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閱讀與寫作工作坊”成立于2016年10月，依托《中國作家研究》雜志，至今已舉辦多次讀書會，分別以當代作家的最新作品以及當下的優秀影視作品為討論對象，深入分析作家創作與文化現象的當代意義，對創意寫作帶來的啟發。主張閱讀為寫作服務，用有創意的閱讀來訓練有創意的寫作。參與的對象以創意寫作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為主，同時也吸收了部分熱愛創意寫作的本科生。

本期讀書會我們聚焦齊邦媛先生的《巨流河》。 我相信，當齊邦媛先生在本書的結尾寫下“一切歸于永恒的平靜”的時候，她的內心是坦然而平靜的。 當絢爛歸于平淡，文學的力量得以展現。 ——葉煒

渡不過的巨流河，寫不完的人間事

曹夢雨

“創意閱讀與寫作工作坊”成立于2016年10月，依托《中國作家研究》雜志，至今已舉辦多次讀書會，分別以當代作家的最新作品以及當下的優秀影視作品為討論對象，深入分析作家創作與文化現象的當代意義，對創意寫作帶來的啟發。主張閱讀為寫作服務，用有創意的閱讀來訓練有創意的寫作。參與的對象以創意寫作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為主，同時也吸收了部分熱愛創意寫作的本科生。

《巨流河》作為臺灣文學家齊邦媛先生的一部回憶性傳記，以歷史親歷者的角度用不同于大陸作家的眼光來看待歷史，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審度歷史的別樣角度。寫作手法平實質樸，不夸飾不炫技，順應時間順序排列的故事章節，就如一位耄耋之年的長輩在你面前緩緩講述其生平往事，細小卻極具生命力，件件往事的堆積好似一股股涓涓細流慢慢涌聚成河，最終擁有噴薄之力。

齊邦媛的這本《巨流河》始于巨流河終于啞口海，正如她自己的人生軌跡一般，是她人生的一部遷徙史。文中所涉及的一切都是她自己在這漫長的遷徙途中的所見所感，從北到南，從幼童至耄耋，她的成長與受教經歷影響了她此后一生，使其終生強調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在我看來邦媛先生一直是位幸運的人，終生良師益友相伴，在戰時仍能不斷接受教育，從逃亡的中山中學到后來影響其至深“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南開中學以及日后的武漢大學，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她都能遇到給予其引導并受益頗多的良師，不論是其父齊世英的言傳身教還是南開校長張伯苓、國文老師孟志蓀的諄諄教誨，亦或是在教授《瑪格麗特的痛苦》時讀至動情處流下眼淚，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滿室愕然的朱光潛老師，甚至是中年與錢穆先生的交往，都對其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讓其無時無刻不在感受著文化的魅力，思考著知識分子所應走的道路。齊邦媛一直不喜政治，自詡只想走文學道路不碰政治，因此她所寫的《巨流河》很明顯地是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來對戰爭與政治進行重新理解，企圖脫離于時代浪潮保持清醒目光，并且由于立場的不同，她筆下的戰爭與黨派爭斗往往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反思歷史。但即便是不想與政治有所牽扯的齊邦媛，在去臺后也不得不與其糾纏，參與國文教科書的改革，廢棄了擁有“正確政治”立場的舊書，啟用了新編國文教材。

齊邦媛在全書最后一句寫道：“一切歸于永恒的平靜。”從奔涌的巨流河到音滅聲消的啞口海，既是人生遷徙路徑的塵埃落定，也為一段前塵往事畫上了句號。戰爭與政治斗爭賦予了齊邦媛不一樣的人生經歷，也使得她擁有順境文人所沒有的人生體悟，同時這一波瀾壯闊的時代背景也給予了《巨流河》厚重的歷史承載感，正是這些時代人物與歷史事件的存在才使得《巨流河》擁有著不同于其他傳記的厚重感，所記人事，引人深思。

為什么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高璐

正如王德威所言：“《巨流河》之所以可讀，是因為齊先生不僅寫下一本自傳而已。透過個人遭遇，她更觸及了現代中國種種不得已的轉折：東北與臺灣——齊先生的兩個故鄉——劇烈的嬗變；知識分子的顛沛流離和他們無時或已的憂患意識；還有女性獻身學術的挫折和勇氣。更重要的，作為一位文學播種者，齊先生不斷叩問：在如此充滿缺憾的歷史里，為什么文學才是必要的堅持？”

齊邦媛的《巨流河》帶我們走進了始于遼河的歷史與人生。她在序中說:“中國人自20世紀開始即苦難交纏，8年抗日戰爭中，數百萬人殉國，數千萬人流離失所。生者不言，死者默默。殉難者的鮮血，流亡者的熱淚，漸漸全被淹沒與遺忘了。我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心靈上刻滿彈痕。60年來，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戰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不難看出，齊邦媛是想通過這本回憶錄翻開歷史，翻開自己顛沛流離的前半生，為故鄉緬懷，為死者祭奠。

具有相似經歷卻遠不如齊邦媛幸運的許燕吉是文壇著名學者許地山的女兒。她創作《我是落花生的女兒》的前言中曾提及：“我生活在動蕩的歲月，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卷入海底；國家干部變成了鐵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給了白丁老農，其間的艱辛曲折、酸甜苦辣，稱得上傳奇故事。媒體捕捉到了這個‘賣點’，幾乎全國的小報、雜志和電視節目都做過報道。不過記者們畢竟不是親歷者，而且注意力多在我不尋常的婚姻上，因而促使我自己動手，將真人真事和盤道出，也許能給別人一點兒人生的借鑒。”“傳奇”人生成為媒體宣傳的重點，從而忽視了一個女性幼時喪父、萬般磨難的艱辛。

《巨流河》與《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這兩本回憶錄，都將歷史從一個人的孩童、少年、青年、壯年以及晚年時期的所見所感真實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從而使得歷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數字和事件，而是活生生的畫面，甚至可以說就是生活場景。中國自20世紀以來，內憂外患不斷，不得已的歷史轉折也讓數億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歡樂苦短，憂愁實多”的歲月中，演繹著一幕又一幕的悲喜劇。在憶及人生路上的重要人物時，齊邦媛提到的齊世英、張大飛、朱光潛、錢穆，許燕吉提到的許地山、齊白石等人，都不同程度地給予他們重要的精神支撐和人格影響。所不同的是，《巨流河》展現出了更多的文學性，作為一位文學學者、大學教授，齊邦媛的筆觸觸及了時代的更替、歷史的嬗變、人生的轉折以及對文學的熱愛，前半生的流亡換得了后半生的“齊先生”，精神返鄉引起了無數人流落異地的感念。而《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則更多地從歷史給人帶來的顛沛流離著手，一開場的溫馨基調并沒有持續下去，繼而發生的是一場又一場讓人措手不及的逃亡。但許燕吉并沒有將她的“傳奇”人生濃墨重彩，而是以一種黑色幽默的形式將之呈現，甚至讀到某處，不禁讓人莞爾。

值得肯定的是，不管是齊邦媛的《巨流河》、許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還是其他回憶性文集，都在不同程度地還原中國不平凡的歲月，記錄不同凡響的人物。歷史災難可以摧毀人的生命，但同時也在塑造人的生命力，一種向死而生的生命活力，正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19年4月2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