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曉龍，是在第26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頒獎典禮前后。

飛天、金鷹、白玉蘭，這是中國電視的三大獎。其中，白玉蘭的定位是專家獎、專業獎。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影視劇導演之一，鄭曉龍第三次出任白玉蘭獎電視劇評委會主席。

專訪他時，他說話特別詳細。一個話題，引經據典，拋出觀點，舉例佐證。不需要問他為什么說話是這種風格，因為他的電視劇都給出了答案：強調細節真實的人，不可能不建立一個龐大的知識庫，一個復雜精密的運行系統。

戲如人生。這些真實的細節，讓看戲的人，能在鄭曉龍的劇中看到生活，看到自己。這樣的劇，自然大家愛看。就像鄭曉龍自己對經典的評價：大浪淘沙，歷史能留下來、一代一代老百姓都會看的作品，才是精品。

戲如人生，讓你從戲中看到自己 大浪淘沙，能留下來的才是精品

鄭曉龍本人獲獎無數，他曾低調又不失自豪地說過：“拿獎多到不好意思提。”確實，他早已是三大獎的最佳導演獎大滿貫得主，包括2008年憑《金婚》、2012年憑《甄嬛傳》捧入懷中的白玉蘭。他覺得獎杯不如口碑，但同行和普通觀眾，卻都愿意把褒獎送給他，稱他為“爆款制造機”。從1990年擔任萬人空巷的《渴望》制片人開始，他的“爆款”持續了30年，他執導的《北京人在紐約》《金婚》《甄嬛傳》《羋月傳》《急診科醫生》，部部都是當之無愧的“現象級”。

專訪他時，他說話特別詳細。一個話題，引經據典，拋出觀點，舉例佐證。不需要問他為什么說話是這種風格，因為他的電視劇都給出了答案：強調細節真實的人，不可能不建立一個龐大的知識庫，一個復雜精密的運行系統。

戲如人生。這些真實的細節，讓看戲的人，能在鄭曉龍的劇中看到生活，看到自己。

這樣的劇，自然大家愛看。就像鄭曉龍自己對經典的評價：大浪淘沙，歷史能留下來、一代一代老百姓都會看的作品，才是精品。

1 我的籍貫永遠是填上海

青年報：您和白玉蘭獎很有淵源啊，組委會又一次邀請您做評委會主席了，更何況您還四度提名、兩次拿白玉蘭獎的最佳導演獎。您對上海這座城市是什么感覺？

鄭曉龍：我自己來拿了兩次導演獎，是《金婚》和《甄嬛傳》。但我和白玉蘭獎的緣分不止這么多，2004年白玉蘭獎就邀請我做了評委會主席，后來2009年又做了一次，所以很熟悉了。這個獎是專業獎，跟另外兩個獎角度不一樣。今年好片子多，對評委是個考驗。

至于上海，其實我也是上海人。我雖然出生在北京，但我父親是上海人，所以我無論什么資料，籍貫永遠是填上海，填了幾十年了。只不過我媽媽是東北人，我們家不說上海話，到現在我都“聽大不懂”上海話，但是我在上海有大量的親戚朋友，所以我對上海很有感情。

除了血緣關系之外，我還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本身。我曾經想搞一個劇本，叫《兩個人的上海》，從小人物出發，講上海幾十年的發展故事的。（記者注：2015年，鄭曉龍和王麗萍曾宣布將合作電視劇《兩個人的上海》，該劇從浦東開發開放開始，跨度20年，講述海納百川的上海故事）籌備了很長的時間，但最后沒做成功，被另一家公司拿去了。但因為這個劇，我對上海有了深入的調查和了解。

青年報：您曾經說自己有上海情結，所以上海的哪些特質是您喜歡和看重的？

鄭曉龍：我做電視劇，跟上海電視臺和很多上海的影視公司有著多年的合作，這讓我對上海的認知更深了一步。上海不僅僅是現代、時尚，還包括著上海人的契約精神、熱情和包容，包括在中國的現狀下，上海的變通能力和主動作為，都讓我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愿意到上海來，愿意跟上海的朋友一起合作，為中國的影視劇做點事情。

青年報：這次白玉蘭獎評委會主席做下來，聽說很累？

鄭曉龍：特別累。評獎結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滿意，但我確實是憑著對藝術創作的認真態度來評的。今年入圍作品質量很高，評委們爭論也多，有些作品可能放在往年就得獎了，或者能出好幾個“雙黃蛋”，但我們都不愿意產生“雙黃蛋”，所以就評得很累。讓我欣慰的是，從我之前來做主席評獎開始，過去十幾年了，評獎還是不受任何干預。當然，凡是對我有干擾的，我也不理，對我沒用，我有自己的堅持和原則。下次我還是希望自己別當評委了，就希望帶著作品來上海，提名或者領獎，都會更舒服一點。

青年報：都說您是“爆款制造機”，也曾有人評價您說，“每一次都踩在點上”。這大概繞不開《甄嬛傳》。您怎么看待這些評價？

鄭曉龍：別人說我老是踩在點上，但是我從未有意識去踩點。其實一代一代的觀眾，口味都不一樣，而且你的題材也不一樣，但一踩響了，再一踩又響了，說明了什么？說明人性的東西不會變，只要你講人性本質的故事，什么時候都有人關注，甭管幾零后。其實電視劇是講什么？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講人性當中的一些更深刻的或者是更有意思的事。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是有意思的，普通人的價值觀也是有意思的。

觀眾，雖然需求越來越多元，但我很少去考慮所謂的“分眾”。因為我覺得電視是大眾媒體，真正搞這個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接受。要更多的人喜歡，你就必須考慮大部分老百姓、大多數人的認知，這里面包含了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生活上對價值觀的認知。比如說，一夫一妻制是大眾化的價值觀，一夫多妻制只能是少數人的認知吧？大部分人希望情感專一，希望能一生一世。所以你老去歌頌一夫多妻制，可以嗎？這不是大眾化。

我拍《甄嬛傳》，其實就是批判一夫多妻制的，揭露封建皇家的落后、黑暗的婚姻制度。這片子后來到美國，美國人都能看明白，他們的廣告詞用的是“一個不屈的靈魂，一個弱女子對抗整個大清帝國”，我不明白為什么美國人都能看到這部劇是對封建社會的反抗和批判，可國內有些人卻說是什么“宮斗劇”，我覺得我就有點不懂。我覺得這叫沒文化，無知無識。

2 我所謂的踩點成功是對人性的挖掘

青年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您總是出爆款，也應該是您做的題材比較多元。大家都說你古裝劇、年代劇、現代劇都能拍出鄭曉龍的風格。現在網絡發達之后，好像大家在美學角度，都在走個性化，您對個性化美學怎么看？

鄭曉龍：我覺得這些年出了很多特別奇怪的定義。此前說寫工廠的就是工業題材，寫農村的就是農村題材，這還好，但年代戲就特別有意思了，我特別不明白什么叫年代戲。難道清朝那時候就沒有年代了？再往前就沒有年代了？在定義上，這些都是巨大的不科學，因為這個不科學就導致了很多東西都不科學。

其實，真要分，你可以說是警匪的或者是科幻的，這么去定義它就足夠了，而且還科學性比較強。

說個性化美學風格，是因為網絡上內容量巨大，所以就允許更多的創作者在網絡上表現他們的個性，實踐他們的美學思考。還有技術上它可以承載的空間也更大，包括拍攝，比如最前沿的燈光技術、攝影技術，都給網絡劇的創作個性化帶來了非常多的可能，下一步5G技術也將被應用在其中。另外就是網絡劇的資金來源，變現方式比較多樣，比如說可以單片收費、會員收費等等，這也使網絡劇有更多的資金，去給這些想要表現個性的創作者空間。

我自己，當然也喜歡個性化。搞創作的人，誰不喜歡自己的作品個性化呢？

青年報：聽說您今年還接了一部主旋律作品叫《功勛》？這樣的題材拍起來是什么感覺？

鄭曉龍：現在我們正在弄這個事兒，這是總局（國家廣電總局）交給我們的一個任務，連《功勛》這個名字都是由總局直接想出來的名字。我一開始有點猶豫不想接，并不是因為這是總局的“命題作文”、交辦任務就覺得不好，而是我沒有太大的信心拍好。但是，當我真的了解這些功勛人物的故事后，我也理解了總局為什么找我拍《功勛》，讓我來當這種題材的導演——你真正對這個事情上心了，你就會覺得，需要好好拍出來一個有意思的、說人話的《功勛》，因為他們真的為了國家甚至為了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點誰都否認不了。

你像屠呦呦，她的青蒿素的發明，每年在全球能救活上百萬人。比如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能夠解決多少人的吃飯問題？比如國家的氫彈之父、核潛艇之父，他們在那么艱難的條件造出的國之重器，為中國這個國家的自立自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又比如申紀蘭，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她最先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后來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為中國的男女平等，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

這些有功勛、有功績的人物，怎么才能表現好？不刻意拔高、說的是人話、干的是真正反映他們內心思想價值的事，把這些科學家的個性拍出來，才可能成為一部合理的、好看的片子。所以，雖然一開始是自上而下的一個任務，但后來我們自己自下而上去調查了解這些人物時，才知道他們那會兒根本不是后人所認為的“不同人”，他們只是專注，只是“一根筋”。這些都是人性，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青年報：您說作為評委，您最在意的一個點是細節真實？在以往的采訪中，您也一直在強調真實這個詞，這在您的作品中，是怎么體現的？

鄭曉龍：我對片子的審美要求——細節的真實。沒有細節的真實，片子的完成度就有很大的問題。一個片子，我覺得需要獲得大眾的接受，細節不真實的話，情節的虛構不會讓觀眾接受。我說的細節是指對整個片子的細節把握，包括人物、美工、攝影等等。

我們需要的一個創作態度是現實主義創作，現實題材不等于現實主義。現在很多古裝劇，有一個現象是它們都模糊了真實的歷史朝代，是架空的。為什么呢？多方面的原因。如果是真實的朝代，送審時可能歷史學家會覺得你不符合歷史真實；播出時，很多老百姓又容易把文藝作品當真實的來看——這可能是中國的一個特殊現象。這導致了一個結果就是，他們索性就模糊時代背景，最后越來越架空。

我哪怕拍的是古裝劇，我覺得自己也是帶著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去拍的，而不是瞎編亂造的。《甄嬛傳》你們看過小說沒？小說原本不是這樣子的，它是一個架空的、沒有朝代的宮廷愛情故事。我們把它落到了雍正年間，有一個真實的朝代。為什么放在雍正年間？因為雍正是個勤政的皇帝，這導致在后宮——由于必然的封建婚姻制度——后宮人員的競爭是毫無疑問的，故事就有了真實的支撐。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很多細節上的真實。

3 爆款劇的生命力在于細節真實

青年報：您前兩年拍了《急診科醫生》，很多人都說，很多劇情跟今年的疫情都契合。（記者注：該片第26集中，醫生江曉琪發現從非洲回來的某病人感染了一種新型冠狀病毒，隨后的情節跟今年的疫情很像，該片也因此被網友譽為神片）您自己回頭看這個作品，有沒有看出有新的意義？

鄭曉龍：你看，這就是現實主義態度拍的片子，注重細節！所以，它到現在都有生命力。如果我是瞎編的，那我怎么也編不出新型冠狀病毒這個詞。所以今年暴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我們當時的詞兒都一字不差，所以，疫情暴發后人家給我發過來時，我都驚嘆“不可能吧”！

為什么？因為藝術創作來源于生活，而冠狀病毒本來就是生活當中真實存在的。我們創作這個作品的人叫羅點點，她本身就是急診科醫生，所以她專業，對醫院里面急診科的這些故事，也都了如指掌。

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我們也反復注重細節的把握。包括給病人打針、抽血、止血、開刀做手術，全部都是用的真實醫生、護士的“手替”，他們的動作專業，這樣我覺得就有意義。也因此，我們最后沒把醫療題材拍成一個醫療偶像劇，是吧？故事真的要跟生活結合得特別緊，這一點真的特別重要。

青年報：所以細節真實是產生爆款的一個必要因素嗎？此外，您此前的采訪中也有講過，獎項從來不是創作的唯一追求，要造精品。在您心目中，爆款和精品有一些什么聯系？對于現在很多從事影視行業的年輕人，您有一些什么可供分享的經驗？

鄭曉龍：能做到爆款，真的是特別難的一件事兒，不是那么容易就爆款的。任何國家都如此，任何影視劇的拍攝都如此，爆款必然是經過了多少年的沉淀或者努力，才有可能產生。你看《紅樓夢》，曹雪芹寫了一輩子、一生，它才成了個爆款。

我們創作的時候，不能想著爆款，要想著做精品。對年輕人來說，可以好好想一想，上學的時候老師講過什么是好作品。到了社會上，我們也應該知道，什么才是好作品。從《戰國策》《史記》，到后來的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里面哪些是精品哪些不是，現在一眼都能看出來。

什么是精品？大浪淘沙，歷史把它留下來的，就是精品。這些人類文化的高峰之作，跟得獎不得獎沒有關系。一代一代的人都去看，還要一代一代的人喜歡它、研究它，像《紅樓夢》，最后甚至形成了一門學問叫“紅學”。

毛澤東同志把《紅樓夢》稱作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列寧把托爾斯泰的作品稱作沙俄時期農奴制度的一面鏡子。你仔細想想，托爾斯泰哪知道列寧呢？哪里知道農奴時代這種歷史斷代的知識呢？曹雪芹哪里知道封建社會這個詞？但正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真實的細節，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里的人和事，后人再來看，發現他們刻畫了非常好的形象，揭示了非常牛的道理，他的作品能夠被后人不斷用新的內容填充進去——能被觀眾認可、經得起時間沉淀，這就是精品。

4 網絡劇是趨勢，未來我會拍一部超級網劇

青年報：您導演的作品，題材比較豐富，那您有自己偏愛的題材嗎？會嘗試比較年輕時髦的題材嗎？

鄭曉龍：有些導演比較愛拍一類題材，我恰恰是不愛拍一類題材的人，我各種題材都愿意嘗試。比如說海外題材的拍過《北京人在紐約》，家庭問題的拍過《金婚》，古裝的拍過《甄嬛傳》。還有農村的我也拍過，醫院的我也拍過。對我來說，每一個新的題材的創作，都是一個新的嘗試，是一個新的感受，人生新的一種方式。我會把我對這一段人生的或者是在這個環境里的人生感受，我自己的認知放進去，這是之所以說我自己很難老在一種題材上（停留）。

我希望在片子里有一些營養。看你片子的觀眾，放棄了吃喝玩樂的好時光來看你的東西，你一點營養都不給人家，有點那個是吧？觀眾在看的時候，他們其實也會思考，尤其是現在年輕的觀眾，他們不會呆呆地看這個東西，他一定要思考，一定有自己的吸收。你把覺得有意義的事情告訴他，他如果覺得真挺好，跟他對社會的認知、對美好和價值的認知相吻合的時候，他就會特別喜歡。這就需要創作者保持敏感性。

至于時髦題材，我覺得自己不夠時髦。但是，我在嘗試拍一部超級網劇。

青年報：這次白玉蘭獎，把網劇加入到了電視劇單元的評選，我們知道網劇是什么，但這個超級網劇是什么概念和體量？

鄭曉龍：我始終覺得網絡播出的和電視臺播出的，只是播出平臺不一樣，都是電視劇。也許是平臺不一樣，反過來對制作的要求不一樣，但目前還沒明確表現出來。比如拍超級網劇，更大制作，播出時間和電視臺不一樣的，比如互動性的網劇，根據觀眾需要迅速制作的網劇，是多線頭的，多角度的，可以和觀眾直接互動，技術上的不一樣而使生產出來的作品不一樣，我覺得這才叫真正的網劇。現在的所謂網劇只是網上放映的，仍然是電視劇。現在并沒有因為技術改變，在生產和觀看方式上就有所改變。

超級網劇，我的理解是在表現形式上得不一樣，或者播出形式上不一樣。比如一般電視劇45分鐘，它就得一個小時，或者播出頻率超級慢。美劇里也分超級和非超級，比如大家看過的《老友記》，多機拍攝現場切換，就是普通的，但是《權力的游戲》就算是超級網劇。

我現在在弄一個劇本，他們希望我拍成超級網劇。它是一個大的題材，是所謂的歷史傳奇，它具備真實的歷史背景，在這個基礎上有創作。它的歷史意義特別重大，因為我覺得我很難想象拍一個沒有任何營養的東西。我不說價值觀，但是無論如何，你在各個方面或者在美學上，或者是在所表達的你的精神境界上，表達人格和人性尊嚴的深刻的感覺上，你都要或多或少有點營養。至于播出形式，希望是周播，不是一天兩集。

我自己也很看好網絡播出的樣式，未來它一定會取代現在在電視的播出。海外像HBO、華納兄弟和迪士尼，都在搞自己的網絡播出，因為他們都看到了Netflix的影響。技術上的進步，必然帶來樣式的不同。這是個方向，沒辦法阻擋的。生產力帶來生產關系的變化，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

青年報：但是網絡播出時代，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比如彈幕、倍速觀看。還有人在爭論長視頻短視頻，覺得碎片化的短視頻會改變下一代的視頻觀看習慣。您怎么看待這些新事物？

鄭曉龍：網絡播放跟電視臺播放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夠及時反饋，彈幕就是這樣一種反饋，雖然我覺得有點兒戲。但它反饋之迅速，是電視臺永遠無法做到的。但是這些技術應該帶來拍攝方法的不同，出現一種先進的劇組，目前這些還沒有。

至于倍速觀看，我覺得特別“有意思”？你不喜歡看，又何必看它呢？看點別的好了啊！我想還是有些人的社交需求，讓他不能不看，怕第二天沒話題，沒法跟人聊天對話。

對于長視頻和短視頻，我覺得不是用長短來比較的。比如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各有各的優點，各有需要。觀眾可以被長的帶進去，迷下去，在節奏快的現在，碎片化的信息也有需要。最關鍵的是內容，影視劇無論長短，必須要有思維性，更要有社會熱點，能在街頭巷尾引發情感共鳴，讓觀眾對號入座、有情感聯結才會有價值。

倒是有一個現象，我覺得是挺嚴重的問題，就剛才說的觀眾“分眾”的問題。這可能是一些網絡更好掙錢的方式而已，通過大數據分析出來你喜歡什么，就給你推送什么。如果只是簡單地分析裙子、化妝品或者什么商品，這還好辦；如果只是推送給你這一類的文藝作品，比如電影，也勉強算是沒問題。但現在已經發展到了我喜歡這一類的觀點，你就給我這一類關鍵詞的文章，這只能逐步固化我的認知，帶來整個社會觀念的固化，這樣的“分眾”，我覺得是起到了撕裂社會的作用。

青年報：無論是真實也好，炒作也好，現在視頻平臺的競爭，導致了每年每家都會有一部“現象級”“爆款”出來，但同時還有一個現象級就是中國的電視劇制作，每年都有大量的庫存和積壓現象。隨著大家精力都放在爆款上，這種積壓會越來越嚴重嗎？

鄭曉龍：積壓這個事兒沒辦法。特別是前些年，咱們盲目投資，很多資本認為影視劇能夠賺錢，就有大量非專業的人在弄，門檻也很低，拍了很多品質非常差的片子，自然就被積壓了。那會兒老在說一年拍16000集，每天得播多少集才能播完啊？市場不成熟到這種程度。你讓別人每天別的事兒都不干，只看電視劇嗎？

我們都在說要從電視劇大國走向強國。美國是電視劇大國也是強國，一年生產的電視劇也不過4000多集，其中還有很多是爆款。我們是多少倍了？

我們現在電視劇火，很多人就覺得我們厲害了，但現在的環境，也讓我們反思，看看我們用的這些設備，基本都是國外進口的，甚至連制作軟件也都是進口的。這個行業的工業體系，都還沒完全建立起來，還很初級，我們需要將整套的體系發展起來，能夠拉動國家的GDP，這才叫工業化。現在有票房有收視率，還不叫拉動GDP。

鄭曉龍，1952年11月30日出生于北京，中國內地著名導演、國家一級編劇、出品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視劇導演協會會長。主要作品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金婚》《甄嬛傳》《紅高粱》《羋月傳》《急診科醫生》和電影《刮痧》《圖蘭朵》等，都是收視和口碑俱佳的作品。

鄭曉龍真正開始自己的“爆款制造機”生涯，是1990年在感情劇《渴望》中擔任制片人，隨后1993年因與馮小剛聯合執導《北京人在紐約》而獲得關注。2000年執導的劇情片《刮痧》獲得北京市十個一工程獎。

作為導演，他獲獎無數，在中國電視的三大獎項中，他實現了最佳導演獎的大滿貫。2008年在第14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憑《金婚》、2012年在第18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憑《甄嬛傳》獲最佳導演獎，2009年在第27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憑《金婚》獲優秀導演獎，2016年在第28屆中國電視金鷹獎憑《羋月傳》《紅高粱》獲最佳導演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