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中國第一位在國際A類電影節獲得“最佳女演員”殊榮的表演大師；她是上世紀60年代初由周恩來總理圈定并由文化部正式評選出的“新中國22大明星”之一； 她是中國電影百年時由人事部和國家廣電總局評定的“國家有突出貢獻藝術家”； 她是金雞獎、金鳳凰獎、國際兒童電影獎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

面對一座座金色的獎杯，面對一本本紅色的證書，她說：我不是“大家”，也不是“大師”，更不是什么“明星”，我就是我，一個普通演員，一個革命戰士，一個人民的文藝工作者。

她，就是我們敬愛的于藍媽媽。

庚子年春節，與病痛做了一年多斗爭的她，忽然進入昏迷狀態，一度還很危重，網上甚至傳出了她去世的假消息。然而，她和自己主演的電影當中那些主人公一樣，堅韌不拔，昂首不屈，在疫情肆虐的季節里，她就像一枝紅梅，頑強地挺立著……

前些天，我和她兒媳通電話，得知老太太竟然能喝點米湯了，我真高興啊！正準備什么時候去看她，可沒想到，6月27號晚上，她長子田新新大哥泣告：媽媽21點07分走了……

猶如晴天霹靂！

不知道為何，那一刻，我腦海里忽然閃現出兩個形象，那就是：周蓮和江姐。

于藍媽媽的代表作品是《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片中，她扮演的英雄母親周蓮和巾幗女杰江姐，是深植國人心中經典的銀幕形象。

不過，走下銀幕的于藍媽媽，卻是那么低調。她一生謙遜，不愛張揚。她多次說，你們不要把我當成江姐當成周蓮，我只是在她們的精神感召下，扮演了她們。我于藍有今天，一靠黨的培養，二是沾了這些黨員先烈的光！

獨有一樁事讓她永遠驕傲： 我和我們黨同齡，生于1921年……

前年，上影集團85歲的老演員牛犇同志入黨，適逢 “7·23”，是黨的一大召開的紀念日。我請牛犇老師到中影股份公司給大家上黨課。牛犇一到北京，先去位于黃亭子的兒童電影制片廠舊宿舍看他的“長輩”——電影《龍須溝》中，于藍和他合作過。快80年黨齡的老人和剛入黨一個月的老人，相擁而泣，當即，于藍給牛犇寫下了一句話：“牛犇同志，你是不忘初心的優秀黨員！”牛犇激動地說道：“這好比是‘岳母刺字’啊！”而于藍老師神情卻變得嚴肅起來：“不，銀幕上，我們是好搭檔，現在你是黨員了，我們就是好同志！”

兩位老藝術家一同到了中影，在黨旗下，引領著同志們重溫入黨誓言，于藍媽媽把誓詞念得鏗鏘有力，振聾發聵。那情那景，讓人動容。

于藍媽媽的晚年一般都宅在家，打電腦，寫大字，除每天下樓鍛煉、散步一小時，不輕易出門，可我請她參加公益活動，特別是為少年兒童電影，下農村去工廠進校園，她必到，哪怕坐輪椅也要來。見了我，口稱“江平同志”，跟別人介紹，總說“這是我領導”。我說，您是參加過抗戰的老革命，我是晚輩學生。她很認真地回答：“你是中影股份總經理，我是中影演員，這上下級關系是組織原則，不能亂的。”

生活中，我倆親如母子，這么說吧，我從上影調北京工作17年，每年6月3日，我從沒忘記，都會和大伙兒一起張羅著給她過生日，人最多的一次，是她97歲，百之眾，不吃公款，青年演員佟麗婭和孫茜掏腰包出餐費，我忙乎牽頭；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她，保姆，我，我們仨在病房。

80歲之前，于藍媽媽從來不讓別人給她過生日，她說：“我是黨員干部，不興搞拜壽這一套。”可是耄耋之年，她卻悄悄對我說：老了，有時候想想，生日那天該過還是過吧，別吱聲，叫幾個要好的同志，一塊聚聚，吃個蛋糕，吃點面條，唱個歌，就行了。有一條要記牢，不許花費國家的錢，不許搞大吃大喝。

我明白于藍媽媽的心。她惦記曾經跟她同甘共苦過的老戰友們，她牽掛那些還在一線奮斗的老電影人，她還想借機會跟大家了解電影創作生產的情況和形勢。于是，我們就這樣定了，每年6月3日小聚，自己花錢，有時也湊份子，從橘子水升格到橙汁，從時尚的鮮奶西點取代老式麥琪淋蛋糕……20年！唯一不變的，那就是唱一樣的歌：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我和老太太有近40年的交往。

我認識她時，正好她60歲生日差3天。1981年6月1日，她在北京電影制片廠車棚改造的幾間破平房里，創建了中國第一個也是如今全球唯一的兒童電影制片廠。那天，文化部召開兒童電影制片廠成立大會，她從領導手中接過掛著紅彩球的白漆黑字的木牌，歡天喜地扛了回來。當時，我只是演群眾甲乙的“小把戲”，遠遠地望著叔叔阿姨媽媽奶奶們在那里掛牌，好生羨慕啊，沒想到，若干年后，我也擔任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的廠長。于是，2008年，當我導演少年勵志電影《尋找成龍》時，于藍媽媽友情出演只有三句臺詞的路人甲，來為新人張一山跑龍套。劇本籌備的時候，我就讓她先審看，老太太一個勁兒地說：”要向善向上，歡樂喜慶，兒童電影不要搞得哭哭啼啼的，不要去展現所謂的社會陰暗面，要陽光，要積極。”

我大著膽子問：“您能給我們串個小角色嗎？”

她回答：“為什么不能？我是黨員，聽組織的！”

她說這話的時候，特別平靜，一點沒有喊口號的感覺。我堅信，于藍媽媽的真誠是發自內心的，因為我聽說過，上一回拍兒童電影《二十五個孩子一個爹》，一場戲，劇組給了她兩萬塊酬金，她說她一輩子沒見過這么多的錢！一轉手，她就把錢捐給了希望小學。

拍戲頭一天晚上，于藍媽媽打來電話：“導演，我好像有點感冒，怕明天誤你的事，能不能再請一位同志？”

按照她的意思，我立刻請了陶玉玲老師，沒想到，第二天，于藍媽媽也到了現場：“我吃了退燒藥，覺得問題不大，想想還是來吧，萬一用得著我！這不，我還把保姆的衣服帽子給穿上了，這挺像一個問路的農村大娘吧？”

我當時特別感動，把原有的六句臺詞掰成兩半，她倆一人三句。拍的時候一氣呵成，居然沒有停頓。張一山告訴我：“太了不起了！兩位奶奶剛才在那兒，這幾句臺詞，來來回回對了十幾遍！”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張一山說，原來都不知道于藍是誰，做了“功課”，頭一天突擊看了《烈火中永生》，才曉得，她就是江姐！她就是中國兒童電影的老祖母啊！

是的，她還創辦了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每兩年一次。全球的兒童電影工作者，都仰視這位終身奮斗的老祖母，因為從60歲開始，她全身心地撲在了兒童電影事業上。一日，天寒地凍，同伴手忙腳亂地關大鐵門，不小心把她的手夾在其間，送到醫院，只見無名指上掛著半截手指頭。醫生說可斷肢再植，但必須歇一兩個月，老太太急了，一咬牙一跺腳，將半截手指連皮帶肉拽下扔進垃圾桶，抹碘酒，纏紗布，回家！為啥？第二天有部兒童電影要開機呢！

我在上海工作時，曾經擔任過兒童片《胖墩夏令營》的總制片人，請老太太當顧問，送審時發現，字幕員把“于藍”寫成了“于蘭”。我和同事楊玉冰、孫雪萍商量，最后一本拷貝重做，老太太一聽說，頓時急了：“不改，動一個字，多花上萬塊錢呢！”

晚年的于藍媽媽腿腳不利索，可她知道，兒童電影經費少，每次參加各種開機關機活動，只要去外地，都不允許我們買頭等艙，有幾次，已經買了頭等艙，她跟我們著急，我們告訴她是打折的，說才三折，90多歲的她才肯上飛機。

她每次都把輪椅帶著托運，我們告訴她，機場可以隨時安排，于藍媽媽說：不能給別人添麻煩，我從到延安那天起，接受的教育就是為人民服務，我怎么能讓別人老為我服務呢？

于藍16歲時，日本鬼子侵占北平，受過良好教育的她，待在家躲避戰亂。有同學介紹她到日偽的機關里做事，掙金票，而她卻選擇了投筆從戎，抗日救國。從北平到延安，冒著危險，排除萬難，步行50多天，走爛了3雙鞋，終于來到革命圣地，雙手摟定寶塔山。穿上了八路軍軍裝，她牢牢記住了戰士登記表上的那兩句話：“做中華民族優秀兒女”， “對革命無限忠誠”。18歲時，她在黨旗下舉起了右拳，立志要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參加了魯藝，到人民中間去，向人民學習，為人民演出。延河邊上，她找到了終身的革命伴侶，也就是后來在電影《英雄兒女》中扮演王芳爸爸的田方——北京電影制片廠的首任廠長。

從延安城下，走到金水橋邊，于藍一刻不停地在路上，這一走，就是80多個春秋。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她被國家授予“最美奮斗者”稱號。在病房，大家給她報喜，她耳背，聲音也就高：“我為革命貢獻太少，而黨卻給我太多，我不踏實啊！”那聲音，震驚了樓道里的醫生護士，也感動著來看她的每一個人。

前年，中影股份為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拍攝公益片《一切如你》，這是一部用10個片段組成的電影，導演請于藍老師出場10分鐘，演劉佩琦的媽。3天的戲，97歲的她毫不怠慢，鉚足干勁，一整天就拍完了。拍戲的現場，攝制組專門準備了救護車，防止這些老藝術家們有個頭疼腦熱的。于藍老師看見了，樂呵呵地說：“不怕不怕，如果死在現場，那就是做人民的文藝工作者的最大光榮，那就算是革命到底了。”

2018年盛夏，她忽然在家摔倒，住院后，記憶力嚴重衰退。去年，兒子田壯壯導演過生日，她都不認識他是誰，可《一切如你》的年輕導演去給她看樣片時，老太太居然仍記得臺詞：“兒子，吃桃酥……”

我們去探望她，很多熟人，她都分辨不清了，唯獨問我：“江平同志，咱的兒童電影拍完了沒有？”

……

今年，因為疫情嚴重，怕交叉感染，我們不敢去醫院，委屈了老人家幾個月在病房孤身奮戰。

如今，她走了，也許是去天上，和她的老伙伴們一起討論劇本了……我想，她的電影永遠沒有拍完，她的心，她的血，她的根，她的一切，永遠都融入了鮮紅的黨旗之中。

她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