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云之南是多民族世代生活的福地，也是民間文學活態發展的沃土。中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學科奠基人鐘敬文先生曾說：“民間文藝，是民眾直接創造的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同時它還是各民族偉大作家創造的有力的影響者。”云南民族民間文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和傳承載體，在民族文化強省建設的道路上愈發顯現蓬勃生機。站在新時代，回顧云南各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過往，既是繼承歷史、觀照當下和面向未來的學術之旅，也是發揮人文學科助力社會發展的擔當之舉。

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源遠流長，對它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開始了。但毫無疑問，1949年“邊縱”隊員楊放對彝族撒尼人敘事長詩《阿詩瑪》的搜集，是一個標志性的節點。從那時起，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已走過70年春秋。一路走來，歷次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都在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的直接領導下，文聯、文化局、高校等多部門團結協作，工作隊員克服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深入農村，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走村串戶，拜訪民間歌手和祭司，從一個民族到多個民族，從神話故事到史詩歌謠等多題材先后被發掘、整理和出版，呈現云南民族民間文學百花盛開的景象。這一史無前例的搜集整理工作，激發了各族人民尋找民族“根譜”的熱情，在百花園中尋找本民族的“阿詩瑪”，各民族群眾的文化心理由之前的自卑變為自信。搜集整理工作既鍛煉了一批熱愛民間文學事業的大學生，更培養了本土的民間文藝人才，以康朗英、康朗甩等為代表的歌手為傳承發展民族民間文學起到重要作用。

一、全面搜集整理的黃金期：發現和發掘云南民族民間文學資源寶藏

20世紀50年代，云南省開展了3次有規模的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打開了云南民族民間文學資源大寶藏。這一時期，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中國作協昆明分會、云南省文化局、云南大學、昆明師范學院、云南省文工團等組成若干民族民間文學調查隊，深入全省各地發掘民族民間文學。例如，1953年，以云南省文工團為主力的圭山工作組赴路南（今石林縣）彝族撒尼人地區搜集整理敘事長詩《阿詩瑪》，美麗、善良的“阿詩瑪”形象從此深入人心。《阿詩瑪》的成功搜集整理，讓閃爍著“人民性”本質特征的云南民族民間文學走進了人們的視野，走向了世界，也極大推動了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1956年，又組織3個調查組赴紅河、大理、思茅、麗江等地區，并初步形成哈尼、白、彝、傣、納西等民族的民間文學情況報告，為后來撰寫各民族文學史打下堅實基礎。1958年，“新民歌運動”拉開序幕。云南省組織云南大學和昆明師范學院1955級學生、部分文藝干部和基層文化工作者組成100余人的7個調查隊，分赴楚雄、大理、麗江、德宏、西雙版納、紅河、文山等地，按照“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的十六字方針，對各民族民間文學做全面調查。彝族創世史詩《梅葛》《查姆》《阿細的先基》、納西族史詩《創世紀》、傣族敘事長詩《娥并與桑洛》、白族故事《火燒松明樓》等一大批民間文學作品被發掘整理，成為中國民間文學史上的經典。此后，云南省又曾幾次組織調查組對拉祜、傈僳、獨龍等民族的民間文學作品進行調查，更加深入、全面、系統了解各民族民間文學情況。

在全面搜集整理期間，云南民族民間文學的巨大寶藏從首次發現到資源發掘，從一個民族的文學搜集整理到多民族全面翻譯整理，從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到民間文學與宗教關系話題討論，都引起了巨大反響，呈現了云南民間文學百花爭妍的圖景。

二、選編作品的新時期：普查性搜集和編纂云南民間文學“三套集成”

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有力推進，得益于多方面力量的有力支援。在“前二十七年”，云南省委宣傳部部長、詩人袁勃，云南省文聯主席、學者徐嘉瑞等親自參與搜集整理，《逃到甜蜜的地方》《望夫云》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就是例證。云南省文聯（籌委會）兄弟民族文藝工作委員會、中國作協昆明分會民間文學工作部對云南民族民間文學遺產的搜集整理工作進行了指導和規劃。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1981年云南省民間文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云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正式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和云南省民間文學集成編輯辦公室等專業性的業務機構先后成立，為新時期云南民族民間文學的普查搜集和作品選編作出了積極貢獻。

從1984年開始，一場自上而下的云南民族民間文學集成編纂工作全面推行。云南省按照文化部、國家民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關于“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集成資料編輯體例要求，廣泛發動各地力量，全省各州、市，各縣、區都成立了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專門負責民間文學集成選編工作。歷時20年，共普查搜集到1億多字、300多部資料集，成為編輯集成的重要基礎。云南省成功編纂《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國民間歌謠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國民間諺語集成·云南卷》，共計600多萬字，于2004年正式出版發行。“三套集成”（云南卷）成為具有歷史文獻性、學術資料性和文學代表性的民間文學叢書，被譽為云南文化“長城”。

三、民族古籍翻譯的新世紀：書面與口頭民間文學共同發展

云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不僅以口頭形式傳播，還通過民族古籍文獻記載方式流傳至今。在云南的世居少數民族中，彝、納西、傣等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千百年來，這些民族不僅用口傳心授、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口頭民間文學，還用民族文字將之記錄在冊。因民間文學與民間信仰、祭祀儀式等息息相關，民間的知識分子兼宗教祭司，諸如畢摩、東巴和贊哈等成為本民族最權威的民間文學傳承者。改革開放初期，在“救人、救書、救學科”精神指引下，一批民族翻譯人才經過專業學習和培訓后，深入鄉村，向畢摩、東巴、贊哈等收集、翻譯和整理大量的民族文獻古籍和口傳古籍，成為云南民族民間文學的重要來源。云南省民族古籍整理辦公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麗江東巴文化研究院、紅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機構一直致力于開展少數民族古籍征集搶救保護工作。新世紀以來，《彝族畢摩經典譯注》（106卷）、《中國貝葉經全集》（100卷）、《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100卷）等先后出版，成為涵蓋民族神話、創世史詩、英雄史詩、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學多種類別在內的精品力作。《云南少數民族古典史詩全集》和《云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等，都是民族古籍文獻中民間文學精粹的匯編，為云南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學術參考資料。

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范圍“非遺”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2004年中國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隨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布實施，云南民族民間文學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和搶救工作走上法制化道路，一大批曾在黃金期搜集整理的民間文學作品被列入國家和省級保護名錄。例如，彝族敘事長詩《阿詩瑪》、史詩《梅葛》《查姆》，哈尼族的“四節生產調”、哈尼哈巴，納西族的《黑白戰爭》，拉祜族的敘事長詩《牡帕密帕》，阿昌族的史詩《遮帕麻與遮米麻》，佤族的史詩《司崗里》等，已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相應地，王玉芳、郭有珍、方貴生等一大批民族歌手、民間文藝人才，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有效保障了民間文學的活態傳承和發展。此外，在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中，昆明、大理、麗江等市、州的又一批民間文學經典入選，為“非遺”保護增添新的成果。

四、放歌新時代：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必將邁上新臺階

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對傳承發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工程”被列為重點實施項目之一。大系出版工程按照“科學性、廣泛性、地域性、代表性”原則選編，以省立卷，按體裁歸類民間文學作品及理論研究成果總結，到2025年，預計出版民間文學各類別的大型文庫1000卷，共10億字，并建成“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數據庫”。云南省以豐富的民間文學資源、多元的民間文學內容和多樣的民間文學文類，積極助力大系出版工程。2019年，《中國民間文學大系·神話·云南卷（一）》《中國民間文學大系·長詩·云南卷（一）》《中國民間文學大系·長詩·云南卷（二）》作為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向世人展示了云南民間文學的豐富性，進一步推動了全社會共同參與民間文學的發掘、傳播、保護與發展的熱潮。

搜集整理民族民間文學，是在筑牢民族團結的文化基石，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放歌新時代，云南民族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必將從全面發展走向輝煌絢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