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創作為時代奉獻了自己多姿多彩的繁華，其中涌現出一批精品佳制。但仔細爬梳我們這些年的累累碩果，透過圖書界某些浮華的商業包裝和批評界故作陶醉的虛夸，就會發現不少被“重磅推送”的名家或名篇似乎也不過爾爾。記得多年前文學批評家王光東曾在《文藝爭鳴》談到過新世紀文學的“思想能力”問題，其中涉及當代作家穿透現實、回應現實的能力以及相關聯的當代文學的思想性論題。今天，這些依然是文學創作和批評不得不直面的存在。

內在世界的潛流：現實感

毋庸置疑，內心的思想根據才是文學藝術根深蒂固的決定因素，而敏銳的現實感是我們思想的源泉

“現實感”一詞取自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的《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這本著作探討了近三個世紀以來主導歐洲歷史發展的一些核心觀念和主題，例如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潮流的興起與流變，例如浪漫主義所激起的激進文化革命等等，展現出伯林淵博的學識和發人深思的洞察力。

其中一篇專論是《現實感》，按照這篇文字的邏輯，我們每個人或每個時代都有兩個層次，一個是顯在的共性的規律性的普遍存在，一個是與情感和行動水乳交融難以區隔的隱秘的存在。前者偏于“表象”，人們容易掌握和概括；后者更為本質和深入，恰恰成就這個時代的獨特價值和意義。

伯林認為，在對“隱性”層面的認知和解讀上，藝術家包括小說家比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更了不起，他們能夠像歷史學家一樣一點點剖解、構造出一個時代或一個個體“獨特經驗的傳神肖像”——這不是簡單地做一張概括性符號的X光片，而是復活一段過去的歲月。這種獨特的能力，源自文藝家靈敏的現實感。艾略特也曾經指出，偉大的史學家、小說家和某些藝術家能夠比一般人更多地直面現實，他們內在的現實感是“無可取代”的，也即他們不僅看到表象的、規律的，還看到了更為深邃的“底層”。作為一種柔性的社會構建力，這種潛在的“審美力量”或許比強暴的權力、殘酷的戰爭、機械的宣傳更為有力。

人類的思想力量總是在膨脹和緊縮間交替。當想象力過于泛濫，它就會向縝密和深邃、邏輯與嚴謹轉向，或許也會出現一個宏大的敘述重建我們對創造的信仰；一旦當描述變得過于程式蒼白、單調乏味，人們就開始訴求藝術的繁茂回歸，就更容易呈現多元的、紛紜的表達姿態。

毋庸置疑，內心的思想根據才是文學藝術根深蒂固的決定因素，而敏銳的現實感是我們思想的源泉。當我們面對當前的文學創作和批評，有時會感到無力：寫作泡沫化，各種作品榜單琳瑯滿目卻可能經不起審視的目光……這構成了當下文學一種“虛胖”的景觀。

現實感不是現實，也不是現實主義，但一定是對“此在”的深入抵達——哪怕他是在書寫一段過往，即便只是一場虛構，也一定是對“此在”真實的深刻表述。作家現實感的消減造成的思想疲軟已成為一種征候。這表現為創作的觀念化、自我復制、空乏冗雜。于此征候之下，文學的大樹則難以繁育出新的生長點。

文學生長點：豐美與遺憾

新世紀文學思想性不足的問題造成的整體性思維固化等問題，使得能夠枝繁葉茂的文學生長點不多，甚至一些成果不俗的創作類型也日漸被詬病

當然，新世紀文學創作不乏新的生長點，例如與發展主題密切相關的生態文學，例如鄉下人進城的“中國經驗”書寫，例如具有濃郁“在地性”的宗教文化文學，這些都是當下文壇不可或缺的豐美收獲。

但新世紀文學思想性不足的問題造成的整體性思維固化等問題，使得能夠枝繁葉茂的文學生長點不多，甚至一些成果不俗的創作類型也日漸被詬病，例如頗具主流意味的官場反腐小說和報告文學，觀念化、程式化日趨嚴重，有的幾乎可以和“手撕鬼子”的套路相媲美了。

如果盤點當下作家現實感不足、思想乏力的表現，我覺得以下幾個方面尤其明顯：

一是城鄉二元對立理念化嚴重，它不僅成為一種出發點，也成為一種目的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城市化批判由來已久，以沈從文為重鎮的“京派”文學是第一個高潮。沈從文敏銳感受到了中國傳統自給自足的農耕文明終將遠去，便以牧歌的情調重塑了湘西自在的邊地世界，在中國現代性起步的初期，其以生命為關注點的“另類”人文立場，成了現代語境下名副其實的浪漫派。今天審視“京派”，其價值正源于在“啟蒙的文學”和“革命的文學”之外，它賡續了意義深遠的“文學的啟蒙”，那些民族想象或者說文化想象顯示出獨特的審美魅力和價值，樹起現代文學史上一桿新鮮的旗幟。然而，一些步其后塵的創作者僅僅撈起京派文學“文化守成和現代性批判”的余風，忘掉了處身的這個時代現實的粗糲和尖銳，沉浸于營造古典田園主義美夢，呈現出個人主義的逃避傾向。在《倫理的歧境——新世紀文學“城市化批判”的精神歸趨》一文中，我曾經提出，“城市化批判”已成為新世紀文學重塑人文理想的一個重要路徑，但是當代文人面臨的文化抉擇更為艱難，城市化批判未能深入探查發展中的失誤與偏差即“唯發展”和“偽發展”，誤入“桃花”深處的精神歸趨將使心靈陷入深刻的倫理歧境。

二是鄉土作家對于真實的鄉村缺乏切實體認，更沒有深切的共情，對鄉土現實的主題發掘很不夠。作家不了解農村、農民、農業，無論是站在啟蒙的、批判的角度來寫民眾的“平庸”，抑或以鄉村代言人的角色為逐漸被城鎮“格式化”的鄉村農人發聲，總是難脫理念先行的說教意味，文筆、敘事上也粗枝大葉，不能深刻表達這個大移民時代農村那種“空心”的悲歡，缺乏對農民工進城后生活的真切體諒，創作主體的人性悲憫和未來憂思也不夠鮮明。幾年前，在參與撰著丁帆主持的《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時，我閱讀了大量寫鄉下人進城或新農村建設的文學文本，但幾乎找不到幾篇能以藝術的審美力量入木三分地寫透進城的鄉下人精神世界孤獨的仰望與期待的，也找不到幾個刻骨銘心的留守老人或留守兒童人物形象或一兩段富有“中國經驗”的故事——寫作兀自熱鬧罷了。

三是對于這樣一個商業、金融業繁榮的全球化時代，文學之筆顯得“束手無策”，這表現為專門書寫這一領域的作品甚為少見。像《子夜》那樣包含廣闊時代嬗變風云、文字上縱橫捭闔、現實感思想性突出的巨作暫付闕如。在一個資本占盡勝場的時代，我們無法深入書寫這種現象，我們的筆力難以抵達現實的復雜性，也難以從含混的現實中抽離出清晰的表述理念，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四是在傳統風俗回潮與宗教文化復魅的書寫中，像阿來那樣寫盡“在地性”風俗背后“生命蒼涼”的作家作品甚為少見，多半是作為對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一種概念化批判的對應物，欲望化的審美只是觸摸到了這場“魅性”復歸的表層現象，而非背后的思想文化邏輯，就更難以建構自己的主體性思想話語。

或許“人生而不自由”，文學亦然。但不能將一切無力都推給客觀、推給不得已，對有些題材、有些主題、有些真實的無感，其實就是當代文學現實感、思想力缺乏的主要表現。

文學的郊野：更需審美照拂

比起文學對主城區“新上海”的濃墨潑彩，廣闊的上海鄉村郊野更需要審美意識的照拂

一個多世紀以來，上海文學創造了無盡的輝煌，無論從作家作品的數量還是影響力看，都占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半壁江山。

文學批評家楊揚多年來始終關注新世紀上海的文學創作，他2014年出版的《浮光與掠影——新世紀以來的上海文學》對2000年至2011年間的上海文學成就做了整體梳理和客觀評價。上海文化基因一般被歸納為“三原色”，即紅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這三種文化流脈在上海交匯碰撞，滋養了這里豐腴的文學土壤，哺育出上海文學的兩條主線：一條是被賦予現代性意義的“大敘事”，也是“國家”與“革命”主題的不斷賡續；一條是具有東方性本土性色彩的“小敘事”，例如張愛玲、王安憶的民間敘事。在這些書寫中上海被不斷賦予新的象征意義，也成為鄉土中國現代想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多元的復雜的。在今年5月上海師范大學一場題為“城市文學的研究歷程”的演講中，《上海文學地圖》的著者張鴻聲提出“上海想象或論述”的三個關鍵詞，即表征國家進程的“鑰匙”、隱含西方性的“窗口”、區別于鄉土中國特征的“飛地”，這無疑是對上海文學及其相關研究的一個高度概括。

不過翻看上海文學史，總感覺還缺了點兒什么——上海，僅僅是那個從租界而來的作為東方明珠的大都市上海嗎？上海的精神存在閾，除了文學作品已然呈現的種種，是否還存在一個本然的“鄉下上海”？或許，很多上海人對此不以為然，因為上海的榮耀和超越感是建立在“現代性”之上的。當一座城市承載起一個國家的現代性想象時，人們或許會“忽略”這個城市地理空間的多樣性，但是21世紀以來，如果我們依然意識不到廣闊的上海鄉村作為中國城鎮化前沿的審美獨特性，這就是文學的現實感問題了。

和大多數外地人一樣，在來上海生活之前，我對上海的認知來自兩個方面——閱讀與差旅。一次次上海之旅，目之所及的無非是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交通、熙熙攘攘的人流……赫然地與那些書上得來的印象形成互文。直到定居滬上，我才驚訝地發現：原來上海有廣闊的鄉村、連綿的田野和未曾開墾的處女地。更不要說世界最大的河口沖積島、面積達1400多平方公里的崇明了，它是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中國特色農產品優勢區，也是上海人的重要菜園果園和糧倉。

上海被喻為“魔都”。在我看來，魔都之“魔”，不在于它“處處有商機，遍地是黃金”的繁華，最魔性的恰恰是上海的鄉村郊野。那個在曾經的主城區之外一直存在著的更為廣闊的“老上海”，是老上海人的故鄉，新上海人的花園，是上海綠色健康發展的底氣和戰略要地。

今天，“地方性”的上海鄉村正在面臨著城市化、“上海化”的過程——它有更古老的住民、更悠久的歷史，也有著更具變數的魔幻般的未來。上海主城與郊區這種核心與邊緣、中心與地方的雙向互動，就是中國走向現代的一個“城—鄉”鏡像；隨著市場經濟的刺激，上海鄉野郊區進市內做工的農民或就地轉化為服務產業工人的農民工也面臨著一個“離土”與“返鄉”的話題，別有一番酸甜苦辣；而上海又是一個開放性包容性極大的城市，離開上海去外地的、各地來滬的，“地方”中“人”的流動性不斷加快，且更為繁雜。除了“地方”與“人”的“中國經驗”外，上海獨特的“郊野”經驗特別值得關注，因為透過上海書寫的這一條“地方路徑”，可以重新辨析“文學上海”整體經驗的形成，還可以開拓中國新世紀文學創作和研究路徑的深度和廣度。但是，就像從中原厚土走出來的作家多是寫鄉土的大家，寫上海的作家似乎多是都市圣手——無論寫大空間還是小時代，無論寫洋房別墅還是寫亭子間蝸居，無論寫外灘風情還是弄堂掌故……這可能正是我拜讀上海文學時總覺得“缺了那么一味兒”的主要原因。如此廣闊的正處于急劇轉型期的上海郊野、村鎮和農人以及他們人生的“常”與“變”，如何在上海文學中登堂入室，我認為是上海文學家“現實感”的應達之地——鄉土中國的蛻變就在我們腳下，如果我們的思想力不能或不愿在此盤桓，繁榮了一個世紀的上海文學似乎還是相對“單調”了。

比起文學對主城區“新上海”的濃墨潑彩，廣闊的上海鄉村郊野更需要審美意識的照拂——說不定有一天，它就成了海上作家新的拓荒地和上海書寫新的生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