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在出版經營中，精品的力量是巨大的。精品是出版文化品質的表征，是出版核心競爭力的源泉。真正意義上的精品，能夠使出版企業占據優勢競爭地位，獲得良好社會信譽，并能使之保持健康、穩定的發展態勢。文學出版也是一樣，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高度統一，絕對離不開文學精品。

深刻理解文學精品的時代意義

什么是文學精品？文學精品就是那些“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學作品。

文學精品至少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個性化。凡是文學精品都烙印著作者特有的審美個性。成為精品的文學作品，永遠屬于“這一個”。“這一個”有著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是人們對這一作品的排他性的意義認同。因此，富有審美個性的作品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即使面對內容高度同質化的作品，人們也會很容易從中把它辨識出來。二是創新性。創新是文學的生命。創新性規定了文學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是文學作品能否成為精品的決定性條件。文學精品必然是觀念和手段相結合、內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創新的產物，代表著一個時代文學創作的最新成就。三是時代性與史學性的統一。文學精品既是時代的產物，富有時代精神，又具有文學史意義。每一個時代都會出現文學精品。這些文學精品在這一時代具有獨特的美學意義，而在面向未來時，它們的意義還可以不斷地被延伸、不斷地被創造、不斷地被發現。時代性與史學性的統一，正是文學精品的要義之所在。

文學精品是時代的印記、時代的回響、時代的旋律。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是天然的，一個作家無論是寫實還是虛構，無論是表現當下還是回溯既往，都離不開對所處時代的呼應和表達。腳下的土地是作家寫作的永恒主題，而時代的呼喚則是作家的文學責任和藝術使命。離開了時代，不能與人民的情懷同聲相應，不能為社會的發展凝聚力量，文學創作就成了無源之水。只有為時代留聲，為進步聚能，善于從時代潮流中呈現思想撞擊心靈的感動，使精心創造的藝術形象對于時代表現出特殊的美學意義，作家才有可能創作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精品，文學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編輯眼光關乎文學精品出版能力

編輯眼光有兩層意思：一是選稿標準。選擇是編輯的本質特征。說到底，編輯所做的就是一種選擇工作。選擇屬于人的主體活動，必然會有傾向性。清代沈雄在《古今詞話·詞品下卷·選詞》中轉述《梅墩詞話》語曰：“文人選詞，與詩人選詞，總難言當行者。文人選詞，為文人之詞。詩人選詞，為詩人之詞。等而下之，莽鹵者勝，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這里說的就是選者的傾向性。既然有傾向性，其選擇標準也就寓于其中。蕭統編《文選》，把“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作為入選標準，就具有很強的代表性。一般來說，文學編輯的選稿標準，一方面取決于對文學作品價值的主觀性認定，另一方面也取決于對可能存在的閱讀需求的前瞻性判斷。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選稿標準是由既是個體（編輯）又是群體（出版社）的文化道德體系來決定的。個體（編輯）與群體（出版社）在這一點上往往融為一體，相互影響，并相互成就。其實，這也就是文學出版品牌的價值所在。品牌效應確立的編選標準，是能夠吸引優秀作家、推出文學精品的重要因素。

二是出版理想。上世紀30年代，巴金主持文學出版重鎮——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把自己定位為“理想事業的實踐者”，把文學出版活動當成“把理想變成現實”的一條途徑。巴金晚年曾對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有過回憶，他說：“我們工作，只是為了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文化積累的事情。這不是自我吹噓，十幾年中間經過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幾百種書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它們作為一個時代的記錄，作為一個民族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奮斗的文獻，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誰也抹煞不了的。”從巴金的回憶中，很容易使人感受到他對文學出版事業的真誠熱愛。更重要的是，他懷有“替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作文化積累”的崇高出版理想，所以才能推出一部又一部記錄時代、發展文化、追求理想的文學精品。

選稿標準是高還是低、是否懷有崇高的出版理想，決定著編輯眼光的高下，關乎文學精品能否不斷生成。編輯眼光的敏銳性、前沿性很重要，編輯必須了解作家的最新創作情況，發現文學作品的時代意義，追蹤文學發展的新動向，甚至能夠預見文學發展的趨勢，這是發現文學精品的基本功。但編輯也不能只盯著那些一味趨新求異的作品，藝術創新也要兼具思想的深刻性。我們要認識到，傳統藝術表現手法置之于新的時代視角下，同樣能夠成就文學精品。

進入文學史是文學精品出版的目標

文學作品是否具有文學史的價值，應該成為文學精品出版的基本估量標準。這也是檢視文學出版能力和水平的一個重要尺度。文學出版只有引入文學的史的維度，才能實現優中選優，形成一種倡導社會效益優先的正向激勵效應。

文學出版不能只追求一時的短期效應，而應著眼于文學的發展，從整個文學史的長河中判定作品的價值。所謂具有文學史意義的文學精品，大致包括兩類：一類是史詩性的經典作品，比如屈原的《離騷》、李杜的詩、曹雪芹的《紅樓夢》、魯迅的《吶喊》《彷徨》、茅盾的《子夜》、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樣的作品不僅能夠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表現一代人的生活狀況、價值觀念，而且能夠達到一種令人難以企及的思想高度，滲透著為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執著探索的精神。一類是文學流派的代表作，如當代文學史上荷花淀派的孫犁、劉紹棠，山藥蛋派的趙樹理、馬烽，傷痕文學的盧新華、劉心武，反思文學的茹志娟、張一弓，改革文學的蔣子龍、高曉聲，尋根文學的莫言、張煒等，可以說這些作家的代表作進入文學史最早是通過文學流派的影響而實現的。從總體上看，二者的文學史意義各具特點，前者通常出自文學巨匠手筆，因緣際會而成經典，可遇而不可求；而后者來自于辛勤耕耘的文學追求，是經常可見的，也是文學精品出版最應關注的情形。

文學出版不能單純追求圖書的銷量，但文學作品畢竟具有商品的屬性，是消費時代文學出版經濟效益的來源。消費時代的文學當然也有文學史的意義，只要理性地看待文學的商業性,就會拓寬我們對文學精品含義的認識。美國學者泰勒·考恩在他的《商業文化禮贊》中告訴我們：“偉大的文學常常在低質量的暢銷書高居排行榜首時得到蓬勃發展。我們認為18世紀的英國小說就是亨利·菲爾丁、塞繆爾·理查森和勞倫斯·斯特恩的作品。然而，暢銷書作家——愛德華·金伯、亨利·麥肯齊、理查德·謝里丹以及理查德·坎伯蘭——的聲譽那時至少不在他們之下”；“同時也不能忘記，今天的商業性題材常常提供了明天的經典。塞繆爾·理查森的《帕美勒》和《克拉麗莎》是書信體言情作品，這種題材遭到了同時代人的嘲笑。”我們要知道，“偉大的文學”和”低質量的暢銷書”不可同日而語，但它們卻能夠共生共存；我們也不能認為凡是暢銷的就是低質量的，凡是商業性題材的作品就不可能成為文學精品。泰勒·考恩舉出《帕美勒》和《克拉麗莎》的例子，我們也可以舉出金庸《射雕英雄傳》和《笑傲江湖》的例子。商業性題材對文學的價值認定提供了新的歷史樣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和我國古代的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樣，雖然它們在當時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學樣式，但當后來的人們要從此前的歷史中尋覓文學精品的時候，這些作品便成為被認定的對象。由此可以說，文學精品出版將作品能否進入文學史作為目標，其基本的出發點應該在于，出版者要堅守對于文學價值的公共評判標準，但也要堅守自身的文化立場，相信自己的價值判斷，對那些融合新質的文學探索持包容態度，這不僅是尊重文學多樣化的要求，也是具有文化品格的出版者推動文學發展應有的態度。

作家出版社文學精品出版的實踐

作家出版社歷來重視文學精品出版，作為中國作協下屬的文學專業出版社，緊跟時代發展，引領文學風尚，出版了大量文學精品，為我國文學發展、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上世紀50年代建社之初，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文學名著。80年代推出的“當代小說文庫”“文學新星叢書”“作家參考叢書”等，曾引起廣泛關注。90年代出版的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莫言的《檀香刑》、王安憶的《長恨歌》、余秋雨的《霜冷長河》、曹文軒的《草房子》等獲得重大社會反響。進入21世紀，王蒙的《尷尬風流》、賈平凹的《秦腔》、張平的《國家干部》、周梅森的《絕對權力》、李佩孚的《生命冊》、陳彥的《主角》等相繼出版，也受到讀者的普遍好評。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曾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各類重要獎項近百個。今天活躍在中國文壇的著名作家，他們的第一本書或代表作，大部分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品牌受到作者和讀者喜愛，在國內外有口皆碑。

近年來，為進一步鼓勵文學精品出版，作家出版社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編輯團結廣大作家，積極策劃不負時代的文學精品。2019年底，《關于加強“雙效”原創文學精品圖書出版的意見》頒布。2020年初，年度第一批“雙效原創文學精品”出爐，8部名家新作榜上有名：賈平凹的《暫坐》展現新時代女性的獨立風采；王蒙的《笑的風》盤點新中國70年的歷史發展和風云際會；馮驥才的《俗世奇人》通過眾多的奇人異士，展現天津衛的市井百態；王松的《煙火》打開百年天津的文化畫卷，是津味小說的又一里程碑；劉慶邦的《女工繪》以詩意、崇高、華美的筆觸，塑造了后知青時代豐富多彩的女工群像；周梅森的《人民的財產》是繼《人民的名義》之后，聚焦國企改革的現實主義題材新作，將于近期與同名電視劇同步推出；張之路的《吉祥的天空》細致描摹了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學生活，切中時代脈搏，反映時代變化；蔡駿的《春夜》圍繞一個工廠的歷史和兩起懸案，展示了大上海眾生相。6月，又遴選出年度第二批“雙效原創文學精品”，賈平凹、曹文軒、張平、何建明等名家的新作入選，也將成為作家出版社本年度文學精品出版的又一亮點。與此同時，余秋雨、關仁山等多位名家的新作也將陸續亮相。

當前，我國在國家治理、經濟發展、社會管理、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廣大作家正在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主題、捕捉創新靈感，用自己獨特的藝術感知來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勝之年，千百年來困擾中華民族的貧困問題即將歷史性地畫上句號。作家出版社積極回應時代要求，特別策劃了“脫貧攻堅報告文學系列叢書”（10種），包括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吳克敬的《耕夢索洛灣》、蔣巍的《國家溫度》、任林舉的《出泥淖記》、哲夫的《愛的禮物》等。這些作品將在今年9月全部出齊，為我國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獻上一份厚禮。

今天，作家出版社已全面實現公司化運營。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創新經營管理機制，作家出版社一定會向人民群眾奉獻更多文學精品，使“作家”這個著名文學出版品牌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