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彪先生28萬字的報告文學《達浦生評傳》（此書為2014年中國作家協會重點扶持項目）。因達浦生大阿訇是南京人，加之李健彪先生也曾來南京查閱資料和調研，我作為時任南京伊斯蘭教協會會長參與了全程接待和安排，故了解《達浦生評傳》的寫作過程，并有幸第一時間獲贈此書，閱后頗有感慨！

眾所周知，文學的本質是人學，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并將個體的人與整個社會價值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進而影響人、教育人、啟迪人生，一直是文學的主要任務。《達浦生評傳》以章回體創作的方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少數民族愛國宗教人士的典型形象。

達浦生（1875—1965）是中國伊斯蘭教現當代的大阿訇、知名的民族教育家和具有國際聲譽的社會活動家。抗戰期間，64歲的他自費赴海外宣傳抗日，歷時8個月，受到埃及國王、沙特國王和巴基斯坦國父的接見，發表了長達100多頁的《告全世界穆斯林書》，揭露日寇的侵華罪行。新中國成立后，他受周恩來總理的委托籌建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和伊斯蘭教經學院，并兩次擔任中國朝覲團團長，82歲時以周總理顧問的身份出席萬隆會議，后又多次率團出訪，擴大了新中國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見和高度評價。位于南京的達浦生紀念館，早在2006年就被國家民委命名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教育基地”，2011年又被國家宗教局命名為“全國第一批宗教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達浦生是一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非常強、又非常愛國愛教的大阿訇。抗戰爆發，他說：日寇屠殺中國人時，不會區分你是回族還是漢族，所以只要是中國人，都應奮起抗日。1938年2月，當埃及國王法魯克在王宮接見并宴請達浦生時，達浦生對國王講：“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共赴國難，咸存玉碎之心，不為瓦全之念，日本雖強，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國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樣地熱愛祖國，抗御暴敵，不愿為日本人之奴隸。或直接持戈參戰，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攜手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國王聽后贊嘆不已，明確表示全力支持中國抗戰：“最后勝利一定是屬于中國的！”回族群眾高漲的抗日熱情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1940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成立回民文化促進會，由林伯渠、謝覺哉和邊區回族各界人士30余人擔任理事，發揚回族優良文化傳統，共同致力于抗戰救國大業。

在《達浦生評傳》中，有名有姓的回族人物將近200位，盡管許多回族人物今天已經鮮為人知，但作者通過對達浦生生平的回顧，不僅展現了達老豐富的人生經歷，而且真實再現了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后回族社會百年變遷的歷程，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回族人民熱愛祖國、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家國情懷和感人事跡，書中披露的許多細節令人難忘。比如，1938年7月,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受各界救國聯合會委托訪問埃及，他在《海外的故事》一書中寫道：“他們(指達浦生等人的學生)所進的學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學府——愛資哈爾大學……他們在勉強的生活費中，還提出一些錢，在海外對侮辱祖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作強烈的抵抗宣傳。”陶行知還寫下了他最受感動的場面：“到了埃及，還有一件事是我印象最深的。在尼羅河畔陽光籠罩下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傳向沙漠的邊際去。這是三十一個中國回教徒留學生發自內心的歌聲。誰也不曾想到，在這個古老的沙漠里，聽到我們民族的吼聲……”陶先生被海外回族學生的愛國熱情深深地感動了，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巍巍金字塔，浩浩尼羅河。法老如猶在，驚醒問誰歌?” 這里所展現的就是根植于回族留學生心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回族千百年來傳承的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愛國主義精神。

達浦生是一位教育家，教育救國是他畢生的追求。作者李健彪長期從事政協文史工作，資料積累厚實，故能以豐富的口述史塑造人物生動鮮明的形象。書中他記述了達浦生的孫子達杰的回憶：“在任平涼隴東伊斯蘭師范學校校長時，老人明知某些教師是共產黨員，但對他們的抗日進步活動不干涉，甚至暗中支持，老人對黨是有感情的。”達杰曾問達浦生老人：“創辦平涼隴東伊斯蘭師范學校，為什么要去西安‘八辦’聘請教師？”達老回答：“因為他們愛國抗日。”正是這種樸素的認識，使達浦生在多次的人生抉擇中，能選準方向，實現他的人生理想。

實際上這本書并不好寫。達浦生一生跨越三個歷史時期，經歷非常豐富，并始終是宗教上層人士的代表，有人說他是“三朝元老”，如何準確把握他在不同歷史、政治背景下的言行確實不易。所以深厚的學術積累和政治、政策的理解力、洞察力成了創作這部人物評傳的關鍵。身為中國作協會員的李健彪曾在宣傳部門工作16年，同時又有民族學博士的學科背景，擔任著副省級政協社會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從而使他在寫作時，對宣傳導向的把握、對政策的理解都比較到位，送審時也贏得了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充分肯定。再加上作者的祖父與達浦生又是世交（抗戰期間達浦生攜家人在西安居住近10年），這些綜合的條件和素質為他成功寫好這部人物傳記提供了可能。令人欣喜的是，作者詳實的資料考證和田野調查，解決了不少學術界長期以來困惑的問題，該書的權威性也為學術界所重視。

《達浦生評傳》彰顯了一代民族宗教界人士愛國愛教的情懷，它描寫細膩、生動，表現了主人公的隱忍、無奈、苦楚和胸懷，揭示了他不同時期豐富的內心世界和使命追求；它評述客觀公正，從歷史的維度出發，不神化，不溢美，善于把人物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去展現，通過生動的人物塑造，成功地表現出風云變幻的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中，一個回族宗教人士如何將自己的人生與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從而實現了人生的價值，為祖國、為人民作做出了貢獻。在書中，達浦生清醒的大局意識令人欽佩，在（祖）國與（宗）教同患難之際，他沒有屈從日寇的淫威，年過六旬仍率先為國挺身而出，漂洋過海，不辭勞苦，因為他深深地知道，沒有國就沒有教。在國與教面臨新的征途面前，年已八旬的他仍積極為國效力，民間外交取得顯著成效，為共和國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可以說，達浦生鮮明的家國情懷在書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呈現。

達浦生是一位杰出的伊斯蘭文化的思想家和學者。他的30萬字的《伊斯蘭六書》，代表了當時中國伊斯蘭教學術界的最高水平，達浦生也因此與胡適、馮友蘭等人一起被海外學者列入現代中國十大哲學人名單。之所以將達浦生列入其中，給出的原因是：達浦生是“中國伊斯蘭經漢雙修的人物，其《伊斯蘭六書》將指導代代的中國穆斯林”。應該說，海外學者的這種認識和判斷是非常準確的。但要解讀這樣一位伊斯蘭哲人的思想，對常人而言無疑是困難的，而李健彪在書中卻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任務。

人類文明因多樣才有交流互鑒的價值。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通過這部人物傳記，可以生動形象地了解在中華大地存在了上千年的伊斯蘭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人物傳記是了解回族和伊斯蘭文化的一個很好的窗口，對促進當前的民族團結、宗教和睦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