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體·死神永生》的最后，程心與關一帆決定響應“回歸運動”，把小宇宙歸還大宇宙，以保證宇宙擁有足夠的能量。他們希望能夠到新的沒有被“篡改”的宇宙中，因為這一宇宙體現了“最高的和諧與美”。而這種具有“最高的和諧與美”的新宇宙是什么呢？也許，就是在這樣的宇宙中真正體現了人類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命運共同體。

一、命運共同體的先驗存在

宇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驗存在”是說，它們在事實上具有共同的命運際遇，相互作用依存，且不需要人證明，也不需要人經過后天的努力形成。它是一種超越了人類時間與空間的原初存在狀態，或者本來狀態。在宇宙形成的那一刻，盡管人類還沒有出現，但已經包含了人類形成的基因與可能性。在一定條件下，人類作為宇宙的一種存在物出現，并按照宇宙的要求而存在。當這種狀態被打破的時候，人類就可能毀滅。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宇宙受到自身或外在力量的作用，達到臨界值的時候，其命運就會面臨轉變，甚至會毀滅。這一刻，不論人類有多么偉大，創造的文明有多么輝煌，人類也將隨著宇宙的命運而完成自己的命運。人類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如科技來發明一種超越宇宙，并且不受宇宙規律控制、獨立于宇宙之外的功能。恰恰相反，人類因為違背或破壞了宇宙的規律，會走向毀滅。盡管人類的毀滅并不會從總體上影響宇宙。事實上，宇宙與人類的關系，不是由人類決定的，而是由宇宙存在的規律——道所決定的。人類的任何行為，只能在這種“道”的限制中進行。盡管人類有主動性、自主意識，但其最大的可能只是在認識、把握這種“道”的努力之中，而不可能超越其外。所以宇宙的存在法則并不是由人來決定或證明的。它是先于人類而存在并產生作用的，是一種不受人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存在現象。在劉慈欣的《朝聞道》中，人類科技得到了高度發展，以至于建立了一條環繞地球的加速器——“愛因斯坦赤道”。但是，從宇宙的角度來看，這個先進的、龐大的超現代科技成果對宇宙形成了威脅。宇宙排險者幾乎是在瞬間就把它排除了。人類最具先進意義的科技成果在宇宙面前毫無應對之力，甚至對其茫然無知。先進的、代表了人類進步成果的“愛因斯坦赤道”，竟然是在人類不知不覺之間消失的。由此看來，宇宙間存在的物質形成了依照其“道”運行的秩序。它們之間構成了一種眾多因素“配合”，眾多方面或者勢力和諧進行的過程。

從宇宙的角度來看，有一種存在是“人類”。但從人類的角度來看，人類只是一個“虛化”的概念。并不存在可以把古今中外所有人都體現出來的“人類”現實體。我們所有的只是具體的“人”。這就是說，作為“人”的整體性的人類雖然可以從理論上想象出來，但在現實中卻是很難看到的。而作為個體的“人”雖然不可能每一個都被想象出來，卻是常在的。這些林林總總、各色各樣的“人”的個體，有其生理心理的、性格情感的、信仰倫理的、利益與理想的差異，但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律。這種規律雖然可以說是人的規律，但從本質而言卻是宇宙的規律。“人”的個體差異達到一定大的時候就會出現矛盾、斗爭，由差異而至對立。從表面來看，人與人之間的這種對立是常在的。但從最終要求來看，這些矛盾與對立卻是可以戰勝的，或者說忽略的。不同的人及其群體之間存在著超越這種矛盾、對立的統一性。就是說，當人類以及個體的人出現時，必須服從超越其差異的共同的“道”。這個“道”在人的層面是人應該遵循的，在其存在的客觀環境層面則是與宇宙自然的要求統一的。所以，人類本身也是在先驗的命運共同體中存在的。人只是在具備了“人”的可能性之后才能夠成為人。這種可能性并不是人類自己賦予的，而是適應宇宙自然規律之后才形成的。它并不由人的主觀能動性決定，而是由超越了人的客觀條件——宇宙自然的條件決定的。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命運當然是先驗的，不是在人出現之后由人所決定的。

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是，盡管最早的人類可能在世界的不同區域出現，但是，當不同區域的人類一旦出現之后，其命運就具備了共同性。這種共同性也不是由人類自身決定的，而是由宇宙自然之規律決定的。比如，他們均需要相應的地理自然環境來維系自己的生存，需要適應自身生理生長的共同要求——水、食物、對更適宜的生存條件的追求，等等。當這些外在的條件改變之后，人類的生存條件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一旦突破某種限度，將對人類產生致命的效應。盡管宇宙自然與人類的命運共同體是先驗的，但人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這種“先驗”的共同命運。除少數人之外，人類很少從宇宙的整體命運來思考未來，更多的是面對自己急需解決的現實問題做出判斷。人們習慣于從自己存在的小范圍來考慮問題，并把其他的同類作為外在于自我的存在體，與自己對立起來。人類逐漸迷失了存在的靈性與目標，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但是另一方面，在這種非理性的對立中，人類也沒有離開相互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并不是口號式的標簽，而是出于成長進步要求的不自覺需要，是由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在不自覺中進行了合作，并由這種合作使人類不斷進步，逐漸從蒙昧走向文明。它可能不是自覺的，但卻是必然的。人類實際上是生存在一個共同體之中。劉慈欣在《白堊紀往事》中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這種合作的非自覺性與歷史必然性。共同生存在白堊紀中的恐龍與螞蟻，雖然不是一個物種，卻由于相互之間在能力、智力上的差異與互補共同創造了一個宏大的文明——龍蟻聯盟的白堊紀文明。這種想象突破了同一物種之間相互依存的共存性，揭示了不同物種之間共存的現實。事實上，這種共存性在宇宙自然中廣泛地存在著。人類也一直在宇宙自然必然律的可容納范圍中與人類之外的存在共生。這種共生共存的狀態并不全部是被動的、不自覺的。劉慈欣在《歡樂頌》中為我們虛構了一個世界各國因為強調不同存在體——國家的利益，導致聯合國形同虛設，將要解體。但神奇的是，一位來自宇宙的恒星演奏家“鏡子”出現了。他的身世神秘遙遠，與宇宙同在。他從事恒星的演奏，并將為世界各國首腦彈奏太陽，演出著名的《歡樂頌》，使“被時間無情分開的一切/你的魔力又把它們重新聯結”。這些人類所謂的“首腦”們突然之間對宇宙自然有了新的感悟——我們所面臨的，“畢竟是宇宙中一粒沙子上的事，應該好辦。各國各自所做出的讓步與犧牲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頗具象征意義的聯合國出現了轉機，人類的合作與共存也在宇宙自然之樂中得以延續。

二、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必然性

盡管我們認為宇宙自然與人類的命運共同體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先驗存在，但還不能證明人類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這種共同體的先驗性。人類甚至為了個體的存在而抗拒這種先驗性。這當然表現了人類的某種無知與局限。今天世界國家與民族的分布仍然延續了人類一直以來的慣性——在爭取個體利益最大化中采用對抗以取得平衡。這種對抗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種是利益的爭奪。人們不是考慮如何更公正合理地利用宇宙自然賜予的資源，而是期望自己得到更多的資源，或者干脆控制資源。這也暗含著一種利益分配的原則，就是得到更多資源者將獲取更多的利益；另一種是文化的對抗。塞繆爾·亨廷頓對這種可能進行了研究，認為在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意識形態之后，會出現因文明而形成的沖突。在“冷戰”之后的新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他認為，最危險的文化沖突是沿著文明的斷層線發生的那些沖突。[1]7盡管他并不倡導這種沖突，只是喚醒人們重視這種沖突，促進整個世界進行“文明的對話”。但事實是，這種沖突從來就沒有得到解決，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需要注意到的是，在這樣的對抗中，人類似乎也更緊密地聯合起來。這就是人類在不斷努力中使生產力得到了發展，并因此而改變了生存的世界。任何一個地區、民族，都不能單純依靠自己完成生存與發展。人類已經超越了原始的自生存狀態，成為需要各種文明相互支撐的全球化生存模式。工業革命與現代化、信息化改變了人類。在人類的體能與智能日見下降的情況下，技術與信息卻普遍地強化。現代交通的出現，使時間與空間發生了改變。人們可以更方便地從一個地區移動到另一個地區。人與人的聯系進一步增強了，但直接的接觸與認知卻減少了。信息傳播方式的改變，使人們認知世界、掌握知識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你可以更快捷更方便地了解世界各地的情況，與陌生而熟悉的人們交流討論，并決定自己的行動。人們呈現自己的方式也因技術的發展出現了變化。你不需要親身去認識誰，只通過網絡就可以建立聯系，并成為盟友。這種全球化的統一共存形態，是人類面對的新世界，現代化與信息化的新成果。但是，人類的這種聯系并不是從現在才開始，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不同地區人們出于發展需要而表現出來的共存追求。這種追求是不自覺的。就是說，人們并不知道或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不是主動自覺地去追求共同體，而是在不自覺中推動或體現出共同體要求。舉例而言，今天的人們可以食用麥粉。但麥子最早是在中東兩河地區出現的。在那時，其他地區的人們是不可能吃到的。但是，今天小麥已經在全球食用。其傳播雖然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卻是人類進化的重要成果，是人類共享的生動例證。在這種傳播中，人類不自覺地體現出了“共同體”意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出于發展的需要，人類會有選擇地把其他地區的成果轉化為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這種現象并不是個別的、偶然的，而是貫穿于人類發展的歷史。

還有一種情況則是，當人類面臨共同的巨大災難時將更迅捷地結成共同體。劉慈欣在他的小說中比較充分地描寫了這種狀態下人類的共同命運。在《流浪地球》中，由于太陽的核閃聚變，太陽系將毀滅。但是，擁有智慧與信仰的人類不能被動地接受這一命運。他們將用2500年左右、100代人的時間，把地球推出太陽系，并轉入新的運行軌道，尋找新的星系作為自己的棲息地。這時，人類不再強調種族、宗教、國家，而是被統一的目標聯合起來，在一個“聯合政府”的協調下工作。尋找新的棲息地成為體現人類共同利益的最高目標。人們共同經歷了漫長的剎車時代、逃逸時代與流浪時代，將飛向新太陽時代。在這一過程中，人與地球的關系，與宇宙的關系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太陽，已經不再能養育萬物，而是成為“恐怖”的根源。地球，已經失去了滋養生命的能力，而是成為需要人類拯救的家園。人類，也不再是昨天的人類，成為被科技統一起來以實現未來目標的人類。唯一不變的是，人類仍然具有理性、希望與信念，具有改變自身以及地球家園的智慧與能力。在《三體》中，劉慈欣為我們描繪了更為宏闊的人類命運。盡管在小說中我們仍然能夠看到現實生活的某種痕跡，但在地球面臨三體的毀滅性打擊時，人類空前地結成了統一體。國家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機器，而是統一在聯合國的指揮下。人們更重視的是地球人類與三體人類的不同、對抗，而不是種族、宗教、國家的利益與差異。當人類面臨生死抉擇的考驗時，國家的意義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類要聯合起來，共同面對危機。

現實中當然還沒有出現劉慈欣在小說中虛構的巨大災難，但這并不等于不會出現這樣的災難。事實是，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資本本性中生長的無限貪欲，以“發展”與“進步”為標簽的對自然資源的無限消耗，強權國家對弱小民族的“文明”掠奪等已經使人類處于十分危險的境地。人們在思考如何才能走出這樣的泥沼，重歸理性的道路，以保證人類能夠擁有未來。當人們自以為是地使用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為自己爭取利益的時候，宇宙已經在不斷地發出警告。但是，人們更相信這種警告的無效無用，以及眼前可能的利益。在預警無效之后，宇宙自然的“排險者”就會出現——對于人類而言就可能是災難。旱澇、颶風、冰凍、蝗蟲、瘟疫、地震、氣候變化，等等。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不斷出現的一個觀點就是，天，也就是宇宙自然往往要給人以啟示，強調人道必須遵循天道——宇宙之道。違背自然的行為將受到天道的譴責、懲罰。在還沒有對人類徹底絕望時，宇宙自然將用各種手段來懲戒人類、警醒人類，直至人類收斂自己的貪婪、狂妄、自大，回歸理性。如果人類并不能清醒的話，宇宙“排險者”也許就會采取最極端的手段，清除以“愛因斯坦赤道”為代表的逆自然現象。以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而言，無論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是什么原因，從終極的角度來看正是宇宙對人類發出的新的警示與懲戒。人們看不到這種病毒，但病毒卻行無定蹤，隨意而至。它并不考慮某個人如何，而是把各種各樣的人當作同一種物種——人類，或者正在破壞宇宙自然和諧性的存在物。它讓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自以為是的日常活動，并為曾經的瘋狂付出代價，以弱化人類對宇宙自然的傷害。這使人類在被迫中處于共同的命運之中，意識到宇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

事實上，在人類社會的層面，某一人群已經不能決定人類的走向。那些曾經被人仰慕的、具有支配力的精英與權貴并不可能因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就免于感染。即使中國首先控制住了病毒的漫延，也不能決定病毒不再肆虐。事實上它反而在更廣大的范圍傳播。這種狀況如果不能終止，中國也難以獨善其身。所以，從積極的方面來看，人類必須攜起手來，重歸理性，共同面對病毒，并戰勝病毒。但是，當人類的理性一旦喪失，在私欲與貪婪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病毒，或者其他的懲戒將會不斷出現，人類就可能面臨著整體性毀滅。這對人類而言是殘酷的。但對宇宙自然而言，卻是輕而易舉的、自然而然的。劉慈欣在《白堊紀往事》中已經非常形象地為我們描繪了這樣的結局。所以，巨大的災難，特別是面臨生死存亡的災難可以使人類更主動、更自覺地聯合起來，結成統一的共同體來面對共同的命運。但是，現實并不是理論的鏡子。人類也不一定具有良好的理性精神。當私欲壓倒了良知時，人類共同的結局就只有一種——毀滅，并失去未來。無論如何，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的追求具有一種面對未來的必然性。

三、劉慈欣為我們描繪的宇宙、人類及其命運共同體

在劉慈欣的作品中，不斷地為我們描繪出這種命運共同體的各種可能。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劉慈欣奇絕宏大、瑰麗斑斕的想象中，反復強調的一個主題就是人類如何才能擁有未來。他為我們勾勒出人類應該擁有的良好品格，為我們設想了許多現代或超現代科技的進步與變化，為我們預設即使可能會失去地球家園的話，人類還有怎樣的選擇，等等。大致而言，他從這樣幾方面為我們描繪出了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的必然。

首先，劉慈欣在他的作品中為我們表現了人類與宇宙自然之間的共存關系。一般而言，人們更多地從個人責任的角度來討論《鄉村教師》。但小說中也包含著人類與宇宙之間的隱秘關系。對于銀河系中硅基帝國與碳基聯邦之間長達兩億銀河年的慘烈戰爭，地球人類并不知曉。碳基聯邦為保證戰爭的最后勝利，決定摧毀一些天體，在太空中建造一條隔離帶，以阻止硅基帝國的反撲。而地球就在這一隔離帶之中。由于鄉村教師的努力，教會了學生牛頓三大定律，使地球通過了碳基聯邦的文明測試，終使地球得以生存。這一設計實際上也告訴我們，盡管地球并不知道銀河系正在發生的慘烈戰爭，但地球的命運并不僅僅是由地球決定的。地球存在于一個相關的命運體中。任何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絕對的。它要受相關存在的影響才能完成。這種相關性可能是人們感受不到的，但卻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這也就是我們強調的，命運共同體是一種先驗性存在。它并不依賴人類的自覺與認可。

同時，劉慈欣也為我們描繪了由于智慧生物的非理性使這種共同體斷裂的必然結果。最典型的就是《白堊紀往事》。正是由于恐龍的貪欲、顢頇、自大、狂妄，不僅引發了恐龍世界的分裂，也引發了恐龍與螞蟻的慘烈戰爭。在這種不可逆轉的戰爭中，曾經輝煌的龍蟻聯盟創造的白堊紀文明終于毀滅了。對于地球而言，恐龍成為一種生物意義上的歷史消失了。而螞蟻由于失去了恐龍，也蛻化為低級生物，在大地中匍匐。那么，螞蟻作為一種文明的創造者，它們還有未來嗎？如果說有的話，也只是另一種未來，而不是白堊紀文明的未來。這是一部充滿隱喻意義的小說。當人類不能聯合起來解決現實的問題，而是以自己的價值去強迫別人時，與毀滅的距離就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

但是，劉慈欣也為我們描繪了人類面對巨大災難團結起來，在對未來持久的信仰追求中獲取文明延續可能性的崇高力量。這也成為對命運共同體本質意義最為輝煌壯麗的表達，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可能具備的理性精神、智慧勇氣與莊嚴品格，激發我們回歸理性，戰勝困難，走向未來的信心與希望。在《流浪地球》中，全球各地人民在聯合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開始了長達2500余年的脫離太陽系，尋找新家園的壯舉。在撼人心魄的《三體》中，地球人類組成了對抗三體的聯合體。在這生死存亡的博弈中，人類克服了各種私欲、困難，結成具有堅定意志、理想精神，充分體現了同一命運的共同體。在這些作品中，劉慈欣為我們描寫了人類共有的堅定信仰——拯救地球，為人類走向未來開辟新路；也為我們描繪了人類的高超智慧與崇高品格——技術的、能力的、思想的、精神與情感的。同時，他也不回避人類內部仍然存在的——不是出于個人利益，而是由于對事物認識不同形成的分歧，以及相互之間的斗爭。甚至于，在這危亡之時，人類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它不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原初社會”，而是分成了在地球上生活的人類與在太空中生活的人類——在法理上歸屬于地球人類而日常生活中并不相同的兩種社會形態。這種人類的共同體幾乎是解讀人類如何走向未來命題的主要答案。如果人類能夠形成統一的思想與行動，就可以應對各種挑戰。

在《三體·黑暗森林》中，劉慈欣借面壁者羅輯之口說道：猜疑鏈這種東西，在地球上是見不到的。人類共同的物種、相近的文化、同處于一個相互依存的生態圈、近在咫尺的距離，猜疑鏈只能延伸一至兩層就會被交流消解。[2]444這表現出劉慈欣對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所具有的樂觀態度。他希望人類追求藝術的生活方式，把生活過成藝術，才能避免遭遇毀滅性災難，走向未來。他認為宇宙的存在就是一種藝術的存在。

盡管人類對宇宙的研究仍然處于非常初級的階段。已知的領域遠小于未知的領域。但我們仍然能夠發現并感受到宇宙存在及其運行的有序性——在引力作用下，不同天體及宇宙物質相互吸引、相互作用，形成包容萬象、姿態各異又統一共容、不即不離的存在狀態。宇宙易而不易，以異同一；動中有靜，靜而有動；生而趨死，死而永生；有無相繼，有無共命；和而不同，和而有別，在存在的千姿百態中統一在“道”的法則之中。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個“自然”是自然而然的終極生成，亦反過來體現人的法則。在這樣的循環法則中，宇宙與人統一起來，成為一種和諧有序的美的存在——藝術的存在。劉慈欣在他的小說中反復慨嘆宇宙這種至高的和諧與美。在《思想者》中，劉慈欣把宇宙恒星閃爍模型表現為一幅宣紙上飄動的墨線畫。而這“畫”與人類大腦神經元的傳遞規律是一樣的。在《朝聞道》[3]97中，劉慈欣借宇宙排險者之口告訴我們，當宇宙的和諧之美一覽無余地展現在你面前時，生命只是一個很小的代價。對宇宙終極美的追求成為文明存在的唯一寄托。宇宙這種最高的美的本質，決定了宇宙、人類命運共同體先驗性的必然。宇宙本質中關于和諧與美的藝術特征就成為各種存在中至高的存在。

作為宇宙人類的至高存在，藝術是人類社會最具理想的美好形態。在劉慈欣的敘述中，盡管強調技術的重要性，但技術只是實現人類以及宇宙目標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目標。在《三體·黑暗森林》中，他設計了一位“針眼畫師”。這位神秘畫家的畫成為拯救人類的一種暗語。而被人類送往太空的科學家云天明則創作了一部隱喻拯救之法的寓言作品。在這里，畫與寓言成為拯救人類的藝術性現實密碼。

但所有這一切并不是最主要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藝術能夠把人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事實上，劉慈欣在他的小說中為我們設想了解決人類之間存在矛盾與紛爭的方法。這一方法在一般人看來有些幼稚，但卻具備了極為充足的理由。這就是人類不要去追求物質的占有與享受，而是要去追求、享受藝術。藝術，是藝術地解決人類問題的理想大法，是人類能夠化解紛爭，團結起來的精神力量，是走向未來的必然之途。藝術真正地貫通了宇宙自然與人的本質——在和諧的相互依存與運動之中完成美的呈現。通過藝術，消解了現實生活中由于利益而形成的矛盾、分歧，乃至于陰謀、戰爭。它的整體構成代表了人類理想的本質屬性與精神追求，體現了人類在現實世界中很難實現的至高境界，從而使人類在回避了資源緊缺的物質追求、利益紛爭的占有欲望之外，更方便地實現情感與精神世界的認同，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形成共同應對各種挑戰的命運共同體。在《歡樂頌》中，劉慈欣充滿希望地想象了人類在藝術的感召中團結起來的美好前景。在太空音樂家彈奏著太陽演出《歡樂頌》后，人類終于意識到，面對未來，最重要的還是聯合起來。因為大家有著共同的命運。由于藝術，人類重新發現了自己，并對未來擁有了美好的期冀。

注釋：

[1][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版）[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2]劉慈欣.黑暗森林[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3]劉慈欣.時間移民[M].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