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湖南苗族作家向本貴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作《兩河口》（《民族文學》2020年第1期），取得了新一年創作的開門紅。這一厚重的作品著力關注與思考了城市化進程給我國城市郊區農民帶來的巨大沖擊，在表現與探討城郊農民身份轉換、展示城郊農民生活新前景等方面顯示出許多新的亮點。

作品的一個突出亮點，是對農村城市化進程做出了理性的思考并給予了溫情的文化關懷。伴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日新月異，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就城市規模而言，大、中、小城市面積普遍成倍增長，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在迅猛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郊區農村的城市化及相應而來的城市郊區農民的市民化，逐漸演化為一種規模宏大與新的社會生活潮流。有鑒于此，許多作家積極融入時代，堅持為人民寫作，積極關注中國農民的生存命運，并及時在寫作中關注城市化進程給中國農民生存命運帶來的沖擊。《兩河口》思考與嘗試回答的時代命題，是中國農民如何應對城市化潮流的問題。兩河口村處在我國大西南交通樞紐城市——大鵬市龍坪縣，是一個有著2500余人、3000多畝耕地、靠種植大棚菜與開辦農家樂不斷走向富裕生活的行政村。市里為了響應國家開發大西南、一帶一路建設戰略決策，決定在兩河口建設一個集生產、加工、集散與流轉于一體、西南五省周邊地區最大的商貿物流中心，兩河口村很快就會成為歷史。由于時代的發展，向本貴在作品中對農村城市化進程的理解與20多年前的賈平凹寫《土門》時有了很大不同，也有了認識上的挺進。在《兩河口》中，鄉村城市化不再是《土門》中城市盲目擴張對鄉村帶來的無情擠壓，而是國家實施戰略決策、興邦惠民政策給西部城郊鄉村現代化帶來的難得歷史機遇，也是進一步改革開放、實現鄉村社會轉型的歷史需要。對國家的經濟戰略布局，兩河口村民給予了充分理解與鼎力支持，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拆遷工作完成之順利出乎領導的預料。雖然，與仁厚村村民一樣，兩河口村村民深懷著對土地和生存家園的眷戀，從心理與情感上對搬離家園有太多的不舍，但他們還是理智地接受了這一巨大的生活變遷，選擇了與時俱進。在這里，向本貴寫出了新世紀中國農民的善良與識大局、顧大體，寫出了中國農民與國家共命運的博大心懷。

《兩河口》的另一寫作亮點，是寫出了城市郊區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轉換身份、破繭化蝶的壯麗歷程，展示了他們尋求幸福新生活的光輝前景。向本貴清醒地認識到，農民一旦失去了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他們的生存勢必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首當其沖的問題便是就業或飯碗的問題。而緣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家現階段也無法包攬城郊拆遷農民的所有問題，尤其是就業問題。這樣的話，轉變觀念，勇敢地告別過去農民的身份，在政府與社會的支持下自主創業，在城市化進程中尋找新的生存空間，以新市民的身份擁抱與開創未來，成為城市郊區農民的生活抉擇。盡管這一過程會極其不易，尤其是會經歷轉換思想與生活的陣痛，但勢在必然，無法逃避。實際上，執政為民是黨和政府的宗旨，政府時刻都在關心群眾的利益。政府實施城市化決策不但是惠民政策的體現，也為城市郊區農民實現身份轉換、尋求新的生存方式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品的一個重要文學貢獻或收獲，便是寫出了兩河口村民在這一過程中“華麗的轉身”。搬遷之后有一段時間，兩河口村民除個別人（如伍福安）之外，大多陷入了生活與思想的雙重困境，一度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他們要么打牌賭博，乃至輸掉了政府下發的大部分拆遷費，要么從事一些文化、技術含量低的苦力活，收入微薄。如果不是老支書為制止賭博而死亡，許多家庭都存在賭博引發的家破人亡的危險。但這些是他們暫時不適應城市化生活環境的表現，是他們走出傳統習慣和心理陰霾必需經歷的艱難過程。終于，生活的轉機不約而至。原來的種糧能手楊廣文改行做了瓦匠與石匠，很快在土建工程中積累了經驗，成為土木工程公司經理。復員軍人出身的村支書與村長丁有旺一度靠拉板車為生，很快也在丁行長、原縣委書記、商貿物流中心趙同生主任、楊杰副市長等人的啟發、關心與支持下，成立了兩河口廣告裝璜公司，擔任總經理，在資本運作、人才招攬、工程策劃與企業管理等方面知識陡漲，再次迸發了自己見多識廣、組織與號召力強的優勢。其他村民有的（如周金珂、美美）開辦了水上樂園、商鋪等等，有的甚至做起了電商，把本地土特產銷往全國大都市。這無疑是中國農民的新時代蛻變。在《土門》中，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讓仁厚村村民對于城市的老板、經理抱著難以動搖的抵觸心理，他們因此在生活的十字路口舉棋不定、徘徊不前；而《兩河口》中的兩河口村民則勇敢地拋棄了傳統文化的糟粕，積極接納新思想、新文化，選擇了與時代同行共進，也迎來了新的幸福生活前景。向本貴在作品中多次用“華麗的轉身”來形容兩河口村民的時代蛻變與身份轉換，特別富于藝術的韻味，也由衷地表達了他對中國農民改革創新精神的高度禮贊。

除此之外，小說還表現了農村城市化進程中的其他重要主題并形成多聲部合唱，也能引發讀者的深思。比如，對于城市化進程，向本貴在理智上是十分認同的，尤其是高度理解與擁護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扶貧攻堅、一帶一路戰略決策，因而在作品中高度贊揚了兩河口村民對城市化潮流的支持與順應。但也看得出來，他對鄉村與鄉村文化也有著一種難以割舍的鐘愛之情。或許在他看來，無論是城市化、工業化還是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為人類帶來福祉，促進歷史進步，也可能會產生生態破壞等負面影響。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工業文明或城市文明也好，農業文明或鄉村文明也好，各有其所長，也各有其所短。只是在中國現代化特定背景下，城市化主導了社會生活的主潮。而全國大多數鄉村事實上則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保持著青山綠水的生態美。因而在描繪兩河口鄉村風光時，向本貴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渲染那種桃紅柳綠、炊煙裊裊、小橋流水、雞犬相聞的田園牧歌情調，仿佛在召喚鄉村生活的詩情畫意，也讓讀者久久沉浸在鄉村生活的優美、潔凈與恬淡之中。對于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兩河口吼龍，向本貴更是贊不絕口，大呼保護與傳承。對于原村會計伍福安的靈活經濟頭腦，向本貴進行了肯定，但對其金錢主義、人情淡薄、親情冷漠、短期行為與破壞生態環境的所作所為及其惡果，向本貴表示了嚴厲的批判，也顯示出他對城市化進程的警惕。對于政府領導與群眾魚水之情的動情書寫以及由此凸顯的作家為人民而寫作的赤子情懷、對于農村脫貧致富路上人才的培養與教育的重視、對于城市商貿往來中誠信倫理的倡導與呼喚，等等，在作品中都形成了強烈的聲音或情感力量，并大大拓展了小說的話語空間，強化了作品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