帶，放筆寫作歌吟，實現 “跨文明”“多樣性”優勢化的書寫，呈現出羌族民歌多聲部一樣的特質，既是羌民族身份的自書與張揚，也是對時代高地多元文化的借鑒汲取和探索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