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及變化，不能繞過或回避傳統文化。可以說，現當代文學的發展史也是不斷傳承和創新傳統文化的歷史。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民間傳統文化也對現當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

化用傳統 探索民族形式

在新文學建設時期，民間傳統文化就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沈尹默、劉半農等早期白話詩人為新詩歌謠化作出過努力，劉半農以江陰方言寫成的《瓦釜集》體現了他對民間歌謠的理性思考和探索，他們倡導的歌謠運動更是成為現代民間文藝學的開端。

開鄉土小說風氣的魯迅，其作品雖已超出一般鄉土小說范疇，但《故鄉》《祝福》等小說中蘊含的民間氣息和風俗，為后來的鄉土小說確立了規范。咸亨酒店的建筑格局、趙莊的社戲、月色朦朧中的烏篷船等浙東自然風物，都在魯迅小說中得以展現。風景里的人物也和環境保持著某種“和諧”關系，比如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孔乙己，諳熟各種民俗儀式的長媽媽。正如茅盾所說：“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思想和生活，這正是圍繞在我們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國的人生。”20世紀30年代的老舍、沈從文的創作與民間傳統文化聯系更為密切，充溢著濃郁“京味兒”的北京全景式風俗畫和淳樸、自由、自然的湘西世界，表現了作家對民間傳統文化的冷靜審視。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提出了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核心命題，強調“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在《講話》的號召下，延安解放區、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文藝界掀起了學習貫徹《講話》精神的熱潮。在新的文藝方向指引下，《一朵紅花》《勸婦紡》《邊境上》等反映現實斗爭的秧歌劇問世，受到群眾熱烈歡迎，轟轟烈烈的群眾性秧歌劇運動也在陜北根據地掀起。

相較于秧歌劇、民間歌舞劇這些藝術形式，評書、鼓書等曲藝形式更加經濟、方便。因為“大型劇本和歌舞劇的創作……是需要長時間的，在演出上也是比較困難的，而且要花很多的錢……唱大鼓只需一個人就夠了，一個人說、唱、形容，一個人就代表了一切角色，一個人就能唱一整本戲，真是太經濟方便了”（老舍《大眾文藝創作問題》）。于是，文藝工作者開始將評書、鼓書等民間傳統藝術形式與文學創作結合，用舊形式容納和表現新內容，將民間藝術形式新文學化。在這一時期對文藝的民族形式的探索過程中，趙樹理被認為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從《小二黑結婚》到《李有才板話》，再到《李家莊的變遷》，他的小說表現出明顯的民族化、大眾化審美趨向。其家喻戶曉的小說《小二黑結婚》在敘述手法上就借鑒了傳統評書形式，將“故事”元素融入作品，設置各種關節，制造懸念，引人入勝。

作家柯藍在談到小說創作時表示，自己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也正是《講話》之后文藝界開始向民間文藝及古典文學學習的時候。茅盾評價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時指出，“舊形式保留得比較多的，是《洋鐵桶的故事》（有回目，每段長短相若，每段起句照顧前段的結尾，每段結尾用‘驚人之筆’帶起新節目的開端）……這是一種極有價值的‘實驗’”。

1945年6月起，小說《呂梁英雄傳》在《晉綏大眾報》連載。小說描寫了呂梁山下康家寨的邊區人民抗日斗爭的故事，塑造了武德民、雷石柱、孟二愣等英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曲折，語言通俗生動。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注重“研究民間文藝，搜集群眾語匯，研究農民的喜好和接受能力等等，并且經常輪流下鄉，到實際生活中去學習鍛煉……同時還搜集整理了一些民間故事”，為小說的寫作打下了基礎。小說將舊形式與新內容相結合，民間俗諺、民間成語、習慣用法的使用在小說中屢見不鮮。

兼容并蓄 形成中國氣派

作為“當代文學”的起點，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將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的命題確定為當代文學的方向。會議指出，要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基礎上，將舊形式改造成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對民間形式也是如此。1951年5月，周恩來指示新文藝工作者要積極參與戲曲曲藝工作的改革：應當采用、改造和發展中國戲曲，特別是民間的小戲，形式簡單活潑，能夠反映現代生活，并且也容易為群眾所接受；大鼓、說書等曲藝形式，簡單而又富于表現力，便于迅速反映現實，也應當予以重視。

在各項政策的推動下，文藝工作快速發展，文學作品經過與各種藝術形式的融合，以“通俗”的形式滿足了更多讀者的閱讀興趣，起到了提高讀者文化水平和教育民眾的作用。許多作家運用評書、鼓詞等形式進行創作。如趙樹理在發表長篇評書體小說《靈泉洞》時，特別囑托“要標明是評書，希望能作為評書藝人講說之用”。同時，對歷史故事、民間故事及文學作品進行改編，在表現形式和藝術手法上進行探索和創新，也成為這一時期的創作趨向。

新時期以來，民間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學的“互動”更加頻繁。在1984年召開的“杭州會議”上，與會作家、批評家認為“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我們有民族的自我。我們的責任是釋放現代觀念的熱能，來重鑄和鍍亮這種自我”。于是，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等鄉土社會所凝結的傳統文化為作家所重視，成為重要的寫作資源。自然鮮活的民間文化形態成為文學寫作的沃土，對地域的書寫和對地域文化的展示，也成為作家創作的重要內容。

正如賈平凹所說：“一個地區的文學，山水的作用是很大的……不同的地理環境制約著各自的風情民俗，風情民俗的不同則保持了各地文學的差異。”他的《小月前本》《臘月·正月》等“商周系列”小說對陜南地區的人文和自然景觀進行了細致描繪，表現了對地域文化心理的開掘。汪曾祺取材于家鄉高郵的散文化小說，通過對氛圍、情致的書寫展現民俗風情的自然狀態，儒家的“仁愛”和道家的“自然”更讓作品有一種淡然質樸的味道。

莫言在談到創作時說，“還是要從民間、從民族文化里吸取營養，創作出有中國氣派的作品”。《紅高粱》《高粱酒》等“紅高粱系列”小說為讀者營造了一個色彩斑斕的“高密東北鄉”，民間文化在他恣肆奔涌的敘述方式下“真正蘇醒”。20世紀90年代以后，出現了一批自覺的民間書寫者，他們將“民間”作為精神的棲息地，從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汲取養分。陳忠實的《白鹿原》、阿來的《塵埃落定》、張煒的《古船》《九月寓言》都以厚重的人文情懷書寫大地，并將個體的命運、村落部族的變遷放置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中，濃郁的風土氣息與壯闊的歷史風云糾結交織在一起，表達出寫作者對民族命運的深邃思考。

需要強調的是，對于民間傳統文化的重視并不是在封閉的話語空間里去實踐，而是需要與外來文化建立起“對話”的參照關系。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作家的審美視域不斷開拓，表現形式也不斷創新。汪曾祺就對西方現代敘事技法有所吸納，小說《復仇》《綠貓》都采用了意識流的敘述方式，互不關聯的各種意象通過人物的意識流串聯和呈現出來，向讀者呈現出主客觀世界的差異。莫言則是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影響下，才開始營造“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

綜上所述，民間傳統文化進入現當代文學是有著歷史連續性和發展性的，認識和梳理民間傳統文化仍是一個未完成的課題。而如何重新審視及傳承發展民間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文學創作繁榮進步，則是創作界和批評界需要肩負的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