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政府以及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呼吁，世界各國應加強信息共享與多方面合作，共同抗擊疫情，維護全球公共衛生安全。近期，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蔓延，我們在繼續做好國內疫情防控的同時，也十分關切、牽掛各國的抗疫情況。為此，中國作家網特邀請在海外的華人作家、翻譯家談談自己在疫情中的生活，以及對當地抗疫情況的觀察與思考。人類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希望作家翻譯家們的這些點滴記載、人文思考，能促成更理性、更深刻的理解與溝通，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為這場全球性的“戰疫”貢獻自己的力量。

——編者

一腔心事連湖北，我幼年曾在武漢讀小學，前幾年寫過一篇《武漢的回憶》，年初這座城市又遭疫難，千萬同胞陷于水深火熱之中，不禁仰空無語問蒼天。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我被“禁足”在巴黎，原準備回北京的計劃一時難以實現。近一月來，日日開軒悵望，但見街巷行人稀少，更無車喧，冷清異常。巴黎市內，平日人潮涌流的盧浮宮也大門緊閉，謝絕游客前來爭睹《蒙娜?麗莎》芳容。入夜，“光明城”萬家燈火黯淡，毫無生氣，出現二戰后歐陸大都會從未顯見的景象。緊接著意大利、西班牙告急，新冠肺炎致死人數超過亞洲任何一個受感染的國家。歐盟各國個個自危難保，連歐洲“神圣同盟”的主心骨、法國社會黨元老雅克?德洛爾都出來驚呼：“同盟已亡！”。

在一派悲凄氣氛里，上月底驚悉法國高等翻譯學院華人女教師朱克嘉女士因染新冠肺炎不治身亡，夫婿也入院急救。朱克嘉原是我1978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親自招收的語言文學碩士研究生，多年來傾心盡力，活躍在中法兩國文化交流領域。前一陣她還打電話頻頻提醒朋友，勸慰大家注意防疫保重。不料天上飛來橫禍，患病兩周不到，遭此不測劫難。斯人已去，音容宛在，只有在巴黎“文華旅行社”的簡報專欄上刊出一篇悼文，表達無奈的悲痛。

日前看法國“華人電視臺”節目，被采訪人施偉明1983年生于福建，未成年時隨出國潮流到六角國，出孤兒院后加入法籍，自強不息，后參加法國社會黨，當上巴黎二十區副區長，長年致力于維護旅法華人權益，在新冠肺炎襲來法國時，組織華人自救。當電視臺主持人問及他對這場災難的想法時，施偉明坦陳己見，認為人類在抗災的同時，必須進行認真的反思。

這位華裔法國青年的一番話，超越了議論疾病范疇，引人進入另一精神思維層次。最近，我重讀瑪麗?葛德文即雪萊夫人1818年發表的小說《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以她在小說中的預見審視當今世態，尤其是全球翻滾起的“人工智能熱”，覺得人類應該讓自己的頭腦放冷靜些了。

瑪麗?葛德文在《弗蘭肯斯坦》及其姊妹篇《最后的人》（The last Man）里，都以文學手法表達了她對“啟蒙哲學”的質疑。文學專家卡里?洛克指出：“這兩部作品拒絕將人類置于宇宙的中心，否定人在與自然的關系中占優越地位，對西方的人文主義提出深切的、帶有預見性的挑戰。”1818年，瑪麗?雪萊由拜倫鼓動，在萊蒙湖畔寫出科幻哲理小說《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譴責“超人類學者”欲發揮“人工智能”的妄誕，預言瑞士狂人維克多?弗蘭肯斯坦科學造人的夢想最終勢必導致人類演出彌爾頓的“失樂園”悲劇。

瑪麗?葛德文出于浪漫主義的情懷嫁給詩人雪萊，但她懷疑魔鬼撒旦混進了伊甸園，覺得無節制的浪漫會產生“chaos”（混亂），讓宇宙的規律失控。1826年，她寫出《弗蘭肯斯坦，或現代普羅米修斯》的姊妹篇《最后的人》。顧名思義，《最后的人》是普羅米修斯最初造出第一個人的結局，即造人者遭到了應有的報應。小說作者以到意大利第勒尼安海岸的古城庫馬的“仙人洞”為開端，敘述在古希臘女祭師希碧爾出沒的洞穴里找到了她采用多種語言所寫對世界未來的神秘預言。實際上，這位維吉爾筆下智慧仙女的語錄，正是瑪麗?雪萊本人對人類前途的揣測，是歐羅巴第一代黑色浪漫主義的悲觀思維產物。今天，人們仿佛聽到作者在小說第二部第五章發出的警誡：“我們會回想起，1348年的鼠疫估計曾經造成三分之一的人類死亡”。據史料記載，瑪麗?雪萊提到的那一年，歐洲在黑死病瘟疫流行時，死亡者總數超過了其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巴黎“禁足”期尚不知何日到頭。早春夜寒深沉，翻讀瑪麗?雪萊的小說，自然而然地聯系到眼下的新冠肺炎危機，看到巴黎電視臺公布的全球罹難者人數已近10萬。法國每24小時統計全國疫情，每天倒下的不下數百人。我不禁自問，如此嚴重的大瘟疫流行惡果，確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難道不該細細思量其根源所在？看到它跟當代社會人為的超消費、高能耗生活方式的直接聯系嗎？一些受媒體蒙蔽的普通法國群眾，歸咎中國，怪罪武漢人，可是他們的航空母艦“戴高樂號”上近百人患上新冠病毒，其中有哪位海員到過武漢，乃至中國，被傳染了呢？

人類社會的進化表明，作為啟蒙哲學核心的人文主義，破壞了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系，實證論推進的科技進步已日益顯露其負面效應。人們貪欲放縱，掠奪無度，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最終將導致地球的毀滅，人類在與大自然對立中徹底敗亡。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全球范圍內貪得無厭的追求“發展”和“高生產效率”，無視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乃是比新冠肺炎更加致命的一大瘟疫。

事實表明，新冠肺炎本是世界性的現象，然而美國等一些西方政客卻別有用心地將之歸咎于中國。在歐洲，法國主流媒體讓一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粉墨登場，拼湊一些似是而非的“武漢新聞”，到電視臺狂叫“狼來了！”蠱惑不明真相的法國民眾。霎時間，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明的“黃禍”之說又在六角國沉渣泛起，社會上出現了仇視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氣氛。美國那位“進步作家”杰克?倫敦，是最熱衷于在西方世界宣揚“黃禍”的吹鼓手。1904年，他在舊金山報紙上刊出《黃禍》一文，繼而又連續炮制《中國佬》、《白與黃》、《黃絲帕》、《陳阿春》、《阿金的眼淚》等“黃色傳說”，污蔑中國人為“劣等民族”，將會“威脅白人世界”，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世界方能實現和平。最值得提及的是，杰克?倫敦于1910年虛構小說《空前絕后的入侵》，煞有介事地宣稱：“1976年，世界與中國的紛爭將達到頂點。”他預言，中國人的“黃禍”將在這一年溢洪為“黃泛”，水淹全球。

靜觀法國現狀，美國作家杰克?倫敦曾經鼓吹的“黃禍”論乘著新冠肺炎卷土而來之勢，正在全球一些反華勢力群落里借尸還魂，甚囂塵上地拋出“中國威脅論”。凡此種種，面對疫情在世界范圍構成的危境，痛定思痛，筆者想到中國古代賢哲老子在《道德經》中的一句名言：“反者道之動”。對一味推廣西方文明，或欲仿效西方價值觀，謀求“救贖”的大自然征服者來說，該趁早及時警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