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魯及其譯作。（均資料圖片） 制圖：李潔

《基督山恩仇記》《茶花女》《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紅與黑》……幾代讀者耳熟能詳的法國文學經典背后，著名翻譯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鄭克魯是繞不開的名字。這位法國經典文學的“守望者”和“擺渡人”，于9月20日晚10點在滬逝世，享年81歲。

“譯事之艱辛，惟當事者知之。”在近60年的翻譯、學術、教學生涯中，鄭克魯累計完成了1700萬字翻譯作品，2000萬字研究論著，加上其他各類文字，著述總數超4000萬字。商務印書館近年陸續出版《鄭克魯文集》，涵蓋了他一生主要的譯著。兩年前，他把“雨果小說全集”書稿交給復旦大學出版社，目前該全集正在陸續出版，預計2021年出齊。

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浙江大學終身教授許鈞認為，鄭克魯之為文、為師、為人，用一個字總結就是“實”——有著堅實的學問和厚實的肩膀，他為這個時代樹立了精益求精、追求真實的精神，值得后輩們不斷學習、研究和深入挖掘。

數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堅持“譯者同樣擁有極高的漢語文學修養”

鄭克魯數十年如一日筆耕不輟，懷著使命感致力于給自己熱愛的法國文學經典注入新的生命。“通常我只譯一流作品。許多一流作家的作品也不全是一流的，那我就挑選其中最好的翻譯。我喜歡巴爾扎克，但不是巴爾扎克所有的小說都譯，除了他的一些中短篇，我只譯了他最重要的《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莫泊桑的300多篇小說，我也只選了其中數十篇譯出60萬字。”他曾如是袒露心跡。

鄭克魯的第一位博士生、上師大教授朱振武告訴記者：“鄭先生謙卑隨和，從未聽過他炫耀家世，他的為人處世都是一種平和的心態。而在做學問方面，他的譯文平實質樸，而非浮華夸飾；盡量忠實源語的句式和句法等語言特征，充分發掘其字里行間的意境、語氣、意蘊和節奏等文學要素，合理運用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最后取得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藝術效果。”

“翻譯是件沒有止境的事。”鄭克魯強調翻譯時對文字的精心打磨推敲。“做翻譯的人對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頁里面出現三個‘美麗’，那這個翻譯就算完蛋了。至少掌握了十來個詞，要回避老是‘美麗’、老是‘漂亮’。”他認為，外國文學作品譯成漢語，需要譯者同樣擁有極高的漢語文學修養。

比如，雨果 《悲慘世界》中的主教Bienvenu，有人譯為“卞福汝”，鄭克魯考慮到讀者接受的因素，在不偏離其讀音的基礎上，將其譯為“福來主教”，寓意“幸福來了”，使讀者見字如人，一下子便知小說角色的性情品質。在翻譯中，鄭克魯亦不避諱生字難字，比如他用“恫瘝在抱”來翻譯相關語意，說明福來主教把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優良品質；《茶花女》中描寫男女主人公愛意綿綿，結合原文他用了“鶼鰈情深”這個詞，凸顯古典的美感，契合原文、不落俗套的同時，也傳播了漢語文字之美和深刻蘊涵。

學術研究成果卓然的他，曾推薦“每個女孩都要念一念《第二性》”

一手研究，一手翻譯——業內公認，鄭克魯是在翻譯、教學和研究三大領域同時取得成就的為數不多的翻譯家之一。

鄭克魯196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1987年調至上海師范大學工作，并任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曾獲法國政府頒發的“一級文化交流勛章”。他坦言，自己學習外語或多或少受到曾祖父、晚清改良派思想家鄭觀應的影響。而在法國文學翻譯家光環的背后，他主編的教材《面向二十一世紀教材——外國文學史》《法國文學史》《法國詩歌史》等學術著作影響頗廣；他在上海師范大學出任中文系主任時打造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專業，至今在國內同類專業中獨樹一幟。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法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探討，多基于一手材料的直接閱讀與領悟，將翻譯實踐與學術研究同步進行，并相得益彰。

在他看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格外重要。“現在很多人寫外國文學史，還是不注意藝術部分。我對藝術比較看重，一個作家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作品內容好以外，藝術上肯定是有成就的。”鄭克魯十分推崇法國小說的藝術成就。“《紅與黑》《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都是能一口氣看完的，《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雖然厚也能看得下去。不可否認的一點是，19世紀西方的小說是很發達的。”

除了文學作品，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問世于1949年的學術暢銷書《第二性》，也進入鄭克魯的翻譯視野。2012年他憑借翻譯《第二性》獲第四屆傅雷翻譯出版獎。“法文原版長達1071頁，譯成漢字約70萬字。翻譯時，如履薄冰，以準確理解原文為要，不能意譯，不時求證，整整用了兩年才譯完全書。”鄭克魯生前十分推薦這部書，“男人看了會發現‘原來女人是這樣的’；每個女孩也要念一念這本書，它告訴了女性怎么認識自己。”

“我喜歡翻譯，譯書的過程中，是一種享受；如有自認為譯得不錯的地方時，便感到一種快樂；譯完一本書，我覺得了卻一個心愿，完成了一項重要使命，所以樂此不疲。”鄭克魯用一生踐行著他的理念——“生命，就是你給世界留下了什么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