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君

作為新時期以來最負盛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評論界和讀者對秦文君的關注，往往限于以《男生賈里》系列為代表、從而引發90年代“秦文君現象”的幽默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事實上，雖然秦文君的成長小說創作絕大部分都是現實題材，帶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風格，但她一直在不斷努力超越自己，展現了豐富多義的內容表現和內涵呈現。從上世紀80年代的“回歸文學”，到90年代的“回歸兒童”，再到新世紀的回歸兒童文學自身，秦文君的創作與新時期兒童文學思潮同步，甚至堪稱是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思潮的引領者之一。

從80年代質樸凝重的少年時代生活書寫《十六歲少女》《黑頭發妹妹》《孤女俱樂部》，到90年代的少年成長幽默敘寫《男生賈里》《女生賈梅》系列，到新世紀的對少年精神成長進行深度開掘的《天棠街三號》《逃逃》《一個女孩的心靈史》，創作成果之豐，創作形式與風格之豐滿靈動，讓秦文君成為新時期中國兒童文學文壇上獨一無二的存在。

4月22日的《中華讀書報》刊登了陳香對秦文君的訪談，本號轉載，以饗讀者。

知青記憶與初登文壇

問：1982年，您作為知青返回上海，擔任《巨人》雜志的文學編輯，處女作《閃亮的螢火蟲》即出手不凡。現今回憶起來，黑龍江的知青生活，對您來說是一段什么樣的經歷？怎樣的緣由，讓您提筆寫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文學作品？

答：文學是根植于創作者的記憶的，當然個人記憶與時代記憶是緊密聯系的。

我有八年的知青生涯，前三年比較暗淡，有嚴重的水土不服癥，渾身浮腫，住的帳篷四面透風，最冷的季節，帳篷里零下40多度。所做的工作是冬天伐木，夏天養路，直到如今，說起來，記憶深刻的畫面中有夏天黃土飛揚的土路，大瞎蜢和小瞎蠓，冬天白色的雪路， 寒冷和無時不在的饑餓。相比之下，我還是喜歡冬天伐木，深入密林，進入大興安嶺真正的心臟，支撐我的是從書籍里獲得的天然的樂觀。

20歲，我被選拔到林區學校當教師，身體也慢慢復蘇，這時看出去的世界雖有缺陷，也有了壯麗的美。寒冬過去，地域遙遠的大自然構成一個沉靜的世界，當地的森林，原住民，風，野果子，動物，帳篷，山澗的純水呈現迷人的風情。很快我成了一個寫信高手，在一種 皺皺的，毛毛的，散發樹木芬芳的原漿土紙上，給遠方的親友們寫信。

我的第一本中篇小說《閃亮的螢火蟲》1982年發表，第二年出版了姐妹篇《別了，遠方的小屯》，都是在我離開東北，回到上海后有感而發、通宵達旦寫的小說，它們決定了我以后專為兒童和青少年寫作。這兩本最初的小說寫兒童天性、生存權利，對童年的再發現， 也追憶了知青生活的后五年，和當地孩子朝夕相處的生活。主人公是一個身世凄苦的可愛男孩，折射普遍的人性。

八年的最好年華在東北度過，記憶里存下太多的青春情愫，困頓中的絕望，超越泥濘現實的能量，難忘的當地習俗、人文風情，還有對原始森林的切膚好感。我至今仍會夢到那些時常從身邊匆匆而過的獐子、狍子、梅花鹿、飛龍、雪兔等。記得一次我獨自穿行密林，竟邂逅了一只同樣獨孤的棕熊。原始森林里行云流水的生活以后可能會寫，也可能不寫，作為私藏，自生自滅。

80年代的情感印記和審美書寫

問：80年代，您創作出了多部讓兒童文學界一致叫好的作品，包括《少女羅薇》《四弟的綠莊園》《十六歲少女》《黑頭發妹妹》《孤女俱樂部》等。這些作品，大多是以您人生經歷中熟悉的生活為背景創作的，敘述視角是回憶性的，帶有深切的情感的浸泡。您善于以一種自然從容舒緩但又極富故事性的敘事方式，處理和書寫成長歲月中破損和缺失的成長體驗。回憶這個階段，您大致是一種怎樣的生活狀態？以兒童文學的視角寫下這一系列作品，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

答：作家是文學作品的創造者，我相信感動自己的作品，才有可能感動讀者，在心動的狀態下寫作是一件快樂的事。這個階段，我筆下有男孩夾在學業繁重的象牙塔和人情復雜的市井間，對人性的思考和尋找，也有因為城市化失去土地的農民的孩子，面對充滿古老神話色彩的鄉土文化，和刺激新奇的城市文化，人生軌跡的改變；但更多的是寫女孩為主體的小說，《少女羅薇》《我做女孩》《十六歲少女》《黑頭發妹妹》《開心女孩》，最終呈現社會新形態和傳統文化力量共存的社會里，女孩們的抉擇奇妙而復雜，她們如何積蓄對世界的獨特認識。記得我寫《十六歲少女》時幾乎是瘋狂的，那時剛懷孕，我先生被公派到新加坡一個月，我請了一個月的假，把食物和水都買好，窩在家里寫。那是一間很小的書房，我把窗簾拉上，電話線拉掉，鐘停掉，感覺筆停不下來，生怕一停下來會遺漏了。就這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寫出18萬字的《十六歲少女》。這些書也讓我很為自己的性別自豪。

問：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上，20世紀80年代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時間標記，人文主義復興，文學回歸文學本身。在這一時期，剛剛從政治話語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的中國兒童文學，帶著對自我文學創造與美學革新的強烈渴望和熱切期盼，投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兒童文學美學的當代化浪潮之中。您是8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見證者，更是參與者。如何描述那樣一個時代的兒童文學的生活，這個時代對您當時的文學創作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答：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時代變遷，話語時代的文學失去凌厲的勢頭，藝術追求提到議事日程中來。

那是創作激情澎湃的年代，兒童文學的審美作用被重視，兒童文學不一定有觸目的理念，但它要用高超的審美手段來表達，來蘊含人類的所有情感和本質，揭示生活的規律，觸及人心。兒童文學在表達方式上也許會傾向單純、有趣、神奇，但內在寫的是全人類的情感，人性的感受，也可以說是來自于作者內心深處的聲音。在那個階段，我讀了大量的兒童文學作品，意識到兒童文學創作不取決于單一的寫作能力，不僅取決于技巧、聰慧和知識，還取決于天性的特質。審美、才華、天賦，是最稀缺的資源。有才的作家，寥寥幾筆，拙樸天然的表現就已然很美，有時好過挖空心思的寫作。那時候我最向往擁有神奇的寫作能力，不在意深度的眼鏡、清貧的生活。

這階段，我出版的《十六歲少女》《四弟的綠莊園》，為我之后創作《一個女孩的心靈史》《小青春》等鋪墊良好的寫作通途。

90年代的文學生活和《男生賈里》

問：90年代初，您的創作風格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男生賈里》《女生賈梅》《小鬼魯智勝》《小丫林曉梅》等一系列帶有輕喜劇風格的校園文學作品，在90年代即單冊作品銷售上百萬冊，形成了兒童文學文壇的“秦文君現象”，也引發了一種寫作風潮和一系列的模仿者。《男生賈里》系列產生了如此之大的影響，“橫空出世”甚至成為了90年代兒童文學創作的“同義詞”，是否超出了您的預想？

答：完全沒想到。《男生賈里》初版只印2000冊，感覺是拖累了出版社，想不到日后會重印數百次。后來我續寫《女生賈梅》，初版也只印5000冊，又寫了《小鬼魯智勝》等，構成“賈里賈梅大系”，這個系列前后寫了十多年，因為“追劇”的小讀者來信來電不斷。8本書的故事和人物互有交叉，往往同一事件不同的主角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人物關系圖譜與縱橫交錯的事件脈絡，帶來多樣而立體的閱讀觀感。賈里有一顆勇敢的心，賈梅有一顆浪漫的心，我想或許這是賈里賈梅能夠一直被孩子們喜歡的原因。讀者的反響很多元，有的喜歡雙胞胎兄妹的斗智斗勇，有的喜歡男孩和女孩的對抗，有的喜歡賈里的機靈、調皮，有的喜歡魯智勝的想入非非，喜歡劉格詩的倔強不羈，有的喜歡小說幽默而淡定的文風，有的喜歡輕巧獨特的敘事方式。所有的評介都令我得意，心情有如朋友在滔滔不絕地夸獎我家孩子。

問：由此要提到的是，是什么樣的原因，讓您的創作的題材選擇和美學風格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我記得您當時率先提出了“感動當下”的審美目標，并在此審美目標的指引下，開始嘗試以一種嶄新的藝術形式為孩子們寫作。如何看待這種嶄新的藝術形式的必要性？

答：作為一個不安分的作家，我提出作品要感動今天的兒童，是倡導作家走近兒童，從兒童的視角出發，展現兒童的所思所行所想。想要越過年歲的距離，讓今天的孩子接受作品，必須先理解他們，洞悉孩子內心的柔軟、敏感與堅持。“感動當下”和追求永恒不矛盾，或者說，感動當下意味著現實的擔當。

兒童文學有兩個翅膀——現實主義和幻想世界，中國兒童文學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一向較強，幻想文學創作相對薄弱。兒童對魔幻類作品有著天然的向往，我感覺中國兒童文學未來面臨的最新階梯，也許是幻想時代。

有著東方審美、世界表達的幻想類作品一定要崛起，這能造福兒童讀者，也令我們的兒童文學活躍而多元。現實主義兒童文學的創作美好而重要，但幻想類作品也可憑借天馬行空的想象“飛起來”，像長了翅膀一樣，帶給小讀者這種“飛翔”一般的感覺。大約有10年了， 我關起門來嘗試寫了幻想作品《王子的長夜》《小鳥公主》《變形學校》，還策劃了《小熊包子》系列。或許這也算我的不安分，也算另一種意義上的試圖“感動當下”？

問：《男生賈里》系列引發了極大的社會反響、市場反響，評論界在肯定該系列首次以小說的形式，對兒童文學“游戲精神”和“趣味性”這一美學理念進行文學實踐的同時，也對其人物塑造的相對單調，以及藝術內容的相對貧乏進行了批評。您是否認可這些批評？從另一方面而言，又如何看待《男生賈里》系列的必要性和時代性？

答：新媒介興起，孩子的接受方式開始變異，小讀者的呼喚是，要有懸念的故事，要有趣味的角色，要求輕盈快樂的閱讀。于是游戲精神和兒童本位的呼聲得以高昂起來。

我不是個“安分”的作家，是藝術上是一個追夢的人，不會拘泥于同一種寫作方法或者風格，不重復，不造作，不滿足寫信手拈來的故事，希望尋找較完美的藝術方式，發現被大多數作家忽略的視角。1991年我創作《男生賈里全傳》，最初的寫作契機來源于一個男孩的遠方來信，那種起因包含著太多的偶然內核，也是我一改“戲路”，尋求一種明朗詼諧地表述人物心靈的途徑的嘗試。

這部小說在當時比較凝重的兒童小說創作風氣之中顯得“另類”，后來的續集《小鬼魯智勝》《小丫林曉梅》《賈里日記》《賈梅日記》等，有的幾乎是在10多年后續寫的，10多年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我從人物性格上來接，有較大的時間跨度，但盡力在藝術上“無縫”。“賈里賈梅大系”現在有8本書了，至今仍很受歡迎，每年像新書一樣印很多，沒有小讀者覺得“隔”。孩子的喜歡是重要的，但兒童文學要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有藝術創新和保持純凈。引發人類心靈的共鳴，是文學最大的魅力，不能為了作品的“時態”就丟失最寶貴的永恒。我感覺，要做到把生活里的東西羽化成獨特的藝術。“男生賈里”的獨特性，在于顯示的敘述能力、對人的描摹、情景描寫、價值判斷、美感、語言魅力等，以及在當時的情境下，探索對大型兒童文學敘事的舉重若輕的能力，這是開創性的。

問：應該說，進入90年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發生了許多深刻的變化。市場經濟和商業化時代的到來，使兒童的主動接受和消費行為成為影響童書市場命運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那么，在您的記憶中，90年代的文學生活與80年代相比，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如何客觀看待這種變化？

答：中國兒童文學多少年來一直是謙和低調的，像一朵無名的花，默默生長，從不自卑，從不自傲，孕育著自己的果實。

作為親眼目睹、也親自實踐新時期兒童文學騰飛的一員，我把近40年的兒童文學歷程大致分為話語時代、探索時代、趣味時代和多元時代，這之間有交叉，有重合，它們的遞進無一不是巨大的階梯。其中，帶著作者藝術體溫和獨特魅力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尤為可貴，成為眾多作品中的脊梁和中流砥柱。

多元階段，文學的思潮變化對我影響不算大，我的人生晉級了，成為一個女孩的母親，我醉心于跟隨她體驗“第二次童年”。追蹤她的成長，我寫了大量的母親日記，領略到兒童精神層面的豐富性，甚至為此重新審視了之前幾年所收到的大量的小讀者來信，那些敞開的心扉，人之初的憂患，神奇的想法，多元的審美趨向，讓我深有感觸，仿佛到達一個非常幽密的花園，這些對我來說無比珍貴，它們打開童年繁復而繽紛的密碼，給我很多失而復得的啟示。

這次升級，讓我執著于對兒童精神成長的探索，這在后來令我自豪的《小香咕系列》《一個女孩的心靈史》《小丫林曉梅》等書中可見一斑。我力圖對女孩做出精妙的有意思的詮釋，通過寫作找到遺失的天性之美，能夠得心應手地找到靈感、故事、情境、細節、路徑，并抵達內心深處。

紛紜新世紀和“經典寫作面向”

問：作為一位勤奮而且對自我有著極為嚴格的超越要求的作家，新世紀以來，其實您創作了更多的兒童文學作品，非常可惜的是，它們并沒有得到非常充分的評論，往往被淹沒在《男生賈里》系列之后。其中，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您創作于新世紀的作品是，《一個女孩的心靈史》《天堂街三號》《逃逃》等。這些作品中，您一洗《男生賈里》系列喜劇化的寫作風格，注重人性的深度開掘，我也曾在一篇評論中認為，這些作品具有了“經典寫作面向”。有意思的是，這些作品無一不在結構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可否視為您的一種回應？

答：從《一個女孩的心靈史》《天棠街三號》《逃逃》，到后來的《云裳》《寶塔》《云三彩》《小青春》，創作上幾乎是“一書一風景”，但同一階段，我間歇也寫了《小香咕全傳》這樣的系列作品，并不是刻意的、人為的要拉開跨度。我的寫作常常是激情化的，非寫不可的時候會通宵達旦寫，爆發式的。創作不走捷徑，不扎堆，是創作成熟的標志，也成為我的信念。我寫作特別遵從內心，不會為證明什么而改變寫作航向。談不上高遠，一路過來，很是不易，但我總是覺得，保持對藝術創新的渴求，或許能走遠一些。為抵達夢想的境界，樂于磨練筆力，開拓創作格局，或許也在間接地為自己尋求永不倦怠的寫作的良方。

問：這些作品難能可貴的是，您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傾力于生活本相的揭示的同時，更為重視對兒童心靈和精神成長層面的深度開掘。在寫下這些作品的時候，您的創作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答：這個時代涌現太多的新事物，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對日新月異的現實生活進行過濾，尋找藝術表現的無限可能性，這太有難度了。“瓶頸”會冒出來，考驗作家在信任真實的世界之余，如何采用兒童樂于接受的方式，將其羽化成燦爛的藝術。

問：或者可以說，從80年代質樸凝重的少年時代生活書寫《十六歲少女》《黑頭發妹妹》《孤女俱樂部》等，到90年代的少年成長幽默敘寫《男生賈里》《女生賈梅》系列，再到新世紀的對少年精神成長進行深度開掘，您個人的創作觀是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您在創作上一再尋求自我的超越與突破？哪一個階段的創作成果，是您最為珍愛的？

答：對于我而言，都是崢嶸歲月。我自豪的是，寫了70多本書，文思依舊沒有枯竭，頭腦里常常會冒出想寫的題材和故事，我把瞬間而來的奇思怪想和人物記下來，幾個本子上記得密密麻麻。我留存著，等待時間來發酵，輕易不敢拿出來，等它們從原本的粗糲中幻化而出，醞釀得有成熟的景象，或者人和故事呼之欲出了，我才開始動筆書寫。

歡呼的，和警惕的

問：應該說，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的這一勃興勢頭體現在其創作、出版、接受、傳播等各個環節，同時，這一文類的藝術手法、觀念等事實上也獲得了許多重要的拓展。那么，您如何看待新世紀以來的兒童文學創作出版現場？什么是值得我們歡呼的，什么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答：創作需要精湛的智性，神奇的才情，需要知識和智慧的積淀，需要潛心，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虔誠的修煉。但新的分化出現了，那就是商業化和娛樂化。市場的選擇不會遵從文學特性，往往會走淺的娛樂至上的道路。消遣性的、模式化的童書因其門檻低，受到了市場的青睞。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市場向好，有暢銷書的出版社多了，作品多的作家脫貧了，有的成為納稅大戶，這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但與之同時，要警惕社會風氣功利化，大量速成的作品產生，沖擊著兒童文學的創新含量和人文關懷。創新和個性的缺失是文學最大的危害，模仿之作多了，疑似“近親”，急功近利，這不是值得自豪的現象。還有就是暢銷童書一味走淺的趨勢是值得警惕的，兒童文學再淺也要體現關于人和世界的玄妙之處，不僅描繪什么，還要隱藏什么。保持獨特、新穎、豐富，也許是捍衛文學性的關鍵。

問：作為新時期以來最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我注意到您在創作之外的，大量的有力量的文學觀點的闡述。這也讓我堅信，卓有成效的文學創作必須要有成熟的文學觀作為支撐。那么，盡管不同時代會對兒童文學發出側重點不同的呼喚，但在您看來，兒童文學永遠不變的根本價值是什么？它獨立于成人文學之外的獨特美學價值為何？

答：兒童文學是尋找美、尋找幸福的百科全書，世上超越物質和功利的是信念和創造，兒童文學給人這樣的光輝。好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有奇妙的故事和想象；如再挑剔一些，應該有新鮮又熟悉的美感，珍貴的藝術形象，經驗價值，語言魅力，天然去雕琢的敘事，符合兒童天性，又能喚起感動；再有作者的體溫和氣息，獨特的風格標簽和獨有體驗，那就完美了。

秦文君：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少兒讀物促進會理事長。1982年發表處女作，迄今出版70多部作品，約七百余萬字，作品獲中宣部精神文明“五個一工程”獎等超過70種獎項。10余次被改為電視電影播映，并獲飛天獎和華表獎。長篇小說《男生賈里》《十六歲少女》《小青春》，中篇小說《王子的長夜》，圖畫書《我是花木蘭》《好像》《香噴噴的節日》《小狗梅西》《怪怪熊學校》等佳作陸續出版英語、瑞典語、韓國語、保加利亞語、阿拉伯語、哈薩克語、馬來西亞語、尼泊爾語、僧伽羅語等版本。即將還有20余部作品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阿聯酋、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出版。

陳香：兒童文學評論家、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