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深山已晚》近期推出

傅菲

2013年開始，作家傅菲客居福建浦城縣的榮華山腳下。“深山多古木多闊葉木，多山泉。”短短的這句話，蘊藏了六年的足跡與情感。他走過這座山中每一個野谷，爬過每一道山梁，溜達每一個荒灘，大自然每一天所發生的變化，在他眼里都是一次革命。這革命小到蟲豸緩緩爬行，大到曠野一聲驚雷，在有心人眼里，都是美。在自然中生活的傅菲漸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山地美學，踐行著一種人與自然的同頻共振。在以榮華山為主題敘述對象的大自然文學寫作中，他也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體驗。

近期，這組寫作以散文集《深山已晚》的面貌問世。作為一個對自然界敏感的人，他說，自己想做一個孜孜不倦的大自然布道者，并努力去實踐，因為“萬物在自然中，皆平等，和諧為至美”。

記者：生態文學中似乎天然地包含著一種疾呼的姿態，這也許和我們當下面對的實際生存境遇有關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所熟悉的是警鐘式、為所面臨的危機奔走呼喊的生態文學。而今，生態文學場域中的作品和寫作理念愈加豐富，在你的觀察中，這背后是否有某種普遍性的發展和變遷？

傅菲：我把“警鐘式、為所面臨的危機奔走呼喊的生態文學”理解為是一種“充滿焦慮的生態文學”，表現出作家的時代責任、道義和良知。作家徐剛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上個世紀后期，他寫出了《伐木者，醒來！》《中國風沙線》《長江傳》等系列報告文學，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甚至推動了個別地方立法，以保護生態環境。“生態”是一個空間環境概念，它具有“脆弱”“豐富”“輪替”等屬性，由此衍生的文學形態，也更加豐富。我們對生態的認知越深切，表達的主題也越豐富。在我的理解中，“生態”不僅僅是具象的、客觀的、可敘事的空間環境概念，更是一種與人休戚相關的高級文明。

記者：如此說來，對生態文明的關注，也是人類文明發展帶來的必然趨勢。

傅菲：自上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因進入了工業時代，普遍爆發了生態危機，關注生態的學者、作家，也因此普遍充滿了焦慮感，深思和探討“人與自然” 的關系、“自然與文化” 的關系，以文學的方式，構建了自然哲學，以引領大眾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自新世紀以來，尤其這十年，我國把保護生態環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使得生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肩負記錄時代使命的作家，不可能缺席。可以說，生態文學出現豐富性的書寫、普遍性的發展，是時代要求下的必然。

記者：但在我們目見的許多生態文學作品中，使命意識（或某種焦慮）和審美意識往往呈現一種博弈的狀態，并使用著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這使得若在同一作品中嘗試既審美又體現使命，切換時有生硬感且帶有說教意味。你如何看待生態文學中的這兩種意識及相互關系？

傅菲：“使用著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總結得非常到位。在我閱讀當下生態文學時，深有同感。“使命”是責任，“審美”是學養。寫生態文學的作家，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意識，有使命，才會“發問”“追索”。在同一文本，出現“雙手互搏”，還是作家本身出現了問題。我認為，作家與敘述對象，沒有建立“它者即我”的情感交融關系，有認知但缺乏情感之水的浸潤，以至概念化呈現，“觀念”扼殺了審美，這是其一；作家認識“生態文學”這個文學樣式，還比較淺顯，缺乏前瞻性、高位意識，把所表達的思想，僅僅作為一種“觀念輸出”，成了說教，這是其二。

記者：所以，生態文學的重心是生態，但根基依舊在文學上。

傅菲：審美，是藝術的第一要素。寫任何領域的文學作品，高品質的審美，是必須與要義。使命意識不能代替、也無法代替審美意識，甚至掩蓋不了審美意識。有很好的審美意識，但缺乏使命意識，作品會很虛弱，沒辦法切入人心。胡冬林是我非常敬重的生態文學作家，他的名篇《拍濺》《狐貍的微笑》，既有強烈的使命感，又有詩意盎然的審美。葦岸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更是如此。

在縱覽世界生態文學經典作品時，我發現，寫出經典作品的作家，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博物學家。甚至大部分經典作家，除了作家、博物學家身份之外，還有其他重要身份，如俄羅斯作家普利什文是民俗學家、英國作家理查德·梅比是電視制片人和主持人、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是思想家、約翰·繆爾是冰川地質學家、德富蘆花是美育家，等等。他們淵博的專業知識、野外長期的實踐，和深厚的文學學養，造就了他們美輪美奐的篇章。

在國內，胡冬林是動物行為學家、野外生活家，葦岸是生態觀察家。所以，他們的生態文學作品，富有生機。當下，我們寫生態文學的作家（包括我自己），專業學養不夠，野外實踐時間不充分，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

記者：也有評論家認為，這種生硬感其實是對生態文學在理念上的誤解所造成。如《瓦爾登湖》和《寂靜的春天》都屬于生態文學的范疇，卻擁有不同的氣息和意味，所喚起的感情也大相徑庭。如果說生態文學自有其內在的一致性，那么這種一致性落腳在何處？

傅菲：生態文學是在自然文明孕育下的一種文學樣式，伴隨著人類社會生活的發展而發展、衍變。

美國是生態文學非常豐盛的國家，出現了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亨利·戴維·梭羅、約翰·巴勒斯、約翰·繆爾、奧爾多·利奧波德、蕾切爾·卡森等里程碑式作家。

《瓦爾登湖》是美國生態文學的開山之作之一，梭羅寫《瓦爾登湖》，所表現的是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反思人“從何處來，我是誰，我去往哪里”，反思資本經濟吞噬下的個體。徐遲先生在《譯本序》說：《瓦爾登湖》是一本寂寞的書，恬靜的書，智慧的書。蕾切爾·卡森所著的《寂靜的春天》也是一本豐碑式的生態文學作品，作品中反思的是人類該如何自處、如何與自然相處。生態文學內在的一致性，或者說生態文學的核心，在于：人與自然如何構建科學的、和諧的倫理，重塑生命的價值，反思我們的日常生活，審視自己的內心。

記者：落到寫作實際，在相關討論中，人的主體性應該如何安放經常引發不同意見。有人認為，生態文學所探討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理所當然占據主體地位；也有人認為，既然旨在重新發現自然，人應當自覺出于“視覺工具”的位置。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傅菲：“人理所當然占據主體地位”這個觀點，出自于萬物歸人類所用的實利主義。我不贊同。在大自然中，人只是物種之一。在時間的比例尺下，一個人與一只螞蟻、一棵樹、一只鳥，沒有什么區別。“人應當自覺出于‘視覺工具’的位置”這個觀點，把人的智慧看得有些低。我認為，生態文學既然旨在給大眾自然啟蒙、再度認識自然、確認萬物的尊嚴、塑造萬物的生命價值、呈現自然天籟之美、梳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人與自然的倫理、疊高自然文明，并藉此引導我們的生命走向。

記者：在談及生命走向，想到你的新作扉頁上的簡介中，有一句定義為“自然倫理探究者”，如何理解？

傅菲：我理解的自然倫理，可以簡單地概括：敬畏時間，尊重自然界發生的任何事情，尊重萬物，人與萬物平等共處，與自然共生共榮。在我散文集《深山已晚》的后記《在林中遇見約翰·巴勒斯》，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我以雙腳、雙眼，和一顆敏感的心，去“探究”。即，盡可能去野外觀察，感受大自然的恩賜，思考生命的價值，閱讀大量博物學書籍。

因為有了多年的野外觀察，才有了散文集《深山已晚》，及鳥類系列、荒野系列散文作品。

記者：之所以讀你的作品經常想到梭羅的《瓦爾登湖》，是因為其中的一種有種相通的疏離感：與人群遠，與自然近。在閱讀中作品中數次談到孤獨，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從自然整體性的角度來觀察，人類的孤獨是一種狹義的孤獨，或者說是一種同物種間理解與關聯的孤獨，當背景板是自然萬物時，孤獨二字也何其渺小？

傅菲：“與人群遠，與自然近。”這句話，讓我動容。這六年的生活，我就是這樣一天天過的。我深深體悟：沒有哪一種植物、動物是丑陋的，大自然在任何時候，都是俊美的，無需任何裝飾；任何氣候和氣象，都無比壯麗，只有人才會猥瑣。

自然之中，人孤獨，但不寂寞。孤獨是生命的一種可貴積淀，與自然萬物對話的一種狀態。自然界由孤獨之物組成，由渺小之物匯集。人只是其中之一。人的孤獨，是與自然的一種內心呼應。

記者：連帶所想到的，是關于獨處的樂趣。對大多數寫作者來說，獨處的樂趣在于思考和與個人精神纏斗，但在你的筆下，獨處的樂趣卻是另一個方向的延展：在精神和思考層面完全放空，坦率地去感受自然。對于寫作者而言，這種放空若是有“悟”，得到的是什么？

傅菲：放下自己，可得萬物。當然，這個“得”是享受、參與，而不是占有。一個人，和自己玩，玩出無比的興致，是因為對生命抱有熱愛，活得從容自若。當我長期觀察一種植物或者動物，我最大的“悟”：其實自己沒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身外的東西沒有恒久的價值。

記者：進一步而言，生活盡可能地貼近自然，寫作者的感悟才格外鮮明和深入；同時，似乎只有對自然萬物敏感而敏銳的寫作者，才能真正接收到自然的動人心魄之處。對你而言，這其中是否存在一種因果關系？

傅菲：“接收到自然的動人心魄之處。”這句話說得特別好。這是一個內心非常豐盈的狀態，淌著滾燙的愛的汁液。我擁抱世間萬物，世間萬物也擁抱我。我也因此螺旋式漸進。

記者：歸根結底，生態文學近年來的繁茂生長，同時來自于一種文化層面的反思和醒悟，比如更寬泛、而不是緊張逼仄地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相較于短期成效，更傾向于重視過去向將來的走向等。想到你在作品中曾提到，看草木一天天的變化，看不夠。對作家而言，這樣的書寫是否也是一種“無盡之美”的寫作？

傅菲：我更多的是從哲學和文明兩個層面，來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之美無窮無盡，永不止歇。“我們走向哪里”，既是千古迷思，也是現實的心靈問題。在《深山已晚》的腰封上，有一句話“獻給熱愛孤獨的人，獻給迷失喧囂的人”。我希望我們內心的困厄，在自然中得到紓解，我們不要在人生的大海上迷失。在審美上，我根植于東方古典：寧靜、祥和、絢美、質樸。在寫作的過程中，我始終遵循“有情、有趣、有思、有異、有美、有靈”的美學，講述奇妙又平凡的大自然世界。

我懷有這個愿望：以最樸素的語言寫出萬物的卑微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