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結合敘事學理論和歷史哲學，提煉出《三體》三部曲的兩種敘述模式，進而對其創作實踐展開分析。《三體》的歷史模式以上帝敘述者的預敘、實錄及對接現實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呈現出一種“未來過去現在時”，顯明了“我們”的“時間性”，將消退的時間意識還原為了統一的有機經驗。《三體》的末日模式通過末日進程中的“文革敘述”、“交錯敘述”和“空間敘述”成功召喚出人類共同體，實現了對人類的整體性的呼喚。《三體》對整體性的追求及通過敘述模式將之轉換為文本實踐的能力，使其在中國當代文學格局中具有難以替代的重要位置。

一、引言

自2008年推出單行本以來，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1]便不斷掀起熱潮。這股“《三體》熱”從科幻圈開始，而后逐漸擴散至互聯網等其他領域[2]。在《三體1》英文版榮獲雨果獎之后，其影響更是呈現出現象級的爆發。具有表征性的事件是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引用《三體》闡述朝核問題[3]和劉慈欣當選為山西省作協副主席[4]。對于《三體》所引發的這一系列“事件”和作為“事件”的小說《三體》，學術界特別是文學研究界給予了足夠的關注。

早在2011年，王德威教授就有過“從魯迅到劉慈欣”式的高度評價[5]。撇開恰當與否不談，這一評價實際上提示了理解《三體》的一種方式，即將它放置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中來進行觀照。從該思路出發，許多論者都分析了《三體》相對于當代文學的“新質”，其中宋明煒的論述尤其值得關注。他認為：“相對于被他統稱為‘主流文學’的個人化或內向化、碎片化的當代文學”，劉慈欣自己的創作“還原了現代小說作為‘世界體系’（the world-system）的總體性和完整感”[6]。這一觀點在嚴鋒那里得到了響應——在嚴鋒看來，劉慈欣帶給中國文學的乃是“整體性的思維和超越性的視野”[7]。這類表述很容易令人想起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總體性”（Totality）概念。簡單來說，我們可以根據詹明信對盧卡奇《小說理論》的評論——“這種作品可以使生活和經驗被視為一個總體：它的所有事件，所有部分事實和要素，都作為一個總體過程的部分而得到直接把握”[8]——來理解這一概念，即它呈現為一種有機統一的意識趨向，并使得我們能將整部作品的內容、形式及其對應的生活理解為一個整體。而從馬克思主義闡釋學的角度來看，它同時也意味著對“破碎的當代生活中客觀存在的區域”的“超越”[9]而非取消。由此返回當代文學的脈絡，我們便可發現，雖然當前的文學創作呈現出繁榮的“眾聲喧嘩”局面，各種類型化寫作與情感性表達肆意奔流，但它們所對應的不過是“破碎的當代生活”中各自封閉的某個側面。無論從哪個“聲部”出發，我們都無法完整地理解當代的生活與世界，因此，對于“破碎”的“超越”勢所必然。正是在這一破碎成無數“小宇宙”的當代文化語境中，《三體》的整體性[10]之意義才凸顯出來。然而，整體性的意識表達并不能憑空呈現，它必須以一定的方式貫徹于小說文本之中。針對這一點，宋明煒的回答是其“創世史詩色彩”[11，即“像上帝一樣創造一個世界再描寫它”[12]。然而這種解釋并不充分，因為“創世”的方式在科幻小說、網絡小說中均很常見。因此我們要追問的便是：《三體》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將對整體性的追求轉換為了一種文本實踐？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僅要知道《三體》講述了什么，更要明確它是如何講述的。換言之，我們要討論的是《三體》以怎樣的敘述方法組織起了整個三部曲，并在此過程中完成了對整體性意識的實踐與召喚。由此，筆者擬對《三體》的歷史模式和末日模式進行分析。這不僅因為兩種模式都作為貫穿三部曲的總體敘述模式而存在，更因為它們皆與《三體》的整體性文本實踐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視其為把握《三體》的“整體性”的關鍵形式，并以此確定這部小說在當代文學中的獨特位置。

二、歷史模式：“我們”的“時間性”

《三體》又被稱為“地球往事”，其命名提示了劉慈欣的某種創作沖動：“希望把小說寫得像是歷史學家對過去的真實記敘”[13]。正是這一思路，造就了《三體》的歷史模式。把小說故事當作“歷史”來進行書寫，這在科幻文學中并不少見。有論者指出，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實際上承接了海因萊因、阿西莫夫和田中芳樹諸人書寫“未來歷史”的科幻文學譜系[14]。然而，劉慈欣《三體》中的歷史模式與海因萊因等人的“未來歷史”并不能等同。對這一點，我們且從《三體》的敘述者說起。

在《三體1》和《三體2》中，只有一個敘述者，其敘述模式是全聚焦的，即“敘述者所掌握的情況不僅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個人物，知道他們的過去與未來，而且活動范圍也異常之大……既在人物之內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人物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但又從不與其中任何一個人物認同”[15]。換言之，這種模式里的敘述者是上帝式的[16]，其敘述視角能夠任意變動（但敘述者并非全知，因為其敘述視角雖然能在人類甚至是在歌者之間遷移，但卻不能進入三體人中[17]）。到了《三體3》，才在前兩部的上帝式敘述者之外出現了第二敘述者程心。此前常有論者認為《三體3》的故事是由程心敘述出來的[18]，這顯然是種誤解。因為第二敘述者的敘述模式是內聚焦式，其“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樣多”[19]，所講述的故事只出現在以節選方式呈現的《時間之外的往事》（下簡稱《往事》）中，而《三體3》的故事仍由上帝敘述者進行講述。由此，我們便可明確，《三體》前兩部中只有一個上帝式的敘述者，《三體3》中則有上帝式敘述者和第二敘述者（程心）兩位敘述者。這種配置成為了《三體》敘述模式的重要基礎，而其發揮作用的方式則是敘述干預[20]。

《三體》的敘述者從來不安于直接講述故事，總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敘述干預來中斷或填充敘事進程。在《三體2》中，上帝敘述者用了近十六頁的篇幅來講述不到一小時的“末日戰役”，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敘述干預。這些干預非常有特點，比如“在后來對艦隊傳出的浩如煙海的巨量信息的分析中，人們發現最早的接近真相的分析是由亞洲艦隊的兩名低級軍官做出的”[21]，此句預先敘出將來發生的事情，從而實現了對當下事件的評論干預；又如“以下是他們的通話記錄”[22這類表達，以直接引用的方式來呈現戰場情況；再如“在二十世紀的海戰中，當敵方艦隊出現在海天一線時，甚至有時間把所有艦長召集到旗艦來開一次會”[23]，則借引入20世紀海戰的情境來與當下的太空戰進行對比，以突出二者的巨大差異。實際上，通覽整部《三體》，這種“末日戰役”式的敘事干預并不鮮見，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可以說構成了其敘述模式中最耀眼的“景觀”。正如“末日戰役”的敘述所標示的，這一“景觀”主要由三類敘述干預支撐起來。

第一類敘述干預通過預先敘出將來發生的事情以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補充性評論，我們可以稱之為“預敘”。在小說中，有的預敘比較明顯，如“半個世紀后，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1969年的這一事件是以后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24]，用明確的時間標志提示未來視角；有的則比較隱晦，如“不管后來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們如何描述，當時的真實情景就是這樣平淡無奇”[25]，并未直接講述未來發生的事情，但其中卻暗含了以后將會發生的情況。

第二類敘述干預可以視為一種指點干預[26]，敘述者通過干預告訴讀者正在呈現的某部分內容是某類“真實記錄”，于是緊接著便是對新聞報道[27]、解密文件[28]、庭審記錄[29]等的“原文”引用，這種方式可以稱為“實錄”。與預敘類似，有的實錄表現得也比較隱晦，比如“從‘夏’號傳出的圖像中，人們看到了一個殲擊機機庫”、“從傳回的影像上看……”[30]等例子，雖然并未直接引用某種“原文”，但卻暗示著一種有憑有據的真實性，故亦為“實錄”。

最后一類是經由引入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過的人或物、發生過的事件等，對當下情景進行的評論干預，可以將其稱為“對接現實”，如“1961年死于空難的哈馬舍爾德絕不會想到默思室里會有他這樣一位面壁者在發呆”[31]、“庫克船長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全人類會聚集到這塊曾經無比空曠的陸地上”、“歷史上地球各大文明都曾出現過城邦時代，現在，城邦世界在太陽系外圍再現了”[32]等皆是此類。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三體1》發生的時間與現實生活重合，所以在《三體1》中未見這類干預。此外，在整個《三體》中，“對接現實”還通過敘述干預以外的方式進行，比如通過人物視角道出的“對接現實”的物事便有：中國移動、巴拿馬運河主權交接、中國工商銀行、鄧世昌、《再見列寧》、西柏坡、匯源、妮可·基德曼、華爾街股票交易大廳等。

顯然，這三類敘述干預有著某種深刻的意圖指向：預敘提前敘出未來發生的事或將來的評論者對當前事件的看法，其作用并非是為了制造懸疑[33]，而是不斷提醒讀者現在“正在發生”的是“已然發生”的事；并且，這一所謂“已然發生”不是個人的回憶，而是被群體（“人們”）或某種權威（“歷史學家”）所確證的“歷史”。換言之，《三體》的預敘喚起了這樣的意識：“正在發生”的是“歷史”，而“歷史”也“正在進行”。“實錄”的方式在中國的史傳文學中十分常見[34]。《三體》的敘述者以指點干預召入“真實材料”，模擬出“實錄”語境，這種頗類“檔案”的呈現模式一方面指向真實性，為歷史的敘述提供首要的物質證明[35]；另一方面，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言，它“使我們與純粹的歷史性接觸”[36]，因為在“檔案”這種形式之內，“已完成的過去和過去在其中延存的現在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才能被克服”[37]。也就是說，“實錄”不僅證明了歷史的“真實”，更將這一真實的“歷史”喚回到當前。于是，經由預敘和實錄，“正在發生之事”被指認為“已然發生”的“歷史”，故而當下的敘述就成為了對“歷史”的“重述”或“追述”。在保羅·利科看來，正是這種“重述”(repetition)規定了所謂的歷史性，生命的延展在其中被著重強調[38]。這意味著一種統一的而非分離的時間意識被建構起來。并且，歷史性的時間意識經由“對接現實”的介入獲得了更多的意涵。“對接現實”通過引入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與事，將《三體》的想象世界混淆于作者/讀者的經驗現實，以此暗示讀者，“正在發生”的“歷史”實際上是“我們”的“歷史”。恰是在這一層面上，敘述方面的“重述”可以被理解為海德格爾意義上的“重演”（Wiederholung）[39]。重演并不是對過去的重復，而是“把此在本己的歷史性對此在公開出來”[40]。這意味著由“對接現實”召喚出的“我們”/此在，不過是藉由重演顯明了自身的歷史性；而這里的“歷史”也不再是“已然之事”，而是一種演歷（Geschehen），即“歷史的追問是追問仍在演歷的東西，即使這種東西表面上已經過去了”[41]。由是，傳統意義上的“過去”與“現在”全都歸于敘述的重演所公開出的歷史性中，而歷史性則根源于“我們”。換言之，經由三種敘述干預的共同運用，“我們”的“歷史性”便被顯明出來了。

《三體3》中程心作為第二敘述者出現，實際上分擔了上帝式敘述者的一部分功能。在《往事》中，因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記憶”[42]，程心自述其寫作“缺乏歷史的嚴謹”[43]。但從《三體3》中“節選”的《往事》來看，程心的寫作恰恰不是一種“自己的回憶”——只有最后出現的《責任的階梯》一節里，程心才簡單回顧了自己的成長歷程，在此之外，她所展現的完全是理性化的筆觸，力求以此呈現出對“歷史事件”的“客觀”分析與評論，在爬梳“歷史”因果的同時闡述“事件”的意義。它/她不僅分析了“群星計劃”產生的原因和影響，也將黑暗森林威懾與美蘇冷戰進行對比，剖析黑暗森林威懾的特點、意義，更對黑暗森林威懾失敗進行反思[44]（反思涉及到程心自己，但她卻并未以第一人稱自稱，而是直接呼之為“執劍人”，這尤其體現了客觀化的特點）。《往事》穿插于上帝敘述者的敘述，其作用之一是及時補充情節，分擔上帝敘述者的敘述干預。比如當主故事出現“曲率驅動”時，插入的《往事》就對“曲率驅動”的歷史和設想進行說明。又如《往事》中關于掩體計劃一節，其呈現方式與《三體1》中“實錄”的紅岸文件如出一轍[45]。因此，在出現了第二敘述者后，《三體3》中的預敘和實錄都較前兩部大為減少。另一方面，《往事》在故事進行的過程中，通過解釋、分析事件的因果和意義，把故事不斷歷史化。正如黑格爾指出的，“歷史的書寫與現實的歷史事跡和事件是同時出現的，它們一起從一個共同的源頭浮現出來”[46]。對歷史的記述與解釋意味著對歷史的自覺，而恰恰是這種自覺使“事件”真正成為“歷史”[47]。也就是說，通過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代表著“我們”的“《往事》歷史學家”之敘述，“我們”的經歷終被自覺為歷史。經由這種自覺，“我們”的“歷史性”也得以再度彰顯。

綜上所言，憑借上帝敘述者的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三體》顯明了“我們”的“歷史性”，從而構建了籠罩其文本之上的歷史視野。這種歷史模式的意義何在呢？據劉慈欣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把小說寫得像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記錄，其目的是想“把最空靈最瘋狂的想象寫得像新聞報道一般真實”[48]。然而以上述手法呈現出的歷史模式，其效果顯然不僅僅是模擬“真實”這么簡單。

詹明信曾指出當今后現代主義文化的特點之一是“歷史感的消退”，在這種消退中，主體失去了駕馭時間的能力，“無法在時間的演進、伸延或停留的過程中把過去和未來結合成為統一的有機經驗”[49]。而科幻小說恰恰提供了一種新的時間意識的表達，它“是對現實的一種新認識，要從歷史的角度來想像我們所處的‘現時’”[50]。這種想象如何實踐呢？在《未來考古學》中，詹明信指出在《米鹽年代》等科幻作品中，“存在性的時間被置入了歷史時間”，“個人時間和集體時間合并”[51]。這種新的時間意識的表達暗含著詹明信的總體性邏輯。而這一思路，也出現在了《三體》的歷史模式中。

到這里，我們便可回到此節的出發點——《三體》與海因萊因等人構筑“未來歷史”的方式到底有何不同？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在每篇開頭引用作為歷史權威的《銀河百科全書》來暗示故事發展[52]；田中芳樹的《銀河英雄傳說》通過專門的章節勾勒銀河系發展的歷史[53]；海因萊因的“未來歷史”系列則按照標出了“未來種種的歷史事件”的圖表[54]來進行創作，在《時間足夠你愛》等長篇中也會以專章論述“歷史”[55]。在敘述故事時，三者都采用“正在進行”的口吻，其中，阿西莫夫在故事后期會以論述歷史的方式回顧之前的劇情；海因萊因在《“如果這樣下去……”》這類第一人稱作品中，會故意提示讀者敘述的是已發生過的事[56]，但那卻只是個人回憶，無涉整體“歷史”；田中芳樹常常干預敘述，卻極力避免混淆“經驗現實”。也就是說，在他們那里，歷史、現實、未來往往呈現出一種分離狀態。但這種分離狀態在《三體》中被打破了——《三體》通過上帝敘述者的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顯明了“我們”的“歷史性”，使“我們”及其經驗的歷史與現實成為某種“共在”，而在被整體地加上一層未來的維度后，“歷史性”的“共在”便呈現為了一種“未來過去現在時”：“正在發生”的是“我們”“已然發生”的“未來”。這種對線性時間的攪亂混合正是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時間性”，亦即詹明信所言的“存在性時間”：“曾在的（更好的說法是：曾在著的）將來從自身放出當前。我們把如此這般作為曾在著的有所當前化的將來面統一起來的現象稱作時間性。”[57]于是，“我們”的“歷史性”最終被表達為了“我們”的“時間性”。這一表達整合了“我們”及其所體驗的傳統意義上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呈現出了貫通、統一的整體性的時間意識。正是在此意義上，它將破碎的后現代“時間”還原為了“統一的有機經驗”。

可以說，《三體》的歷史模式顯明了 “我們”的“時間性”這一整體性經驗，恢復了個人與時間的密切關聯，也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當前中國當代文學的“去歷史化”傾向。正如《三體》的結局所揭示的，躲在時間之外的程心最終選擇自己的責任，回到了大宇宙，擔負起了“我們”的“時間”。

三、末日模式：召喚“人類”共同體

在《三體》中，人類面臨著三體人及未知外星生命的威脅，其可能帶來的后果是整個“人類”的家園淪喪、種族滅亡。這種可能導致某個世界及生活于其中的共同體毀滅的危機，就是我們常說的“末日”。

“末日模式”是科幻小說中常見的套路。劉慈欣認為“世界末日這樣的情境只有科幻小說才能描述，主流文學顯然觸不到”，但他也坦言“科幻對末日的描寫鮮有達到一定深度的”[58]，因而更欣賞主流文學中表達出的末日般的絕望感。但在《三體》的末日模式中，我們并沒有感到那種“晦暗、非理性和精神的支離破碎”[59]的絕望，而是被某種與之相反的東西裹脅其中。要理解這種東西，我們必須從末日起因、末日進行與末日結局三方面進行闡述。

末日產生的原因，在于葉文潔向三體世界發送訊息，暴露了地球的坐標。而這段情節被放在了“文革”的情境當中，涉及到了“文革敘述”。據劉慈欣的說法，這段“文革敘述”源于他幼年的記憶[60]。然而這種從童年記憶中鋪展出來的“文革”敘述與中國當代文學中所呈現的“文革”形象顯然存在極大差異——許子東曾指出中國當代文學中“文革敘述”的四種類型：“契合大眾通俗文學趣味的‘災難故事’；體現知識分子、干部憂國情懷的‘歷史反省’；先鋒派小說對文革的‘荒誕敘述’；以及‘紅衛兵—知青’角度的‘文革記憶’。”[61]敘述類型的不同導致了對“文革”理解的差異，在涉及“誰應為‘文革’負責”的層面，它們要么將其歸結為“壞人的錯”或“我們黨的錯”，要么將其呈現為無因果的荒誕或表達一種“我不認錯”的青春無悔。但《三體》中的“文革敘述”不屬于以上任何一種類型，因而它對“文革”的責任認定也完全不同：在文革中，葉文潔的母親無情地指控她的父親，致使父親當著她的面被活活打死。這一切對葉文潔造成的影響是“人類惡的一面已經在她年輕的心靈上刻下不可愈合的巨創”[62]。在閱讀《寂靜的春天》之后，葉文潔更進一步地意識到：“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就像他們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大地。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借助人類之外的力量。”[63]在“文革”引發的葉文潔的思考中，最突出的詞是“人類”——這一表達意味著，“文革”不是某類人的錯，也不是某個團體的錯，而是整個人類的錯。從“文革”出發將矛頭指向整個“人類”，這一邏輯顯然不那么具有說服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近于漫畫筆觸。這造成了《三體》“文革敘述”內在的某種突兀感。但恰恰是這種突兀感，將橫亙在葉文潔心中的“人類”凸顯了出來。作家是如此地狡猾，他使用了中國當代文學中相當“傳統”的題材，卻在其中植入了完全不同的質素——這一努力展現了他想要巧妙地提出“人類”這一概念的強烈欲求，而“人類”正是科幻文學中十分常見的表述。《三體》的末日模式以“文革敘述”開啟，一方面混淆想象世界與經驗現實，與歷史模式形成互動；另一方面，則暗度陳倉地將“人類”這一概念引入敘事。由此，劉慈欣開啟了《三體》中的人類表達。

但此時，這個“人類”還僅有概念空殼，而之后的末日才真正提供了召喚“實體”的契機。《三體》的末日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其超長的死亡時限。以往的末日科幻常設定十分短暫的死亡時限，以制造迫在眉睫的危機感，比如科幻電影《后天》中的末日就在“后天”。但在《三體》中，死亡時限被擴展到了四百五十年——漫長的死亡時限帶來的荒謬意味，小說人物常偉思將軍有過形象的表述：“太空艦隊的第一代指戰員將在兩個世紀后產生，而從這時再過兩個半世紀，地球艦隊將面對外星侵略者，那時在戰艦上的，是我們的第十幾代子孫。”[64]如何處理這種漫長的死亡時限，成為了敘述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三體2》開始時，四百五十年的死亡時限已為全世界周知，于是，敘述者開始正面挑戰“進行中的末日”，其方式是交錯地講述五個故事：占據最多篇幅的是“面壁者”的故事。聯合國為應對三體危機啟動了“面壁計劃”，這個大故事主要講述的就是“面壁計劃”如何進行。其中包含了面壁者羅輯、泰勒、雷迪亞茲、希恩斯執行各自計劃的四個小故事，里面還涉及到了聯合國秘書長薩伊等人物。其次是“破壁人”的故事，講述地球三體組織如何對“面壁計劃”進行破壞。由于這個故事完全依附于“面壁者”故事而存在，因而可以將其和“面壁者”視為同一個故事。第三個故事是中國太空軍的故事。為應對四百五十年之后的“末日”，中國成立了太空軍，該故事重點講述太空軍政委章北海如何執行自己的秘密計劃，其中又涉及到了常偉思、吳岳等人物。第四個故事主要發生在哈勃二號太空望遠鏡控制中心，敘述了該控制中心如何發現三體艦隊的蹤跡及其變化，重點刻畫了喬治·斐茲羅將軍和艾伯特·林格博士兩位人物。最后一個故事與普通老百姓有關，講述了張援朝、楊晉文和苗福全等小人物面對四百五十年之后的末日的種種反應，比如為子孫購買逃亡基金、考慮自己的后事等，從普通人的視角展現了“末日進行中”的日常生活。而在交錯地講述完這五個故事后，敘述者使用了預敘的手法，以并置的方式集中交代了五個故事中許多人物最終的命運，最后以“黃金時代的逝去”總結了前兩部的敘述。

仔細分析這一敘述方式可以發現，這五個故事中的大多數人物都是互不相關的：聯合國秘書長薩伊不會關心三個普通老百姓如何為了自己的下葬方式而發愁，哈勃二號控制中心的故事與中國太空軍沒有任何關聯，而“當羅輯所乘的飛機飛越海岸時，在他一萬米的下方，吳岳和章北海再次注視唐號。在以前和以后的所有時間里，這是羅輯距離這兩位軍人最近的一次”[65]。對這幾個互不關聯的故事，敘述者卻采用了交錯、并置的敘述方法，將一種明確的“同時性”傳達了出來。這種“同時性”的根源在于，這五個故事中的人物都處在同一個進行著的“末日時間”中，并且在這共同的時間中朝著那個“共同的末日”艱難地行進。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一個社會學的有機體遵循時歷規定的節奏，穿越同質而空洞的時間的想法，恰恰是民族這一理念的準確類比，因為民族也是被設想成一個在歷史中穩定地向下（或向上）運動的堅實的共同體。”[66]與想象民族的方式類似，在《三體2》前兩部的敘述中，“末日”作為一個共同的終點，將所有人的命運扭結到一起，而這些故事中的人——既有權力操控者，又有命令執行者，既有知識技術精英，也有平民老百姓——所指向的，顯然是一種“人類”表述。不同于前述的“時間性”，敘述者通過交錯并置地敘述不相關聯的人物的命運，傳達出“共同向著一個既定終點行進”的“穿越時間的穩定的、堅實的同時性”[67]，敘述者由此將“人類”由“文革敘述”中的“概念”召喚為了社會心理學的“實體”[68]和同時間的共同體。這就是劉慈欣所謂的科幻文學對“人類”整體的表述。

但是到這里，“末日”還未結束，對“人類”的表述也尚未完成。在末日的結局中，“人類”才得到了最終的“補完”。《三體》里末日帶來的結果有兩個：一是部分人類流落太空，成為了銀河系人類；二是太陽系被二維化，整個太陽系人類毀滅。關于第一個結局，敘述者雖然對太空人類不無同情和希冀[69]，但在故事里我們卻常常能看到這樣的句子：“無際的太空就這樣在它黑暗的懷抱中哺育出了黑暗的新人類”、“太空中的人在精神上將會發生徹底的異化……幸存下來的也不再是人類文明，而是另一種黑暗邪惡的東西”、“真正進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太空像一面放大鏡，可以在瞬間把人類的陰暗面放到最大”[70]……在這些表述中，太空成了使人類異化的罪魁禍首。這在故事中有兩大表現：一是同類相殘相食。在末日戰役之后，人類的千余艘戰艦只有七艘保存了下來，而在緊接著發生的黑暗戰役中，這七艘戰艦卻互相殘殺，最后僅有“青銅時代”號和“藍色空間”號兩艘戰艦幸存下來逃往了宇宙中的不同方向，“青銅時代”號甚至用“量子”號上的人類尸體來補充食品庫存。二是極權。“青銅時代”號在得知自己將永遠流浪太空后，建立了一個極權社會，用艦上少校史耐德的話說，“當人類真正流落太空時，極權只要五分鐘”[71]。然而，如果意識到同樣的事也曾在地球上發生，便可發現，“太空使人類異化”實際上意味著“失去了地球的人類就不再是人類。”[72]通過這一表述，在“末日進行”中被召喚出的“人類”的社會心理學“實體”又有了共同地域的支撐，從而使“人類”這一“時間共同體”得到了空間化。而進入廣播紀元和掩體紀元后，地球人類生活空間的擴大和來自太陽系外的威脅又將這一地域邊界擴展到了整個太陽系，人類生活邊界與“末日邊界”的重合進一步加強了這種空間化，“人類”的同時性與共空間融合，敘述者從而由一個共享的時空中進一步召喚出了充實的“人類”共同體。

這一召喚的高潮發生在末日的第二個結果到來之時。外星生命歌者向太陽系發射了二向箔，整個太陽系將被完全二維化。最先面對末日打擊的星艦“啟示”號上，技術領導白Ice向全艦人員說出的最后一句話，以一種異常悲壯的情感，將“人類”這一時空共同體形象而深刻地詮釋出來：也謝謝所有的人，我們曾一同生活在太陽系。[73]

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末日”到來與整個太陽系的二維化——“在那里，他們將永遠與母親星球同在一個平面上”[74]，人類與他們千百年來生存與生活的星系融為一體——成為了“人類”這一共享時空的共同體的絕好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一般提及的“人類”都是“種族”概念，而在《三體》的“末日模式”中經由“概念—時間—空間”所召喚出的卻是社會心理學上的“共同體”。它所指向的乃是一種整體性表達，是對“人類”這一“共同體”/“整體”的呼喚、期許與肯定。

正如劉慈欣在《<三體>英文版后記》中寫到的那樣：“總有一天，人類會像科幻小說中那樣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而我相信，這一天的到來不用等到外星人出現。”[75]由此我們終于能得出結論：《三體》敘述層面的“末日模式”非但沒有產生一種混亂的絕望，反而通過一場“共同的末日”實現了對“人類”的“整體性”呼喚與表達。敘述者通過末日產生時的“文革敘述”、末日進行時的“交錯敘述”和末日結局的“空間敘述”，成功地召喚出了“人類”共同體，而由統一、整一的整體性意識表達出的這一共同體，正是對前述“時間性”的“我們”的最好詮釋。

結語

劉慈欣的《三體》常常在情節上為人稱道，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在敘述方面所展現出的“新質”。而恰是在這一層面，劉慈欣通過“歷史”與“末日”兩種敘述模式完成了《三體》的整體性實踐：一方面，在歷史模式中，《三體》通過上帝敘述者的預敘、實錄及對接現實三種敘述干預和第二敘述者的歷史化功能，呈現了一種“未來過去現在時”，從而顯明了“我們”的“時間性”，將后現代社會中消退的時間意識重新還原為了“統一的有機經驗”；另一方面，《三體》的末日模式通過末日產生時的“文革敘述”、末日進行時的“交錯敘述”和末日終結時的“空間敘述”成功地召喚出了“人類”共同體，實現了對“人類”的“整體性”的呼喚與表達。顯而易見，《三體》對整體性的追求及通過敘述模式將之轉換為文本實踐的能力，賦予了其置身中國當代文學脈絡中的獨特性，它對破碎的當代生活的“超越”使各自封閉的敘述框架“非神秘化”[76]，從而能夠將討論的話語空間全方位敞開，而其在轉換過程中所留下的種種敘述“縫隙”，也為反思整體性之于當代社會的意義提供了可供追尋的“蹤跡”。

注釋：

[1]《三體》三部曲分別為：《三體》、《三體Ⅱ·黑暗森林》、《三體Ⅲ·死神永生》。為論述方便，下文《三體》三部曲簡稱《三體》，第一部簡稱《三體1》，以此類推，之后不再說明。

[2]林品、吳巖等：《中國科幻文藝的現狀和前景》，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2期。

[3]王姝：《傅瑩引用三體“黑森林”回應朝核問題》，新京報網：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6/03/04/395943.html.2016年3月4日。

[4]李尚鴻：《劉慈欣當選山西省作協副主席》，網易新聞：

http://news.163.com/16/0311/00/BHR9GVMP00014Q4P.html.2016年3月11日。

[5]王德威演講，賀晶晶整理：《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之三）——從魯迅到劉慈欣》，載《文藝報》2011年7月11日。

[6]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載《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7]嚴鋒：《創世與滅寂——劉慈欣的宇宙詩學》，載《南方文壇》2011年第5期。

[8]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李自修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頁。

[9]詹明信：《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主義》，見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20頁。

[10]“總體性”概念十分龐雜，本文在討論《三體》時僅從上述詹明信的表述中加以延展，故用“整體性”與之區隔，以指涉《三體》所呈現的整一、統一及秩序性的意識趨向。

[11]宋明煒：《彈星者與面壁者 劉慈欣的科幻世界》，載《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

[12]劉慈欣：《從大海見一滴水——對科幻小說中某些傳統文學要素的反思》，見《劉慈欣談科幻》，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頁。

[13]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頁。

[14]林品：《淺析劉慈欣的<三體>系列延承和利用的科幻文學傳統和現代科學資源》，載《西湖》2011第6期。

[15]徐岱：《小說敘事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09頁。

[16]同上，第210頁。

[17]關于三體人的情況均由故事中的人物轉述或截獲的三體人資料中得來，沒有由敘述者直接敘出。

[18]如宋明煒的《彈星者與面壁者劉慈欣的科幻世界》。

[19]徐岱：《小說敘事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222頁。

[20]敘述干預，即敘述者在敘述之外談起自己的敘述方式，或是對自己敘述的人物或情節加以評論，一般分為指點干預和評論干預。見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4頁。

[21]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頁。

[22]同上。

[23]同上，第391頁。

[24]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頁。其他例子見《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頁。《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315頁等。

[25]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頁，其他例子見第236頁等。

[26]指點干預解釋敘述是如何進行的。見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頁。

[27]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頁。

[28]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頁。

[29]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頁。

[30]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420頁。

[31]同上，第100頁。

[32]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363頁。

[33]關于預敘制造懸疑的作用，見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141頁。

[34]同上，第194-197頁。

[35]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Ⅲ，trans.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117.

[36]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頁。

[37]同上。

[38]Paul Ricoeur，“The Human Experience of Time and Narrative”，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9 (Jan 1, 1979):20.

[39]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453頁。

[40]同上，第454頁。

[41]馬丁·海德格爾：《追問物的問題》，轉引自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43頁。

[42]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43]同上。

[44]同上，第26-29、97-101、142-143頁。

[45]同上，第300-301、293-296頁。

[46]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p.135.

[47]Ibid，p.134.

[48]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頁。

[49]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54、384頁。

[50]杰姆遜講演：《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頁。

[51]詹姆遜：《未來考古學：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吳靜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頁。

[52]《基地》系列共七部小說，前五部每篇開始都會引用《銀河百科全書》，引用情況見艾薩克·阿西莫夫：《銀河帝國：基地》，葉李華譯，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53]如黎明篇中的《銀河系史概略》和《另一個序章》等。見田中芳樹:《銀河英雄傳說 VOL.1黎明篇》，蔡美娟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54]羅伯特·海因萊因：《出賣月亮的人》，Denovo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I頁。

[55]如長篇《時間足夠你愛》中的《總說明》、《有關歷史的書寫》兩章。見羅伯特·海因萊因：《時間足夠你愛》，張建光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版。

[56]羅伯特·海因萊因：《瑪士撒拉之子》，Denovo譯，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年版，《“如果這樣下去……”》篇。

[57]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87頁。

[58]鐘剛、陳雪蓮：《道德的盡頭就是科幻的開始》，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8月31日。

[59]同上。

[60]劉慈欣：《<三體>英文版后記》，見《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劉慈欣科幻評論隨筆集》，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304頁。

[61]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25頁。

[62]劉慈欣：《三體》，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頁。

[63]同上

[64]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頁。

[65]同上，第52頁。

[6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頁。

[67]同上，第60頁。

[68]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導讀第8頁。

[69]對黑暗戰役之后幸存下來的人類星艦，敘述者有過這樣的表述：“它們承載著人類的全部思想與記憶，懷抱著地球所有的光榮與夢想，默默地消失在永恒的夜色中。”見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423頁。

[70]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428頁；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87、338頁。

[71]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頁。

[72]《三體》中多次表達這層意思。見劉慈欣：《三體Ⅱ·黑暗森林》，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428頁；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頁。

[73]劉慈欣：《三體Ⅲ·死神永生》，重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頁。

[74]同上，第438頁。

[75]劉慈欣：《<三體>英文版后記》，《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劉慈欣科幻評論隨筆集》，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第306頁。

[76]詹明信：《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主義》，見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