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要講的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和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換一個詞可以稱為“早期中國文化圈”，就是史前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文化因為彼此交融聯系，形成的一個超大規模的文化共同體或者文化圈。我把它簡稱為“早期中國”，含義和張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國相互作用圈”接近。嚴文明先生則將史前的文化中國比喻為一朵重瓣的花朵，“花心”就是中原這個核心，“重瓣”就是周圍地區文化。需要強調的是，今天我所講的“早期中國”這一概念，是文化意義上而非政治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從歷史上來看，政治上的中國和文化上的中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明顯差別。比如說在漢代，文化上的中國范圍很大，包括了長城內外，因為單從文化角度宏觀審視，不管是漢人還是匈奴，他們的文化實際是接近的，但從政治上來說，漢匈長時間處于敵對關系。再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繁多，但文化上的中國卻只有一個，而且相當穩定。所以我認為，在歷史時期，文化上的中國，是政治上的中國分裂的時候向往統一、統一的時候維護統一的重要基礎。我們中國文明為什么會幾千年連續不斷地發展，為什么中國人那么向往統一、向往社會穩定，這跟文化中國的存在很有關系。這也正是我今天講這個話題的意義所在。

早期中國的形成和中國文明的起源

●早期中國的萌芽和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早期中國形成之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我們最早要從舊石器時代說起。從考古發現來看，在舊石器時代約200萬年的漫長時光里，中國這塊地方的石器始終具有自身特征，發現的人類化石早晚也有繼承性，來自非洲的“現代人”和中國土著人群有過血緣上的交流，所以蘇秉琦先生才會說，“中國文化是有近200萬年傳統的土著文化”。到了新石器時代，距今1萬多年的時候，已經出現谷物農業，南方種水稻，北方種小米，在中國的中東部地區形成了五個小文化區，分別是華南、長江下游、中原、黃河下游，以及東北和河北。之所以劃出這五個文化區，主要是因為出土的陶器等彼此不太一樣。但因為華南有著世界上最早的兩萬年前的陶器，所以其他幾個區域陶器的出現也有受到華南啟發的可能。

大約距今9000年以后，文化發展的重心就落到了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有的文化發展水平超前。舉個例子，在浙江義烏的橋頭遺址，就發現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有些非常漂亮的瓶、罐等器物可能不一定是實用器，或許與祭祀有關，有些陶器上彩繪有類似于《周易》的陰陽爻卦畫，有的又類似數字卦象符號，結合長江下游此后的類似發現，推測當時可能已經有八卦一類數卜的產生。

到了大約公元前6200年以后，中國文化發展到裴李崗時代，以河南的裴李崗文化為代表。在裴李崗文化的舞陽賈湖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一些成年男性的墓葬中隨葬有龜甲，最常見的是一座墓葬隨葬八個龜甲，有的握在墓主人的手里，龜甲里面還有石子，少則幾個，多則二三十個，發掘者張居中等認為可能與八卦類數卜有關。有的龜甲上還有類似文字的符號，可能是對卦象或者占卜結果的記錄，跟商代的甲骨卜辭很像。較大墓葬的隨葬品中還有精美的骨規形器和骨板，有人提出可能就是觀象授時用的最早的“規矩”，而觀象授時對于農業生產至關重要，賈湖就有稻作農業。還有，烏龜的背甲較圓圜，腹甲較方平，用龜甲占卜，可能與“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的出現有一定關系。裴李崗文化很出名的骨笛，馮時認為其實是律管，是一種天文學儀器，說明8000多年前中國的天文學已經產生了。此外，裴李崗文化陶器比較發達，有各種陶壺，經過對里面殘留物的分析，發現裝過酒，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

裴李崗文化有專門墓地，墓葬土葬深埋，裝殮齊整，隨葬物品，實行墓祭，體現出對死者特別的關愛和敬重，說明已有顯著的祖先崇拜觀念。墓葬排列整齊，或許是為了區別親疏輩分，表明裴李崗文化已出現最早的族葬或“族墳墓”習俗。祖先崇拜和族葬，當為現實社會中重視親情人倫、強調社會秩序的反映。有的同一墓地能夠延續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之久，說明族人對遠祖的棲息地有著長久記憶和堅守。這從世界范圍來說，在當時都是獨一無二的。

裴李崗文化的聚落有的已經有30多萬平方米，多數僅幾千平方米，有的大墓隨葬60多件隨葬品，包括骨笛、骨規形器等特殊器物，而且大墓以成年男性最多，可見當時的社會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男性地位已經相對較高。盡管這種分化可能是發生在宗教中心和普通村落之間、宗教領袖和普通人之間，并未形成真正的階級分化。

裴李崗時代在渭河流域和漢水上游地區有白家文化，應該是裴李崗文化來到陜西、甘肅后，和當地文化融合形成的。白家文化的典型遺址有陜西臨潼白家、甘肅秦安大地灣等，也有“族葬”習俗，在精美陶缽的內壁還有一些彩繪符號。在安徽蚌埠的雙墩遺址，許多陶器的底部有刻畫符號，馮時認為其中的“十”“井”“亞”等字形的符號，表示四方五位、八方九宮等“天地定位”的思想。長江下游跨湖橋文化的鹿角器和木算籌上面，則刻有數字卦象符號，和之前橋頭遺址彩陶上的符號一脈相承。

這里我還得特別說一下湖南的高廟文化和西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考古學家在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發現了距今7500年左右的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場，里面有4個一米見方的大柱洞，原來應該有非常高的建筑物，發掘者推測可能是與宗教祭祀有關的通天的“天梯”。因為在這個遺址出土的精美白陶器上，就有這類“天梯”的圖像，此外還有太陽紋、八角星紋、鳳鳥紋、獠牙獸面飛龍紋等，其中八角星紋可能與天圓地方的宇宙觀有關。這里面的獸面紋、八角星紋后來影響到全國，商周時期青銅器上饕餮紋或獸面紋的源頭就在這里。

在屬于興隆洼文化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發現有一條長達20多米的用石頭堆成的龍，位于一個中央廣場上，周圍圍繞著許多房子。最近又在附近的塔尺營子遺址發現了一塊有獠牙獸面紋的石牌，和湖南高廟的獸面飛龍紋很相似。湖南和遼寧相距遙遠，它們之間如何發生聯系，仍是一個未解之謎。還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興隆溝和林西白音長汗遺址，發現外面有壕溝的聚落，里面的房子排列整齊，大房子在最中央，社會很有秩序。興隆洼文化的有些墓葬隨葬有非常漂亮的玉器，后來傳播到中國東部沿海地區。

裴李崗時代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在天文、象數、字符、宗教等方面的考古發現，顯示中國當時已經擁有較為復雜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系，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宇宙觀，社會也有了初步分化，將中國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可算邁開了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一步。而恰好此時，處于中原地區的裴李崗文化對外強烈擴張影響，使得黃河、淮河流域文化彼此接近起來，也可能通過社會上層在宗教祭祀、宇宙觀等方面的交流，使得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也和黃河、淮河流域有了不少共性，從而有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

大約距今7000年進入仰韶文化時期，文化和社會進一步發展。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半坡類型的聚落，周圍有環壕，幾乎所有房子的門道都朝向中央廣場，看得出當時的社會向心凝聚、秩序井然。河南濮陽西水坡的蚌塑“龍虎”墓，馮時認為與青龍、白虎、北斗組成的星象有關，將中國二十八宿體系的出現和蓋天學說的產生提前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在南方，河姆渡文化出土有玉器、漆器、象牙器等，最著名的藝術品是象牙雕的雙鳳朝陽，陶器上的很多符號，可能已經有特定的含義，并且流傳到后世。

●早期中國的形成和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6000年左右，氣候暖濕適宜，是中國史前農業大發展、文化格局大調整的時期。這時候，在河南、陜西和山西交界之處，形成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它最典型的特征，除了作為酒器的小口尖底瓶，就是陶器上的花瓣紋彩陶了，這些彩陶靈動變幻、神采飛揚，與廟底溝類型的空前強大和擴張態勢正相吻合。廟底溝類型還流行鷹鳥類題材，比如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陶鷹鼎就是代表，那個鷹塑造得神駿異常。國家博物館還收藏有一件出土于河南汝州閻村的陶缸，上面彩繪有“鸛魚鉞”圖，就是一只大眼睛的鸛鳥叼著一條死魚，旁邊還畫有一把漂亮的象征軍權的斧鉞。嚴文明先生把它解釋成鸛鳥氏族戰勝青魚氏族的紀念碑性質的圖畫。因為廟底溝類型有很多鳥的形象，而半坡類型流行魚的形象，這幅圖就很可能反映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人群戰勝半坡類型人群的史實。

廟底溝類型人群戰勝半坡類型人群在考古上的反映，就是使得陜西、甘肅大部分地方的文化面貌，變得和廟底溝類型很近似，最西邊甚至延伸到了青海東部，西南方向到了四川西北部。類似廟底溝類型的文化，往北占據了內蒙古中南部，最北甚至到達錫林浩特地區；向東向南占據河北、河南大部地區和湖北北部。也就是說跨越現代八九個省的龐大的仰韶文化區，在廟底溝時代都變得和廟底溝類型面貌差不多，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仰韶文化的“廟底溝化”。仰韶文化之外，廟底溝類型在東北方向一直影響到西遼河流域，使得紅山文化當中開始出現黑彩和類似花瓣的彩陶圖案；向東影響到山東和東南沿海地區，使得那里的大汶口文化和崧澤文化也都出現花瓣紋彩陶；花瓣紋彩陶還向南滲透到湖北、湖南和重慶三峽地區的大溪文化。

這就是說，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由于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從中原核心區向外強力擴張影響，促使中國大部地區文化交融聯系成一個相對的文化共同體，“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就正式形成了。

這個最早的“早期中國”，具有核心區、主體區和邊緣區這樣一個三層次的結構，成為商周王朝畿服制度、秦漢直至現代中國多支一體文化、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史前基礎。

廟底溝類型的強力擴張，或許與戰爭有關，或許與其令人仰慕的文化特質和足以服人的文化策略有關，但無論如何，背后都必須有強大的實力。事實正是如此。在中原核心地區，這個時候出現了多處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在河南靈寶西坡、陜西白水下河等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多座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有的甚至有500多平方米，墻壁和地面裝修考究，墻上還繪彩，很可能是宗廟、宮殿類建筑。靈寶西坡還發現面積近20平方米的大型墓葬，隨葬精美玉鉞，彰顯出墓主人的崇高地位，但隨葬品很少，顯示出生死有度、重貴輕富、井然有禮、樸實執中的“中原模式”或者“北方模式”特點。李伯謙先生認為這代表了文明演進的“王權”模式，以與紅山文化等的“神權”模式區別開來。

在廟底溝類型的帶動下，周圍的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紅山文化等也都加快了文明化進程的步伐。大汶口墓地這個時候的大墓，有的已經有100多件隨葬品，屬于崧澤文化的江蘇張家港東山村墓地，有的大墓隨葬彩繪石鉞、玉璜等60多件隨葬品。這兩個東部沿海文化貧富分化比較嚴重，富貴并重，和中原不同，我認為代表文明化進程的“東方模式”。所以，從距今6000年左右開始，社會變得越來越復雜，有了初步的階級分化，邁開了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和早期中國文明的形成

距今5000年左右，氣候趨于干冷，戰爭頻繁，文化發展迅猛，社會變革加劇，“萬國林立”，中國很多地方已經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門檻，或者已經進入早期國家和初級文明社會階段。蘇秉琦先生把這個階段稱之為“古國”時代。

這個時期黃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區的文化重心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甘陜黃土高原，一個是河南中部，都屬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范圍。距今5300年以后，在甘肅中部的秦安大地灣遺址出現了100多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有420多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筑，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東西兩廂、左中右三門這些中國古典建筑的基本格局特征。而河南中部的鞏義雙槐樹聚落遺址也有100多萬平方米，發現三重大型環壕、大型夯土基址，這里發現的長排宮殿式建筑與大地灣前堂后室式的宮殿式建筑有一定差別，分別成為夏商周時期兩類宮殿建筑的源頭。大地灣和雙槐樹聚落，可能分別是仰韶文化晚期甘陜和豫中地區兩大“古國”的中心聚落，都已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門檻或者初具文明社會的基本特征，只是缺乏東沿海地區的奢華玉器和厚葬習俗等，仍具有“中原模式”或“北方模式”特征。距今4800年以后，雙槐樹代表的“河洛古國”衰落，但在隴東、陜北地區仍有較多大型聚落，其中慶陽南佐遺址發現的前廳后堂式宮殿建筑，面積達630平方米，宮殿前面兩側還有多處直徑各約100米的夯土臺，所顯示的社會發展程度比大地灣更高。

距今4500年進入龍山時代以后，黃河中游地區，尤其是隴東和陜北的中心地位繼續加強，出現面積達600萬平方米的靈臺橋村遺址，和核心區面積就有200萬平方米的延安蘆山峁遺址，在兩個遺址都發現較多板瓦、筒瓦，可能用于宗廟宮殿建筑，還出現了玉器，在蘆山峁遺址已經揭露出1萬多平方米的夯土臺基，上面有中軸對稱、主次分明的建筑群，和大地灣的建筑格局相似，只是更為宏大復雜。這時還在山西南部興起面積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古城，里面有大型宮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宮殿，還有半圓形的“觀象臺”，以及隨葬大量玉器、漆器、龍盤等的豪華大墓。陶寺晚期還發現用朱砂寫在陶器上的比較成熟的文字，以及小件銅器。這些中心聚落及其宮殿式建筑等的發現，表明黃河中游地區不但早已進入國家階段或者文明社會，而且社會發展程度已經超越同時期的長江流域。

距今4000多年以后，在陜北出現面積400多萬平方米的石峁石城，雄偉高大的皇城臺，宏大復雜的城門，精美的玉器，神面、獸面石雕，以及銅器等，都盡顯早期國家和文明社會氣象。而在河南中西部也有了登封王城崗古城、禹州瓦店中心聚落、新密古城寨和新砦古城。如果說以石峁古城為中心的老虎山文化南下對陶寺古城的摧毀，還可以看作是黃河中游人們集團內部的斗爭，那么王城崗、瓦店等所代表的王灣三期文化對江漢地區石家河文化的大規模替代，則無疑是中原集團戰勝江漢集團的鐵證，對應歷史記載中的“禹征三苗”事件，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黃河下游也是文明發祥地之一。距今5000多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既有五蓮丹土等古城，也有山東泰安大汶口、莒縣陵陽河、章丘焦家等高規格墓地，有些大型墓葬有棺有槨，隨葬較多玉器、黑陶器、象牙器、鼉鼓等珍貴器物，也有象征軍權的玉石鉞，有些陶缸上有原始文字。到了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出現章丘城子崖、臨淄桐林、日照堯王城和兩城鎮等十多處古城遺址或中心聚落，還有更為高級的墓葬。臨朐西朱封的大墓一槨一棺甚至二槨一棺，隨葬大量精美玉器、精致陶器等，顯然是富貴并重的“東方模式”特征。龍山文化的精美黑陶，最薄的地方僅有0.2—0.3毫米，令人嘆為觀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鄒平丁公一塊陶片上刻有11個字符，可能是書寫了一段文本。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龍山文化時期，應當也已進入初級文明社會階段。

長江下游最引人矚目的非凌家灘文化和良渚文化莫屬。在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了大型祭祀遺跡和高等級墓地，有的大墓隨葬品達330件，其中僅玉器就有200多件，層層堆滿墓室內外，富奢程度令人驚嘆，這些玉器包括核心為八角星紋的“洛書玉版”，中心有八角星紋的玉鷹，玉龜形器，以及類似紅山文化的玉人、玉龍等，顯示的宇宙觀和裴李崗文化、高廟文化、紅山文化等遙相傳承。大約距今5100年以后，良渚文化進入興盛期，在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區發現內城和外城，規模宏大的水利設施，以及大型祭壇、豪華墓葬等，有的“王墓”隨葬玉器500多件，玉器、漆器、陶器等精美異常，玉琮、璧等可能是與祭祀天地相關的禮器，神人獸面紋可能是良渚人崇拜的宗神。良渚陶器上刻畫的類似文字的符號不少，有的可能就是當時的文字。良渚文化完全具備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屬于中華大地上最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區域文明之一。但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以后突然衰落，玉器等文明要素流播到各地。

長江中游在距今5000年至4100年之間先后是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已發現20座古城，最大的石家河古城約120萬平方米，分成“宮殿”區、祭祀區、墓葬區等，可能與祭祀有關的數以萬計的紅陶杯、紅陶小動物、小人等，營造出濃厚而又特別的原始宗教氣氛，有的陶缸上有類似大汶口文化的單個字符，應當也已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距今4100年前后，石家河文化被來自中原的王灣三期文化所摧毀，同時在江漢地區出現了以前沒有見過的神人頭、虎頭、鳳、鷹等造型的極為精美的玉器，源頭可能在黃河中下游地區。

西遼河流域于距今5000多年進入紅山文化晚期，以遼寧牛河梁遺址大規模的宗教祭祀遺跡為世人所矚目，這里有“女神廟”、有祭天的“圜丘”，還有可能屬于宗教首領人物的大型石冢，高等級墓葬隨葬精美玉器。紅山文化應該已經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門檻，但距今5000年以后突然隕落，只有一些文明要素流傳下來。

小結

總體來看，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和中國文明開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以前。距今6000年左右由于中原核心區的強烈擴張影響，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距今5000年左右不少地區已經站在或者邁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進入早期中國的“古國”時代。距今4000年左右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中游地區實力大增，長江中下游地區全面步入低潮。距今3800年以后以中原為中心，兼容并蓄、海納百川，形成二里頭廣幅王權國家，或者夏代晚期國家，中國文明走向成熟。

如果我們依照考古發現，把歐亞大陸劃成東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早期文化圈，那么早期中國就是早期東方文化圈的核心。在長達數千年的起源和形成過程當中，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者早期中國文明，逐漸沉淀和鍛煉出有別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征，我認為至少可以歸納成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以農為本，穩定內斂；二是敬天法祖、整體性思維；三是有主體有中心的多支一體文化結構；四是跌宕起伏的文化連續發展進程。文化上的早期中國，連同這些文化特征，對此后文化上的中國或者中國文明連續不斷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本版演講資料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博講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