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中文系本科生讀書會是上海大學文學院班導師指導制體系下的重要單元，學生在班級導師的組織下，每學期選擇一定數量的理論原典及文學作品，開展讀書、講座及研討活動，旨在協助中文系本科生在專業課程的基礎上，拓展閱讀范圍、深入文本內部，逐漸形成自身的文學文本及文學理論研修風格。 本次參與《北上》文本細讀的為2018級中文系本科1班學生，班級名為“觀瀾學社”，“觀瀾”一詞源于《孟子·盡心上》中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原文寓意盡心知命，追本溯源，了解根本，獲知行為方式，最終尋得解決之道，與讀書會的目標不謀而合，因此本屆讀書會也沿用此名稱。

葉紫欣：

故事中的不少人物都對運河懷有深厚的感情，首先，外國友人小波羅愛運河，是因為愛運河所代表的東方文明。他堅持北上去追尋運河的源頭，在船上每天都拿著筆用意大利語記錄運河的水文狀況和在運河上的見聞。不幸的是他剛剛感受到運河的生命力，愛上了運河，就因病死在運河上。這種“開始即結束”的遺憾是令人惋惜的，但是他給后代人留下的運河記載的價值卻是永恒不朽的。從小波羅身上我們看到他對文明的熱愛是不分國別的，作者以“異域人”視角描述中國的文明，賦予中國文明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種鮮明的東方形象。

其次，船民邵秉義將運河當成自己的命。他傳承老祖宗的家業，一輩子都在水上跑。后來兒子要離開水上去岸上成家立業，他不反對，但是自己堅決不離開。他告訴兒子：“咱們家是船民，上了岸、上了天都是船民，邵家祖祖輩輩就是船民”。他在兒子的婚禮上將“羅盤”鄭重地交給兒子。羅盤作為祖宗留下的交代，能夠讓一個家族的傳統延續世世代代。

最后，是周海闊和謝平遙，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堅守著信仰。周海闊的 “小博物館”客棧選址都在運河邊上，每一家客棧只收藏當地的“老物件”，這些老物件曾經都深深參與了當地的歷史發展、日常生活和精神構建，可說是本地生活細節的簡史。謝平遙則想拍一部運河的紀錄片，把運河上保留著的歷史碎片記錄下來，傳承下去。他們兩人我都深感敬佩，因為歷史的“現實化”和“可視化”在他們身上都變成了事實，這在“一切向錢看”而疲于奔命的當下是難得而可貴的。他們以自己的努力與實干，試圖填補人們精神上的虛無和空洞，試圖留住甚至重建我們曾經信仰的文明。

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它自身的視角而一味從其他視角尋找出路，那文明就可能失去獨有的特質；如果家庭的概念已經淡化甚至消解，那它承載的文明也只能留在博物館中，留在紀錄片里，如何建立自身的文化與文明認同，可能才是徐則臣通過《北上》最想得出的答案。

朱思銳：

在《北上》里，有一個概念是被反復提及且貫穿始終的，那就是終點、源頭或說是來路。

在文中，它是存在具體指代的：“源頭”是小波羅一行人北上之旅的最終目的地，是如謝仰止這樣的“運河之子”心心念念要找到的地方，但同時，我認為它更有被抽離出來的、更為抽象的深層含義。源頭和終點，同樣不止是運河的一端，也不止是祖輩們打下的基石，更是我們這一輩人所堅持的事業的出發點和結束點，是謝望和為運河專家堅守本心的故事深深動容時脫口而出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里的“始終”。

要如何才算是做到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呢？《北上》里的“短袖汗衫”孫過程，一開始出現時，每一個眼神、每一句話語，無不彰顯著他對洋人恨不得殺之為快的心理；但后來遇到曾經的義和拳同伴時，他卻替曾深惡痛絕的“洋妖”辯護道：“洋人也有好壞。”這并非是背叛了“初心”，北上一旅，對孫過程而言更像是一場重新認識他人、也重新面對真正的自己的修行。事實上，痛恨洋人并非他的所謂初心，心地善良才是。在一切故事的源頭，在面對間接害死他家人的趙家人時，他不僅選擇了放下恩怨放對方一馬，甚至還贈予錢財。為避難加入小波羅一行人之后，他也漸漸放下了原先由于家人被殺的仇恨而產生的對外國人的偏見，這是他的成長。

運河之子們一生總與運河糾纏在一起，這是文本所賜予的奇妙的緣分，但這也是他們天然的命運。我們每個人其實也有自己的天賦和與之而來的使命，人生也就是一場漫長的“北上”旅途。我們一路遇到新的風景，也一路收獲著新的自己，但愿行至終點時，我們都能如這個故事中的大多數角色一般，依然記得來時的路：不廢這江河浩蕩，萬古不絕；不毀這平生漂泊，一路逆流。

唐倩薇：

《北上》最讓我感觸深厚的是“融合”，這樣的融合既是人生層面的，又是文化層面的。

《北上》中有一個核心角色小波羅，他豁達、樂觀，有小幽默，也有憂郁的時刻。他喜歡模仿中國味，但總是不地道，就算被別人暗暗嘲笑，他也依然自得其樂，很瀟灑，很逍遙。在小波羅臨死之際，他才真正感受到運河的激昂蓬勃的生命力。他躺在船艙里，日夜聆聽運河波濤，他的呼吸和這條河保持了相同的節奏，這時他才真正地融入了運河，就像一粒溶質溶解在恒久流動的水中。

而小波羅的弟弟費德爾的人生又是另一種不同的“融合”。最開始，他才是小波羅自稱的那個真正的運河專家，喜愛運河的人，但在他收獲了愛情之后，似乎開始真正地融入了中國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中國人，生活方式也是中國式的。他與意大利同胞敘舊，別人卻誤認為他是“正兒八經的中國人”。但馬福德的心靈深處仍然是費德爾：要分家的思想，從未生銹的槍和子彈，孤注一擲的復仇。這是他靈魂中的意大利。

費德爾、謝平遙、孫過程、周義彥、邵常來的后代最后因為《大河譚》交匯。考古專家、節目制作人、畫家、客棧經營者、跑船人，幾個經濟水平、教育背景、思考方式與生活習慣都不相同的人或家庭，最后因為一條共同的運河融合在了一起。小波羅本來無意于運河，但生死存亡的經歷讓運河與他的脈搏相連了；弟弟本來最熱愛運河，但他愛的寄托從運河變成了一個人。而他們的故友乃至自己的后代，也持續不斷地陷入這種融合的狀態里。

鄭沁辰：

《北上》的故事讀出的不僅有運河在歷史滄海桑田之下的興衰，感受到更多也更值得回味的，是書中人物相對于浩蕩運河之下的渺小所帶來的感慨。

“小人物”既是群體中的某一個，也是群體中的每一個。小波羅窮極一生，想要追尋偶像馬可·波羅的足跡。一個洋人舉手投足間卻深刻融進了中國文化，奈何對運河產生情意之時卻已行將就木。此后，只有相機、星盤和紙張記得他的故事；大火在教堂燒起來的時候，孫過路對孫過程說：“走，是為了回來”，奈何故人至死尚不得一個安詳的歸宿，也只被孫過程一人銘記；邵秉義與邵星池世代靠水吃水，卻被現代化席卷壓得透不過氣，和萬千船家的嘆息一樣淹沒在科技的轟鳴聲中，無人共情；馬福德守著得來不易的愛情隱居鄉村，卻落得“被日軍荼毒”而無能為力；謝望和在蠅營狗茍的現代都市和逼仄的生活重壓下，仍然選擇堅持自己的初心，不論結局成敗，都不過是時代洪流中奮斗青年的縮影而已。

“小人物”是脆弱而無力的，但這并不代表他們的故事是無意義的，小波羅渴望通過歸屬于中國文化之中，追隨自己的一生所想探求的理想；孫家兄弟渴望歸家，回到曾經屬于自己的心安之處；邵家父子，他們心底的歸屬是河流與跑船，那是流淌在他們血液中的存在方式；馬福德30年相愛相守的如玉，是他和世界的惟一聯系，是他異鄉的惟一歸屬，是他的生命之光；謝望和對于《大河譚》的執著，是一份對于運河、對于身世的宏大情感，是歸屬，也是歸根。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書中的角色或多或少隨著運河掙扎著、彷徨著、抵抗著，也愛著。正如現今城市化進程中的“北上”與“南下”，時代之大，人之小，人們背井離鄉，似是夜幕下的一瞬光影，帶著自己或許已經無從感知的過往與文化使命，蜂擁到霓虹映照的紙醉金迷下，想求得的也不過是小波羅那樣的“夢想”、又或者是孫過程兄弟倆為了“家”的“闖勁”、是邵家世代以來的“執念”、是馬福德對于美好的“追求”、抑或是謝望和孫宴臨那樣的“情懷”。然而，又有多少人消磨到最后還記得，還尚存一息執念？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忘了歸根。

汪佳源：

北上，不僅是地理之北，更是精神之北，心靈之北。一條河，四代人，將彼此的命運都牢牢地聯結在了一起，跨越時空，串起幾個家族之間的秘史，回溯了小人物在大背景下的點點滴滴。

在這部體量龐大、格局恢弘的長篇作品中，徐則臣先將人物全部放置在同一個時空中，再通過時間點和章節的分割，將每個人物及其家族的主線剝離開來，獨立成章。但無論是謝平遙家族，還是孫過程家族，亦或是邵常來家族、馬德福家族，他們在百年中的發展變化都與運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最終都與他們的祖先當年一樣，生活的軌跡與運河的脈絡逐漸于年歲的流逝中合而為一。

整部小說值得關注的，除了徐則臣精心鋪排的情節結構與世世代代傳承的主題，還有章節北上（二）的結尾——廢漕令的頒布與小波羅的離世僅僅相隔10日，他們與運河的興盛衰亡同起同落，甚至同生共死，這樣的羈絆也深深地融進了后代們的血液中，刻在了后代們的心頭上。

上上下下的水，順水，逆水，起起落落，隨風流轉，因勢賦形，亦如人的生命，起起伏伏，情勢多變，順逆交錯。但往往一個看似細微的事件，亦能夠觸動那條命運的繩。行船日常生活的定格，羅盤的被賣，《大河譚》的拍攝，將這幾位看似毫無交集的人聯系在了一起，成為了他們之間堅韌的紐帶，構造出了當代的運河詩篇，正如同百年以前，他們各自的祖先那樣。1901年，他們的祖先因運河而相遇，2014年，他們因運河而相聚。

臧雨晴：

1901年，一幫不同來歷不同出身的人，懷著各自的故事，相遇在運河，一路北上。路上有快樂和安寧，有躲不開的麻煩，有悲傷和無奈，還有在變動混亂的大環境下的不安和心思。簡直有點江湖氣，角色都是小人物，史書上留不下姓名，卻各顯神通身懷絕技，人物鮮明可愛至極，跌宕起伏的這一程路，水連綿相伴。2014年6月，這支北上小分隊的傳奇成員的后代們陰差陽錯濟濟一堂，那根讓小波羅深深執著的手杖之謎被解開，2014年的故事，這條未來之河，似乎終于要和113年前的那河水匯合了。但是最后一章的敘述者謝望和，卻來了一句“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來”，這看上去，是把吸引人的北上之旅的故事歸為《大河譚》里的一筆，這一段傳奇似乎被蓋棺定論為虛構的了。

2012年、2014年的故事，都是第三部時的當事人親身經歷的，但是除了費德爾的事例還有跡可循，北上（一）（二）里角色的經歷已經湮滅在時間中，2014年的只言片語還原不了全貌。1901年的內容，可以理解為是謝望和等人虛構出來的歷史，也可以理解為是上帝視角的作者講述的“真實”。可如果北上只是后人們在《大河譚》里虛構的故事，那么，為什么書名叫《北上》而不叫《大河譚》？為什么開頭和結尾都是費德爾的那封信，而不是以謝望和的《大河譚》和結尾相呼應？而費德爾的信又是北上的引子。整本書，雖然北上只是占了一部分，但是它從始至終都是全書的核心。 所以無論“北上”在作者的設定中，是后人虛構的故事，還是作者敘述的真實，它的這種歷史性、它所具有的價值，便是它的真實。

小說本就是虛構的，又嵌套一層虛構，反而更是構建了真實。謝望和說：“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們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就算“北上”的故事是謝望和虛構的，而這段虛構的歷史所反映出的真實性，塑造了人與運河水乳交融的關系。大運河最終申遺成功的喜訊，給角色帶來的不僅是《大河譚》的投資，還是運河的文化歷史意義得到的重視，使運河不再獨立地存在于個人的記憶里成為個人的一生，反而超脫而出，連貫起所有枝杈，就像它本來的那樣，復活了百年前的故事，復活了百年前的河水，時空在運河之上流動不已。

北上對于《北上》，讓我想起北上第二章里的運河蜃景。那歡天喜地的《駐堤歌》，究竟是真實存在于某處，還只是一場空的幻覺？也許就像這次北上，講述它的過程里，這段歷史就在虛構中活了起來。這當是2014年的運河之子們看見的蜃景，是我們讀者從虛構的小說中發掘出來的，對于運河的真實贊歌。

（本文發于《文藝報》與中國作家網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19年11月22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