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長篇小說《飄》在美國正式出版。據作家的女仆回憶，“小說出版的當天，電話鈴每三分鐘響一次，每五分鐘有人敲門，每隔七分鐘有一份電報送上門來。公寓門口總站著十幾個人，他們在靜候著瑪格麗特出來，以便請她在小說上簽名。”

瑪格麗特·米切爾在寫給一位教授的信中講道：“我不知道一個作家的生活會是這個樣子。如果我事先知道的話，我絕不會去企圖當一名作家。”

事實上，米切爾寫作《飄》用了整整十年時間。她出生于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一個律師家庭。在南北戰爭期間，亞特蘭大市曾落入北方軍將領之手，因此米切爾從小就聽父親與朋友討論這場戰事，并決心以此為背景創作一部小說。

米切爾在創作的過程中，朋友只知道她在寫作，并不了解具體內容。1935年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的編輯到亞特蘭大市尋找作者資源，聞得米切爾寫作一事。不過米切爾最初并不相信來自北方的出版商會對南方人眼中的南北戰爭感興趣，在最后一刻才奉上了書稿，沒想到對方同意出版。

最初書名定為《明天是另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取自小說的最后一句話。但最后出版時，米切爾引用了詩人歐內斯特·道森的一句詩，將書名定為《飄》（Gone with the Wind）。

《飄》首次出版時的封面

《飄》出版后也遭到了一些質疑，有人覺得這部小說太長，如果能刪掉500頁就更好了。也有人批判米切爾對19世紀美國南部非裔的貶損描寫。但這在過去并沒有影響《飄》的暢銷， 根據2014年哈里斯民意調查（The Harris Poll），《飄》是美國讀者最愛的讀物之一，排名僅次于《圣經》。

1939年12月，由《飄》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在亞特蘭大市上映。1940年夏初，這部電影在上海放映了40多天。原本上海電影院的譯名為《隨風而去》，后來才改為《亂世佳人》。這部小說的第一位中文譯者傅東華為與電影名稱區別開來，把小說的譯名改為《飄》。他在“譯序”中說：

“飄”的本義為“回風”，就是“暴風”，原名Wind本屬廣義，這里分明是指暴風而說的；“飄”又有“飄揚”“飄逝”之義，又把Gone的意味也包含在內了。所以我覺得有這一個字已經足夠表達原名的蘊義。

傅東華在“譯序”中還提及這部電影在上海引起的反響之大：

上海的居民大起其哄，開了外國影片映演以來未有的紀錄，同時本書的翻印本也成了轟動一時的讀物，甚至有人采用它做英文教科書了，我卻還像一個初到上海的鄉下人，全不曉得這回事。

在電影上映的前幾日，就有友人慫恿傅東華翻譯此書。他當時原本已經決定暫停翻譯，覺得此工作終究有些機械。但當傅東華了解到這部作品從藝術價值的角度來看，還是值得一譯的，再加上友人說日本已經有了兩種譯本，都銷得很好，他便賭氣翻譯出來——“他們有，我們怎么能沒有？”

1940年9月，傅東華只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翻譯完成了小說的上冊。不過出版之時有人給作品扣上了“和平主義”的帽子，傅東華在“譯序”中也做了回應：“究竟這一個帽子是榮是辱，當然要以那給與者的心理為轉移，客觀上是無從論定的。但是我極不愿意給這本書戴上這樣一個帽子，更不愿意讀這書的人先有這一句考語橫梗在胸中。因為本書的作者不過要借一段真實的史跡來烘托幾個特殊的人物，來刻畫一番普遍的人情，此外并無任何的主義，也根本不想宣傳什么、鼓吹什么，我們何苦要這樣誣陷她呢？”

這部小說直到1979年才獲得再版的機會，并且再版之初就遭受了質疑，大體因為讀者不滿書中未對奴隸制批判，卻進行了美化。例如李惠銓在刊登于1979年第3期《外國文學研究》一篇名為“評美國小說《飄》”的文章中講道：“《飄》是站立在歷史潮流的對立面，妄想以藝術的謊言來掩蓋并抹煞鐵的歷史事實，按照奴隸主的意志去偽造美國歷史。”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當時對《飄》的批判聲音。

不過這部小說最終還是得以順利再版。而此后《飄》又出現了多個譯本，成為常銷的外國名著。

澎湃新聞采訪了當年傅東華譯本1979年再版時的編輯汪逸芳。她當時剛剛就職于浙江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后1983年進入剛成立的浙江文藝出版社工作），她對《飄》的再版所經歷的波折印象十分深刻。

澎湃新聞：當時您是怎樣想到再版《飄》？

汪逸芳：當時“文革”已經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也開過了。北京和上海有兩家準許出版外國文學作品的出版社，但外國文學翻譯作品仍供不應求，甚至有人在書店外過夜排隊購買。可以看到這樣巨大的市場需求在等著我們，另外一點是因為大家在心底對未來有強烈的期望。

我是1978年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的，1979年正好趕上了好時候。當時的年輕人都想做點什么，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就在大家找米下鍋的時候，上海的一家舊書店老板來浙江推銷解放以前的出版物。當時他拿了好幾套書來，其中有一套就是《飄》，是當年龍門書局出版的厚厚兩本，加起來大概100萬字。當年的紙張和印刷都不太好，所以書到我們手里之后，很快就散了架，我們索性就把書拆開了閱讀。

結果一讀起來就停不下來。因為那時一般文學讀物只有《紅樓夢》、“文革”時期的作品以及前蘇聯的內部出版物，沒見過這樣以女性視角描寫一場戰爭的小說，所以被深深吸引住了。

當時我和另一位年紀稍長的男編輯同時閱讀《飄》，可以說代表了女性和男性兩個讀者群。我們都覺得這部小說很好看，意見反饋給社領導后，他們決定再版。

我們是1979年9月20日開始正式編輯這部小說。但是兩天以后，室友拿給我一本讀書方面的雜志，其中一篇文章介紹了美國作家亞歷克斯·哈里的小說《根》，同時批判了《飄》。那個年代，只要輿論上有批判的傾向，就是一件大事。我把這本雜志交給領導，結果編輯工作就暫停了一段時間。

后來上海的《外國文藝》雜志編輯戴驄來到我們社，提到了三個情況。他建議一開始印數少一些，萬一有什么問題不至于太被動。另外這部小說在藝術上是值得肯定的，一直有人想進行翻譯，在世界范圍內是沒有停止過的。北京和上海也有出版社在策劃這本書，意思是說“不只你們一家看好”。第三點是傅東華的譯本中關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譯，都順從了漢語的表達習慣，那么這部分內容是否可以重新翻譯。領導聽了專家的這一席話，知道小說在藝術上是沒有問題的，就決定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們快馬加鞭進行編輯。在鉛字印刷的年代里，從9月份開始編稿，到12月底印出來，已經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飄》再版的封面

這期間也出現了一些問題。1980年1月，小說的最后一冊還未出版，但社會輿論就已經“一塌糊涂”了。先是《解放日報》連著發布兩篇批評文章，后來《光明日報》也發了一篇。全國的出版會議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也有批評聲音：“社會主義要‘飄’到哪里去？”當時我們是很緊張的，誰也不知道接下去會怎樣。領導桌上一邊放著讀者的批評來信，一邊接到的電話又有坐等《飄》出版的，一下就要10萬冊。

那時我被領導指派，在杭州約請外國文學研究專家，主要是杭州大學研究外國文學的教授，向社會宣傳到底如何看待《飄》。當初開始定下來的印數是30萬冊，但需求量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在那種情況下，印還是不印，領導需要做決定。不過后來風聲越來越緊，發行也沒有停下來。

我們再版的《飄》分三冊出版，最后一冊是1980年年初出版的。等到6月，鄧小平在接見一個美國代表團的時候，說了這樣一番話：“小說（《飄》）寫得不錯，中國現在對這本書有爭議，因為這本書的觀點是支持南方莊園主的。我們想用中文出版這本書，出版了也沒有關系嘛，大家看一看，評論一下。”

香港《文匯報》報道了這件事，當時我們資料室是有這份報紙的。上班后大家都圍在那里看鄧小平的這段話，終于松了一口氣。當年可以設想這場風波的很多種結束方式，但誰也沒想到是以這樣的方式結束的。剛踏入出版行業的我就坐了一次“過山車”，歷時八個月。

澎湃新聞：您還記得當年再版的《飄》最終印了多少冊嗎？

汪逸芳：這套書40年未間斷，一直在出版的。

澎湃新聞：那你們是如何獲得再版版權的？

汪逸芳：譯者傅東華先生是浙江金華人，他1971年已經去世。但當時他的家人還在上海，我們兩個編輯上門拜訪，同他的女兒簽訂了合同。

澎湃新聞：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你們搶到了先機？

汪逸芳：那也不是今天的這種感覺。誰也不會輕易“觸碰”傅東華。因為翻譯界也是有爭議的，在翻譯的過程中有兩種譯法：意譯和直譯。傅東華采取的是意譯法，他的譯本根據中國人的口味，以講故事的方式進行翻譯，中間有些他認為是多余的段落就去掉了。這和當年學術界倡導的風氣是相悖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會去做這套書。關于如何翻譯，如何做到譯文好看，又不偏離原著，到現在也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

澎湃新聞：那當時您編輯的時候，有沒有把漏譯的內容補進去？

汪逸芳：那沒有，還是要尊重原譯者。還用了傅東華當年發表的一篇序言。

澎湃新聞：那么傅東華的譯本是當年唯一的中譯本嗎？

汪逸芳：在當年是唯一的。但這部小說當時一直是被批判的。1940年代，美國好萊塢把《飄》搬上了熒幕，拍成了電影《亂世佳人》，當時在上海灘也是震動的。也是在那樣的情況下，有人鼓勵傅東華進行翻譯。

澎湃新聞：那么當時分三冊先后出版是為了搶時間嗎？

汪逸芳：也不是這樣。因為這部小說太厚了，要么分兩冊，要么分三冊。當年的書還沒有太厚的，分三冊是比較合適的。

澎湃新聞：您剛提到一個細節，想問問您上海舊書店的老板為什么會到出版社推銷？

汪逸芳：那個時代誰都在躍躍欲試，都想為這個社會做點事情，但誰也不知道該怎么做。其實書店老板也覺得出版的春天要來了，他們手里有非常多的舊書，所以在想有些書是不是也等到重見天日的時候了。這是整個社會的潮流涌動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