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張居正》

作為一位文學多面手，熊召政曾嘗試過多種文體的寫作，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最早以政治抒情詩寫作成名的他，1979年一鼓作氣寫成了詩作《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作品甫一發表就引起了轟動。詩作有一個副標題——“致老蘇區人民”，表露出作者要以詩歌為人民伸張正義、替他們“鼓與呼”的創作意圖。在詩集《南歌》《魔瓶》《在深山》《為少女而歌》《瘠地上的櫻桃》之外，熊召政還出版過散文集《禪游》《千古風流》《歷史的鄉愁》《溪邊小牧童》《燈花帶夢紅》《醉里挑燈看劍》，報告文學集《太陽家族》《東方功夫王子》等。不過，在眾多文體中，熊召政最為鐘情的還是小說，他曾創作出版過長篇小說《蠱王》《梅花鑰匙》《酒色財氣》等。關注現實人生、探尋世道人心一直是其小說創作的主要特色。然而，這些富有生活氣息、貼近日常人生的作品卻一直沒能受到足夠的關注，直到熊召政停薪留職下海經商。在歷經了商海沉浮，閱盡人世滄桑，走遍大江南北，游歷名山巨川，精研百家典籍，揣摩三教九流之后，熊召政退回書齋，以“十年磨一劍”的苦心孤詣，創作出140余萬字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并榮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成為作家最重要的代表作。

一切過往皆為序章。在先前的詩歌創作中，熊召政反復錘煉過的語言表現能力在這部小說的創作中得到了有效繼承。小說的敘述語言亦莊亦諧，清麗雅正與諧趣諷刺交相輝映，充滿張力和韻味。歷史小說能在符合當下讀者閱讀習慣的現代白話文敘述中自然地帶出濃郁的古風是殊為不易的，這可視作熊召政成功的審美性創造。

由《木蘭歌》《水龍吟》《金縷曲》《火鳳凰》四部構成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描寫了明朝政治家張居正聯合明神宗朱翊鈞的生母李貴妃、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東廠提督馮保，共同扳倒首輔高拱，柄國十年間主持風雷激蕩的萬歷新政，全面實施改革，扶朱明王朝將傾之大廈，挽神州大地既倒之狂瀾，功業赫赫、圣眷優渥，隆葬歸天不久后卻落得“家產盡抄，爵封皆奪”，人亡政息、地覆天翻的歷史全過程。小說結構明晰，四部作品分別對應著掌權、固權、使權、失權四個階段，極權政治中的權謀文化成為了小說描述的重點。是一部“以心靈吟唱歷史，以史筆重構文化”（何鎮邦語）的具有恢弘史詩氣象的歷史小說。

《張居正》最突出的美學貢獻是重新塑造了張居正具體而生動的“楚狂”形象。小說主人公張居正系明代荊州府江陵縣人，因其家鄉位于故楚大地的腹心，故其人亦有“張江陵”之別名。作為張居正的“鄉黨”，熊召政在寫作中自然難免會產生強烈的地域認同和情感代入。他曾說過，“楚狂人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在這個群體中，明代萬歷年間的首輔張居正無疑是個性鮮明、光芒四射的一位。”作為首輔的張居正的“狂”明顯不同于楚國歷史上“原生態”的“楚狂”，如“問天”的黃繚和屈原、“歌而過孔子”的接輿，又如以“鳳歌笑孔丘”自命的大詩人李白等。張居正的“狂”在骨，是一種內斂的狂傲。熊召政認為，張居正“能夠納‘狂’于‘制’，‘狂’于內而‘謹’于外，‘洪水滔天’卻并不決堤千里，這是他成功的理由之一”。此處無疑采取了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與“原生形態”“單一向度”的“楚狂”相比較，張居正是發展了的、綜合性的、多向度的“楚狂”。

小說在廣西匪患猖獗、隆慶皇帝突生妄癥的朝野雙重危機中開篇。內閣首輔高拱與次輔張居正二人曾經是聯手推翻前朝內閣首輔嚴嵩的“盟友”，但曾經風雨同舟的“盟友”一旦進入內閣成為“同僚”，便會受到多方利益的牽制，其政見往往并不相同，因此種種沖突也就在所難免。如高拱對其座下門生、兩廣總督李延有心偏袒，張居正卻極力主張撤換這位剿匪不力的草包總督，于此表現出人物超出庸常的“知人之智”。張居正認為，“李延心存政府，遇事實報，這是優點。但此人實非軍事人才”，既不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更不能勝殘去殺，誅兇討虜。因此，張居正極力推薦雖有貪鄙成性之名聲，卻“心狠手辣，大有方略”的殷正茂出任封疆大吏以平定廣西慶遠之匪患。小說中又寫到，隆慶皇帝之所以患上不治之癥，直接原因是掌印太監孟沖引誘皇上偷出紫禁城，在逛簾子胡同時得上了楊梅大瘡，而孟沖就是由首輔高拱推薦任用的威權赫赫的“內相”。

可見，此時大明王朝國庫空虛、吏治腐敗，匪患不已、內外交困。張居正空有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但首輔高拱已將這位比自己年輕13歲的次輔視作強勁對手，步步安排“滅頂”陷阱，處處暗藏刀光劍影。張居正于是只能將“狂傲”深深隱藏，韜光養晦待時而起。“善于等待”是英雄豪杰成長的必備“技能”。張居正“城府甚深”，喜怒深藏，善于忍耐和退讓以避鋒芒，其做事卻又能曲折迂回、堅韌執著，而這正是白居易所稱許的“大丈夫”。

小說生動細致描寫了張居正與高拱在廣西平匪、王真人逞兇、舍利珠辨真假、李延行賄等重要事件中機關算盡的爭斗過程，再現了張居正“上位”后開啟“萬歷新政”，為國為民不懼個人犧牲的博大情懷。在與戶部尚書王國光、山東巡撫楊本庵討論以山東為試點進行的“清田”改革時，張居正亦慷慨陳辭：“為朝廷、為天下蒼生計”，“雖陷阱滿路，眾箭攢體”也絕不后退。“楚狂”的性格特征于此得到充分彰顯。張居正通過“京察”“考成”方式整頓吏治，以胡椒蘇木折俸，借“子粒田”征稅擴大財政收入。他大刀闊斧地實施改革，勇猛精進；他清查田畝，抑制豪強，實施“一條鞭法”，不惜得罪“巨室”、與整個官僚集團為敵。為推動全面改革，“鐵面宰相”常行霹靂雷霆手段，果敢無私。如其下令拆除荊州知府趙謙為他歌功頌德修建的牌坊，公開其父趙文明接受他人贈予的一千二百畝良田的事實，將管家游七的親戚孟無憂連降兩級發配云南等等。小說將這個始終處于政治爭斗漩渦中的“楚狂”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明史·張居正傳》中贊其“勇敢任事，豪杰自許”，“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認為其性格“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評價其為人“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為之盡”；指出其為政核心是“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小說詳細地描寫了張居正“楚狂”性格的生成、發展及演變過程，在張居正早期與首輔高拱爭斗時，他處處采取“守”勢，步步為營、韜光養晦，無論是與馮保交好，還是向李貴妃靠攏，用的都是“陰謀”。當上首輔后，張居正開始以“霹靂”手段實施全面改革，通過“京察”打壓政敵，實行考成法，罷省“冗官”，通過減免田賦、改革稅制等，戰勝攻取，殺伐決斷，手段鐵腕、氣勢逼人，其行事轉為“陽謀”，颶風過岡，百草盡伏。等到威權確立，在“奪情事件”和“回荊州奔喪”的過程中，張居正從容鎮定，將清流名士和各路政敵“玩弄”于股掌之中，走上了專權的巔峰。正是在這種權力發展“三部曲”的書寫中，小說完成了對張居正“楚狂”性格的塑造。

正所謂“成也楚狂，敗也楚狂”，小說并沒有隱諱張居正的性格缺點：他為了驅逐高拱不擇手段；為了“上位”討好李太后沒有底線地一再妥協；結交內相馮保不惜縱容其貪鄙行徑；南歸葬父時乘坐三十二抬大轎，一路招搖；殺害學者名士何心隱，禁辦書院、廢除講學、鉗制清流之口并實行文化專制；他亦獨斷專行、黨同伐異，曾經為其改革立下汗馬功勞的循吏金學曾、李順等人也先后棄他而去……《明史》本傳中稱張居正“自奪情后，益偏恣”，這直接導致了原先與其同一陣線一眾干將的背離。張居正在接受名將戚繼光贈送的兩名妖艷胡姬后，耽于聲色享受，精力衰退、沉疴不起，于壯年病逝，親手葬送了其新政偉業。小說在“天香樓上書生意氣”一章中借張居正的湖廣同鄉艾穆之口，對“楚狂人”之缺失和“不幸”作出了評價：“當年李白當了退位宰相許圉師的女婿，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他自己寫詩說‘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從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詆毀孔孟之道的淺薄之徒稱之為楚狂人，這實乃是敝鄉的大不幸。但若具體說到當今首輔，楚狂人他可當之無愧，他自用其才，好申韓之學，法峻義薄，長此下去，國家綱常就失去了溫良敦厚之風。”這是對“楚狂人”的負面評價，從文化構成來看，可以說“楚狂”是儒家、道家與法家的綜合體，與原生態的孔孟儒家有鮮明反差，帶有濃郁的彌漫于故楚大地之上的千年悲情。

進取和狂放是“楚狂”性格的一體兩面。敢作敢為是張居正銳意改革并最終取得成功的可靠保障，而他的任性專權也為其身后的命運陡轉埋下了伏筆。王先霈在《歷史小說作家的歷史觀》一文中說：“熊召政寫的《張居正》，敢于揭示主人公在激烈政治斗爭中公德和私德的沖突，突出人物異乎常俗的抉擇，把從大處著眼的歷史觀與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結合起來，寓客觀的褒貶于冷靜的描繪之中，在歷史小說人物塑造上開了新生面。”的確，一切成功的歷史小說首先必然應取得人物藝術形象塑造上的成功。在當代文學史的人物畫像長廊中，熊召政筆下的張居正無疑是一個典型的成功的形象，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和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