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學智 吉林外國語大學教授，上海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顧問；主要從事翻譯學、法國文學研究。著有《翻譯文學經典的影響與接受》等，譯著有《副領事》《小王子》《在馬熱拉尼》等。

演講人：宋學智 演講地點：吉林外國語大學網絡課堂 演講時間：2020年9月

“神似說”的前后故事

■“神似說”的提出

一般而言，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翻譯史上，有兩個人物，既有流傳后世的翻譯作品，又有影響后人的著名譯論，這兩位，其一是嚴復和他的“信達雅說”；其二是傅雷和其“神似說”。

基于長期從事法國文學翻譯工作的經驗與認識，傅雷提出：“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遠。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都是綜合的、詩的。這兩個不同的美學原則使雙方的詞匯不容易湊合”；“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離多么遠。他們喜歡抽象，長于分析；我們喜歡具體，長于綜合。要不在精神上徹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過來，不但原文完全喪失了美感，連意義都晦澀難懂，使讀者莫名其妙”。同時他也深切地體會到：“譯本與原作，文字既不侔，規則又大異。各種文字各有特色，各有無可模仿的優點，各有無法補救的缺陷，同時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長期的語言轉換工作使傅雷發現，法語出發語與漢語譯入語之間存在十一種具體的差異，如：“兩國文字詞類的不同，句法構造的不同，文法與習慣的不同，修辭格律的不同，俗語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覺深淺的不同，觀點角度的不同，風俗傳統信仰的不同，社會背景的不同，表現方法的不同”，這些給翻譯工作設置了一個又一個障礙。

經過二十多年的翻譯實踐，傅雷在1951年出版的《〈高老頭〉重譯本序》中開篇明義，提出了鮮明的觀點：“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十二年后，他在給羅新璋的信中，再次明確了自己對譯事的看法：“重神似不重形似。”羅新璋對傅雷“神似說”做了如下解讀：“所謂‘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指神似形似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倚重倚輕，孰取孰棄的問題，不是說可以置形似于不顧，更不是主張不要形似。”這符合傅雷的思想，因為傅雷在同時期給宋奇的信中也強調過：“我并不說原文的句法絕對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內我們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

■“神似說”對譯界的影響

傅雷“神似說”為核心的翻譯思想提出之后，首先引起了當時我國翻譯界的熱烈反響。羅新璋認為，傅雷“于信、達、雅之外，標舉‘神似’，別樹一義”，他“從臨畫的方法推導出翻譯的原理，而以傳神立論，則把翻譯從字句的推敲提高到藝術的錘煉”。羅新璋還進一步指出，“神似”與“案本”“求信”“化境”這四個概念“當為我國翻譯理論體系里的重要組成部分；傅雷把我國傳統美學中這個重要論點，引入翻譯理論，把翻譯提高到美學范疇和藝術領域”。許鈞則說：傅雷“以臨畫來比翻譯，說明翻譯之難，并以‘神似’為克服困難的基本途徑，這是很有見地的”。張澤乾認為，“傅雷的‘神似’是對本世紀上半葉我國‘神韻’‘氣韻’‘傳神’等說的豐富和發展，是翻譯思想呈螺旋形上升的又一生動體現”。

在我國現代以來的翻譯家中，像傅雷這樣超出法語翻譯范圍，把影響擴大到整個外國文學翻譯界的，并不多見，而探討研究那些翻譯家之熱烈程度等同于探討研究傅雷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法國文學翻譯界外，深信中國翻譯理論未來的劉宓慶認為：“‘神形’問題是中國藝術理論史上一個具有經典意義的重大命題，傅雷以自己深厚的藝術素養和翻譯工力推出新說，將翻譯理論與美學理論結合了起來，是對嚴復的‘三難’之說的重要補充。”時任香港翻譯學會會長的劉靖之指出：“傅雷在翻譯上所要達到的境界，使‘信、達、雅’和‘忠實、通順和美的標準’看來過于簡單，而且有種‘掻不到癢處’的感覺。譯文‘神似’原文便是最高的境界，是錢鐘書所說的‘化’的境界”。《20世紀中國翻譯思想史》作者認為，傅雷的“神似說”“博采眾家之長，集眾家‘神似說’之大成，成了眾‘神似說’之歷史終結，成為中國翻譯思想史上繼嚴復‘信達雅’說之后樹起的又一面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光輝旗幟”。

當然，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觀點，也引起一些學人的不解和質疑。如果脫離語境，不與傅雷前前后后的翻譯言論相聯系，也自然會有人認為這樣的說法不免極端，可能會給文學翻譯活動帶來不當指導。為此，鄭海凌專門撰文，來澄清傅雷“神似說”影響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消除人們在“領會、品評或實踐‘神似說’過程中”產生的誤解。江楓認為，傅雷是一位被誤讀了的語言藝術家，他的翻譯是“力求形神兼備”，并且“忠實而生動地傳神”。孫迎春則強調指出，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實際是要突出所“包含的藝術創造性這一重要意義”。

“神似”與“形似”是我國文藝理論史上長期存在的一對關系，自從被引入文學翻譯領域，一直是學人爭議不斷的重要命題。今天，大多數學人都會認同孫致禮的觀點：“對于神似與形似，既要有主次之分，又要統籌兼顧，力求在‘神形皆似’上下功夫，走一條‘神形兼顧’的道路。”其實，當代我國譯學界的“形神”之辯，無不直接或間接地與傅雷的“神似說”有關，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討論也可視為傅雷“神似說”影響下出現的學海波瀾。

■“神似說”在譯界之外的散播

傅雷的“神似”翻譯思想及翻譯作品也在譯界以外廣泛傳播，其被關注度和被探討之熱烈程度，也是一般翻譯家無法比擬的。這一方面是由于“神似”原本就是中國古典文論和傳統美學中的概念；另一方面，也由于傅雷多藝兼通，其由繪畫要旨論及翻譯要旨而引來的“神似”，頗能引起譯界外廣大學人共鳴；再一方面，傅雷有大量堪稱經典的翻譯實踐作品，能夠支撐其翻譯主張。因而傅雷的“神似說”更有說服力，使得繼東晉畫家顧愷之后，從茅盾、郭沫若、曾虛白、陳西瀅到林語堂等一路清點下來的神似說，包括“傳神”“精神”“神韻”“氣韻”“風韻”等說法，都似乎成了傅雷“神似說”的鋪陳。

傅雷“神似”特色的翻譯作品在我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視。陳思和在比較了其他老一輩的法國文學翻譯家的作品后指出，“傅雷的譯文更好讀，耐讀，似乎在文字中傳達出一種東方人消化了西方文化后而生的精神氣韻”；而“優秀翻譯家的華語作品在創造和豐富華文文學的歷史上，其貢獻與創作相同”。同樣，傅雷“神似”觀指導的翻譯實踐作品，對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作家葉兆言在《想起了老巴爾扎克》中指出：“傅雷的譯本像高山大海一樣讓我深深著迷，我不止一次地承認過，在語言文字方面，傅雷是我受惠的恩師。巴爾扎克的語言魅力，只有通過傅雷才真正體現出來，他譯文中特有的那種節奏，那種語感，那種遣詞造句的風格，都曾經深深地影響過我。”

傅雷集文學翻譯家、文學批評家、美術鑒賞家和音樂評論家等身份于一身，在文藝各學科之間觸類旁通，在獨特的藝術性與普遍的藝術性之間相互參悟，融會貫通，使他能在更高的層面逼近藝術真諦，把握藝術之道，領悟翻譯精髓，抓住翻譯之本。這樣融會貫通而總結的“神似說”，又經過了大量翻譯實踐的檢驗，其影響力實際上超越了文學翻譯領域，在更大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傳播開來，受到關注。

傅雷“神似說”的深層發現

隨著西方現代理論廣泛進入我國，國內也有學人陸續開始從一些西論的視角，對“神似說”提出疑問甚至批評，提出的觀點包括“神似說”缺乏精密分析，在理論上沒有說清楚，旨意模糊，理性不足，感性有余等。進而還出現了一些談論中國譯學的觀點，比如：“中國有翻譯思想但沒有翻譯理論”。對“神似說”的質疑和批評，一方面從反面說明“神似說”的關注度之高、影響力之大；另一方面，也確實促使我們理性看待“神似”翻譯思想與西方理論之間的差異性，在中西文化碰撞和古今文明對話中，我們該如何以正確的姿態和科學的精神，來重新審視、認識和考量“神似說”呢？

■思想與理論的關系

中國有翻譯思想如“神似說”（或“神似論”），但它為什么不是翻譯理論？它的模糊性和多義性是否給它帶來先天不足，以致影響它繼續存在的價值？“神似說”的再認識空間和未來發展向度在哪里？

我認為，首先我們要探討思想與理論的關系。一方面，思想是大于理論的，一般而言，思想要比理論宏大，可以涵蓋理論，甚至可以視為眾多理論的集合。這種大于理論的思想可以稱為“大思想”；另一方面，理論也是由思想發展起來的，而這個“思想”就是最初的想法、理念所形成的一個本原所在。它小于理論，我們可以稱為“小思想”。但是，這種小思想只是從量上說的，它在量上還達不到一個理論所要求的論證的擴展性、充分性和系統性，不是說在質上有瑕疵，相反在質上是穩定的、內在統一的、充滿生命力的。雖然是“小思想”，但它是理論的核心要素，是理論的胚胎，理論的酵母。我們不能因為是“小思想”，就一味小看它，因為理論正是由這樣的“小思想”發展而來的。只有“小思想”合理、守正、符合邏輯，符合規律，才能保證生成的理論不走偏，發展壯大后真正能夠發揮正確的引領作用。所以，理論的科學性就取決于“小思想”的科學性，理論的先進性取決于“小思想”的先進性，理論的創新性取決于“小思想”的創新性（當然我們也可以用“理念”甚至“想法”等同義詞）。而“神似說”作為一種翻譯思想或翻譯觀念、翻譯主張，其對文學本質的把握，對藝術真諦的詮釋，其本身的藝術價值性和合理性，都是不可否認的。當然，對于它的科學性，需要我們在理論上充分展開，加以辨析、論證、闡明，把道理說透，論述徹底，這樣它才具有說服人的力量。

■對標準與策略、目標與手法的分析

不過，傅雷似乎并不想上升到理論的層面去說翻譯的事，就像他曾經也說過：“談理論吧，淺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費筆墨；談得深入一些吧，個人敝帚自珍，即使展開論戰，最后也很容易抬出見仁見智的話，不了了之。翻譯重在實踐。”傅雷希望文學翻譯活動能達到心中期望的美學效果，實現心中期望的審美價值。如果“神似”能作為一個指導原則，給文學翻譯一個正確的實踐方向、一個正確的審美追求，想必他已滿足。上文已述，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中，就同時指出了法語民族和漢語民族在語言文字、文化習俗、思維方式及審美意識等十一個方面存在的難以對等的差異。所以，在傅雷眼里，“神似”應當是翻譯活動應該追求的審美目標，或對翻譯成果進行審美評價的一個標準，也更應當是解決上述十一種疑難雜癥的一種翻譯策略或變通手法。由此來看，“神似”若能對翻譯實踐起到積極有益的作用，似乎更重要。

然而，“神似”作為一種策略和手法，怎樣才能真正運用于翻譯實踐中？怎樣才能幫助我們化解一個個語言障礙，再現原文的美妙和精彩？從傳統而來的傅雷，仍然保持著中國傳統文人表達審美體驗和審美價值的言說方式，他們善用感性的語言而非知性的語言，寄托自己對于美的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他們不是為了現代意義上的對話或交流而發表己見，不是為了說服誰而表達心聲。他們抒胸言志，往往只是為了高山流水覓知音。覓得，則可以志同道合、怡情悅性；而若話不投機，那就各奔東西。傅雷似乎并不在乎理論上說服誰，影響誰。人文學科里，與其去做無謂論爭，不如埋頭“重在實踐”。由此來看，“神似”如果作為一種標準或手法在傅雷那里沒有說清楚，可能還是有一部分屬于思維方式的問題，是精神思想之存在方式的問題，可能傅雷并不曾想過在現代理論的層面多費心。

■中西理論形態差異與“神似說”的再闡釋空間

然而，傅雷不想上升到理論層面談翻譯，不等于“神似說”不具備理論發掘的價值和理論發展的空間。“神似”作為中國傳統文藝美學中的關鍵詞，背后有著我國傳統文論包括畫論豐富的話語資源；作為一個體現了中國譯學發展脈絡的關鍵詞，一個對于改善和提高我國翻譯質量具有指導意義的關鍵詞，如今看來，對它的闡釋還是遠遠不夠的，關于它還留下了大量的話語空間，需要我們后人去填補。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對“神似”的質疑甚至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不無道理，值得我們更多思考。

我以為，于翻譯理論來看，應當取西人理論形態之長，以補我理論形態之短。傅雷自己也說過：“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中國文人在表達自我的文藝觀時，除了隨感而論、體驗而論、詩性而論外，也傾向于總體而論、綜合而論、宏觀而論。這已形成慣性思維模式及由此而來的別具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話語形態及系統。雖然這樣的翻譯理論話語形態及系統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史學價值，但如果只是墨守成規，則恐怕已不符合當代理論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當代學人對理論形態的現代化訴求。

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國文人的文化品評，其“總體而論”不是不經過細節和局部就總體的，其“綜合而論”也不是不經過歸納和概括就綜合的，其“宏觀而論”更不是不經過微觀的觀察與思考就宏觀的。看上去，東方的理論及思維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偏愛給讀者一個一言以蔽之的說法，顯得高度概括、高度提煉、言簡意賅，其實，它本來也是自下而上的，依實而出的，并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有根有據的某種頓悟，否則，那些古代文論觀點肯定早就站不住腳了，更不會流傳至今。只不過，它把高度概括前的那些一步一步的遞進環節，一環一環的歸納環節，一層一層的提煉環節省略掉了。而這正是西人翻譯理論中的見長之處，即在這種情況下分析的細微曲折，描寫的有板有眼，讓人不得不認真關注和跟隨他們的觀察和分析，思索他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理論的自信來源于文化的自信。我以為，傅雷“神似說”立足于中國文化資源，體現了中國文論的某種特色和東方文化的某種優勢。它的劃時代意義和里程碑意義在于：它繼“信達雅”后把中國譯學發展到新的高度。它是理論的種子，理論的內核，至今深藏而仍有生命力，蘊含著可以釋放和轉化的現代性因素。或許因為傅雷當年只想在翻譯實踐中做出務實的成績，并不愿意在“見仁見智”的理論上“展開論戰”，而最后又“不了了之”。那么，這樣的理論工作恐怕只有落在當代學人肩上了。

以“神似說”為例，若要建構我們的當代理論，似乎應當回到其審美活動高度概括前的原點，自下而上，漸次地恢復“神似”在民族審美記憶中拾級而上的認知、品評和判斷的過程，給文學翻譯工作者指出通向藝術高峰的路徑和審美考量的關鍵節點，把“神似說”演繹成說服力強的理論依據，甚至是操作性大的應用手法。我們既要開展中西對話，也要開展古今對話，在繼往開來中推陳出新，探索“神似”給我們帶來的新啟迪，打開的新空間，尋求新的理論生機的出現。

總之，以“神似說”為核心，開發出具有中國特色、能發出中國聲音的中國譯論現代話語機制，既是傅雷及其翻譯活動留下的重要潛在價值，也是中國譯學現代化演進的需要。無論是外國文化引進來，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在中國自己的文化資源和特色優勢上發展起來的翻譯理論，當能更準確、更有力地闡釋外譯中和中譯外的活動。

（作者：宋學智，本講演稿依據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傅雷翻譯手稿和校樣修訂稿整理與研究》〔19BWW01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