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作為全國文聯的團體會員之一，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簡稱文協，1953年9月文協改名為中國作家協會）于稍后的7月23日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國文協主席。作為文聯團體會員的作家、藝術家組織中，中國作協最為重要。一方面，作協領導層多由當時中國最著名的作家、文藝理論家擔任；另一方面作協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從而影響當時一系列的文學事件。

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成立是第一次文代會的間接產物，是作協建立的直接產物。最初由全國文協創作部草擬了一份《創辦文學院建議書》，建議建立一個國家文學院，將這一想法落到實踐操作的層面。最終，因為創辦國家文學院的計劃過于龐大，轉而辦成了一個規模相對較小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從總體來說，建立一個文學研究所符合新中國成立初期整體的文學情境。

魯迅文學院檔案資料中，有一份1952年《中央文學研究所創辦以來的工作情況報告》，報告中指出：中央文學研究所于1950年10月創辦，1951年正式開學。這是根據黨的指示，在周恩來總理和中宣部的幫助下，并經過中央文化部1950年工作計劃正式確定及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1950年工作任務的決議，由文化部領導，并由全國文聯協助創辦的。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一份關于文學研究所創辦原因的書面材料。關于中央文學研究所建立的原因，及其對于這些原因的探討，或者可以從多層面多角度來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情境。

馬烽是文研所第一任黨支部書記、第二任秘書長，他曾積極建議創建文學院，并和田間、康濯等同志具體參與籌辦工作。剛剛建立的文聯，一切工作都要委托文協代辦。文協下設有創作小組，組長是田間，副組長是康濯，組員有馬烽、胡丹沸、陳淼等人。創作組沒有具體創作任務，創作組的好多同志認為文化部把原北平藝專改成了美術學院，同時正在籌備戲劇學院和音樂學院，就猜想一定也會成立一個文學院。可是經過多方打聽，得知文化部并沒有創建文學院的打算。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文協，并把這一想法向主持文協工作的副主席丁玲匯報了。丁玲肯定了這一要求，并且說，一些青年作者也要求有一個學習提高的地方，特別是解放區土生土長的一大批作家，急需要提高他們的文學素養。她和作協的其他領導人都交換過意見。

陳明曾經回憶：“當時（1950年），田間、康濯、周立波、馬烽和我們都住在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他們與丁玲有的是在延安，有的是在晉察冀就認識。大家長期相處，丁玲有一種感覺：這些同志，在戰爭年代就開始寫東西，但是戰爭環境中讀書的機會很少，看作品的機會很少。如果在和平、安定的環境給這些同志們創造一個學習的機會就好了。在和田間、馬烽、康濯他們聊天的時候，他們都甚有同感。丁玲也覺得對他們有一種責任，就決定搞一個一邊學習一邊創作的環境。并向組織反映了這些想法。”

從馬烽的回憶可見，文研所的創辦實際是由文協提出的，而文協的提出，是由于具體作家的現實要求。

1949年籌備第一次文代會期間，《文藝報》主辦了幾次題為“新文協的任務、組織、綱領及其它”的座談會。在第一次座談會上，茅盾談到：蘇聯作家協會有文藝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較好成績，研究院如認為應該幫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請到研究院去學習，在理論和創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養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學生們經常提出問題來，文協應該對青年作家盡量幫助。鄭振鐸在這次會上說：發現一個青年作家有寫作的天才，就介紹到文藝研究院去，訓練他怎樣寫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諾夫就是從那里畢業的。

根據《講話》的精神，建立無產階級的文藝隊伍，尤其是從工人、農民、士兵中發現培養作家成了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延安時期已經具有一定的寫作成就和經驗的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必然成了培養的重要對象。

作為文研所的創辦人，丁玲在1950年2月“談文學修養”時提到，要從事于文學工作應該有長期打算，積累生活經驗，要不斷地學習—寫作—生活—學習—寫作。同時強調多讀文學書籍，古典、現代與當代的書都能夠提供給人豐富的知識與寫作經驗。最后提出關于學習、生活和寫作的幾種態度：一是虛懷若谷；二是要老老實實；三是自己有見解，用自己的進步來修改自己的錯誤見解；四是要堅持，經得起刺激、挫折和失敗。這是丁玲在“大眾文藝星期講演會”上的講演，經過整理刊發在《文藝報》上。8個月之后，文研所第一期開辦，作為第一任主任，丁玲對于文學與創作的認識當然對文研所的辦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1949年9月25日，茅盾在《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中談到了四個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是加強創作活動。他提出，在創作活動上不應當小視已有的成就，已有的成就是夠輝煌的，然而同時，也不能不承認，創作活動是落在現實要求之后。革命在全國勝利了，新形勢提出了新的問題。放眼一看，在農村，在城市，新問題隨時在發生，也隨時在解決，新困難也隨時在發生，隨時在克服，經驗在積累，新的人民英雄在積極涌現。

作為文協的領導人，茅盾提綱挈領地提出了時代對于文學的要求和期望，將個人性的文學創作，提高到家、國、歷史使命的高度。要分歷史家的半席，做半個太史公，寫出可以垂之久遠的文學作品，最起碼是半部《史記》。茅盾此時的話語充滿了對于宏大革命歷史的莊嚴感，歷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情境中，顯示出某種絕對的單純與明朗，而這種自覺地發自內心的時代認同感，才是無數經歷和反映這段歷史的寫作者們之所以去寫的“元動力”。而在某種程度上，沒有經歷過這些宏大革命歷史的國統區作家，即便是進步的國統區作家，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喪失了寫的“元動力”。文協領導人茅盾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文學的社會功用，所謂詩可以興、觀、群、怨。在現行的政治體制剛剛建立，資深的文藝理論家和作家站在歷史的角度，從宏觀上把握時代的氛圍，提出了時代具有宏大革命歷史敘事的要求。對于茅盾、丁玲這類經歷了幾個歷史時代的作家們來說，在社會歷史發展變革中，文學在承載政治意義的同時，更多承載了太史公的敘事身份與責任。

周揚在“全國文聯半年來工作概況及今年工作任務——在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議上的報告要點”談到：1950年文聯應該做的工作，第二條就是籌辦文學研究所，征調一定數量的有實際工作經驗和相當工作能力的文藝青年，加以訓練，提高其寫作水平。周揚從中宣部的角度，提出了切實的文學工作任務，而創建文學研究所就是其中八項任務之一。以周揚為代表的主流話語，更多在宏觀的層面上把握文學狀態，強調文研所教師和學員的數量和質量。文學研究所不只是教學機關，同時又是藝術創作與研究活動的中心，是一個培養能忠實地執行新中國文藝方針的青年文學干部的學校。

《文藝報》和新中國幾乎同時誕生，是文協的機關報，也是當時文藝方面最具權威性的報紙。當時在同蘇聯的類比中，《文藝報》指出當前對于宏大革命歷史敘事的表現，是缺失的。同時《文藝報》非常明確具體地提出了宏大革命歷史敘事的內容，側重點是再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大事件、英雄人物。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文學主要承載的是政治意義，而政治意義才是所有文學作品的價值所在。正是這些相當敏銳的前沿理論家，指出了50年代初文學創作的不足，同時暗示整個50年代文學整體走向：重現幾大戰役的輝煌和再現革命歷史中的英雄人物。整個十七年文學史也的確沿著這樣的思路延展。

《文藝報》在創刊之際，有相當多的關于蘇聯文學和作家的報道。1949年10月10日，在文協的會議廳，應文協主席的邀請，法捷耶夫談文學問題的座談會在此召開。文協方面參會的有茅盾、周揚、丁玲、鄭振鐸、胡風、馮乃超、俞平伯、趙樹理、馮雪峰、曹靖華、黃藥眠、蕭三、沙可夫、巴金、周立波、田間、艾青、馮至、鐘敬文、劉白羽、何其芳、陳企霞等。座談會上提出了“蘇聯的作家是怎樣進行政治的與藝術的教育”這一問題。法捷耶夫回答時，首先簡單介紹了作家協會領導下的創作組這一類的機構。這一組織機構的領導者都是蘇聯有聲望有經驗的作家；其學習內容除了和各大學文學系類似的課目以外，還有專門創作方面的課程。在這種創作組里學習出來的不一定都有很好的成就，如果他們沒有創作出什么作品，就送他們去做教學工作或編輯工作，因為他們有文學知識。也有許多作家不一定是從這里學習出來的，而是靠自學的。在文學俱樂部內有文學方面的系統的講演，大家可以自由去聽。此外，馬列學院也經常舉行各種講演，不僅講文學理論，而且也講政治理論。從這些系統講演里面也培養出不少作家來。法捷耶夫的回答非常具有啟發性，從后來文學院的創建來說，提供了機制與教學模式的某種參考。在稍后進行的籌備文學研究所的工作中，許多參加過這次座談會的人又參與了具體的籌備工作。

1950年3月9日，由陳企霞負責起草了一份《國立文學研究院籌辦計劃草案》，參與者還有劉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趙樹理、宋之的、陳淼、碧野、楊朔、何其芳、柯仲平等。1950年4月24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向文化部打報告，在報告中提出了“創辦‘國立文學研究院’申報理由及構想”。同時，文聯黨組也有一個報告。二者的開頭是：根據文化部1950年工作計劃及全國文聯四屆擴大常委會1950年工作任務的決議，今年要創辦國立文學研究院。

在這兩份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到了學校可定名為國立魯迅文學院，建議初步籌備工作由下列同志負責：丁玲、沙可夫、黃藥眠、楊晦、田間、陳企霞、康濯七人組織籌備處進行工作，由丁玲負責。文研所的講課以講座形式為主，聘請當時北京的知名學者給學員授課。除了創作課程之外，馬列主義政治與文藝理論課程也占有相當的分量。同時，當時文研所讀書風氣很濃厚，思想活躍，社會實踐活動參與度很高。

總而言之，由全國文協創作部草擬一份《創辦文學院建議書》，要求建立一個國家文學院，將這一想法落到實踐操作的層面。文學研究所的籌備實際上是暗合了當時國家文化與文藝政策、文協領導的文學理念、具體創作者的文學理想等因素，所以才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起一個產生深遠影響的文學研究所。新中國建立之后，“新文化（文學）”的建設依靠什么人來實現，是文學建設中的一個難題。中國作協直接創辦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則在相當深入的程度上，回答了如何培養新文化建構者的問題，從作家、作品、創作和出版等方面參與了新中國成立后50年代的文學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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