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緣起：功能研究類型作為“文學事件”理解的民族文學功能

（一）功能研究的兩種類型

文學功能依怎樣邏輯研究呢？功能，就是有什么用，有怎樣的作用/效用。文學功能研究或者說生成，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為假說功能型，是從哲學理論、社會政治理論、文學觀念、文學文本的結構特性等演繹、推導出的文學功能，屬于一種理論假說，或表述為施加給文學的功能期待、功能預設。功能預設體現(xiàn)了價值觀念，是依據(jù)特定價值觀念期待實現(xiàn)的作用。假說功能型歸屬于特定的價值觀念，是“應然”性的價值導向。當然，假說功能型也不能隨意假說，它的提出應符合學理并與實際情況和發(fā)展規(guī)律吻合，具有可實現(xiàn)性。第二種為實際功能型，即從相關文學現(xiàn)象或?qū)嵺`中歸納出的功能。現(xiàn)象包括諸如文學文體、文學發(fā)展趨勢、文學作品風格的選擇與呈現(xiàn)等。實際功能來自經(jīng)驗，對其發(fā)現(xiàn)、關注、考察和概括緣于某種特定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價值觀念。這類功能概括，或者包含對既有價值觀的印證和修正，或者可推導出新的價值觀。兩類功能來源和性質(zhì)不同，存在復雜關聯(lián)與互動，在文學功能研究中都不可或缺，也體現(xiàn)在民族文學研究中。本組筆談文章關于民族文學功能研究，是對現(xiàn)象和經(jīng)驗的描述、總結和概括，屬于“實際功能型”。那么都概括了哪些功能?當置于新中國七十年民族文學發(fā)展和當下國家文化建設走向大視野中，應客觀地呼吁怎樣的假設性功能？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對價值體系建設關鍵概念以及理解民族文學的“文學事件”理念做簡要介紹。

（二）關鍵概念與以“文學事件”理解的民族文學功能

“功能”本義是“用處/作用”。功能是事物結構與特性的外部呈現(xiàn)。哲學價值論在功能、價值與價值觀念三者關聯(lián)性中界定：“功能”就是“有什么用”，即“價值事實”。“價值事實是指，主客體之間價值關系運動所形成的一種客觀的、不依賴于評價者主觀意識的存在狀態(tài)，它既是客體對主體的實際意義，又是一種‘客觀’的事實。”“價值事實”是評價主體把握的對象，相當于“實際型功能”。哲學價值論認為，“價值事實”其實是已經(jīng)認定了的，并體現(xiàn)了對“應然”的期待，價值觀念是期待的依據(jù)。

依此邏輯，實際型的文學功能，是文學這種事物的結構和特性呈現(xiàn)的“用處”或者“功用”。文學功能考察分析乃至被認定為“價值事實”，依據(jù)特定文學觀念，也會給文學觀念提出建設性思想或者思想元素。以上介紹和闡述僅為靜態(tài)理論范疇。靜態(tài)范疇及其關系一旦納入具體語境，情況必定會變得復雜。原因在于，所謂憑借的“特定”文學觀念，究竟是怎樣的文學觀念？關注了哪些文學“價值事實”考察和分析功能？這提示我們，文學固然為自然發(fā)生，但從文學批評“應然”性質(zhì)與責任看，終究離不開價值觀念。文學的“價值觀念”包括“文學觀念”與文學具體語境覆蓋包容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價值觀念。文學的“價值觀念”，用馬克思的話說，是無數(shù)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歷史作用的結果。文學具體語境本身，即為歷史與現(xiàn)實交叉融合的環(huán)境。實踐論美學的主體實踐內(nèi)涵與過程的思想，適用于將靜態(tài)功能范疇引人具體語境予以動態(tài)性研究，這是以價值觀念為最終依據(jù)的文學批評理念。質(zhì)言之，實踐論美學給了哲學價值論的靜態(tài)范疇邏輯地進人文學批評以精髓。

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功能的研究希冀獲得動態(tài)性，可采用伊格爾頓的著作《文學事件》基本思想衍化的方法論：文學作品雖說一旦脫離作家之手就成了語詞構成的任何人奈何不得之存在，但它的結構和特性絕非封閉的固化之物，因為它有應答和回應問題的能力，應答和回應的問題來自讀者(包括批評者)精神需求的關注以及希望，這就是文學作品本身智慧具有的策略性。讀者是歷時性閱讀主體，讀者(接受美學理論就讀者特質(zhì)已有理論闡述)與有著應答回應潛能的文學作品相遇，“文學事件”就發(fā)生了。伊格爾頓將文學作品視為事件而非結構的“文學事件”思想，合乎邏輯地推導出：功能決定結構和特性，暗合哲學價值論的潛在觀念：功能即此種“價值事實”總是以某種需求即價值期待看出來的。概言之，靜態(tài)范疇的功能由對象的結構和特性所決定，功能研究趨向真實客觀的工作。動態(tài)范疇的功能是構成結構和特性的動因，功能研究趨向于此功能需求產(chǎn)生原因，以及此功能期待的價值觀念如何等。動態(tài)功能研究與事件哲學理念脈絡上的“文學事件”思想相吻合，吻合于主體角度的立足點。

依此理解和方法，本組關于民族文學(即約定俗成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的其他三篇文章，依循藝術特性、風格、文體以及諸方面的突出現(xiàn)象，概括了若干功能。依循的重點是“突出現(xiàn)象”，就此概括了三方面，分別為《民族文學的民族認同建構功能》(樊義紅)、《地方性知識：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認知與傳播功能》(曾斌)、《文學民族志：民族文學的文化記憶與闡釋功能》(朱林)。筆者以為，三篇文章梳理、描述和概括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實際功能。那么，與之并行的當下和未來值得期待的民族文學“假說功能型”該是怎樣的？怎樣的視野才能發(fā)現(xiàn)和確定值得期待的民族文學“假說型功能”？筆者以為，我國民族文學歷史發(fā)展大視野，尤其中華民族共同體視野，是第一原則。以此為原則，繼而以馬克思主義將事物看作歷史與現(xiàn)實的無數(shù)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產(chǎn)物的思想方法，借助“文學事件”的動態(tài)眼光，反思三篇文章功能概括的相互關聯(lián)，看看屬于中國民族文學發(fā)展的哪個階段？才知道應該怎樣確定值得期待的民族文學功能。

二、中國民族文學發(fā)展的功能研究分析

（一）新中國民族文學發(fā)展歷史及其功能概覽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決策并推行了民族識別，確定了56個民族，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概念隨之得到確認。回顧我國民族文學發(fā)展七十余年，文學功能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民族識別之后到改革開放之初可為第一階段。這階段各少數(shù)民族文學有了自己的身份和標識性文學地位，納人了新中國文學總體版圖，成為文學共和有機部分。此階段最主要功能是團結各民族融入新中國文學和文化建設，許多文學作品已被經(jīng)典化。如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翻檢6卷20冊的《新中國成立60周年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選》，“十七年”時期文學作品占相當比例即為證。誠然，改革開放之初，民族文學研究界曾提出，這階段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民族意識淡化，書寫題材和意蘊乃為漢族文學的少數(shù)民族版，缺少民族自己獨特題材及其文化底蘊。如此反思的意義在于發(fā)現(xiàn)了民族文學發(fā)展的缺失及其歷史性根源，探索和追求民族文學特殊地位及其特質(zhì)的理論努力，置于大歷史視野看將日益凸顯其價值。“團結各民族融入新中國文學和文化建設”這一作為正面考察與表述的功能，與歷史反思并不相悖。筆者曾經(jīng)僅就“文化身份”維度反思的分期做過如下概括：文化身份意識淡薄乃至喪失階段(可對應上述功能的第一階段）；民族文化身份意識覺醒階段(20世紀80—90年代）；民族文化身份意識深化階段(20世紀末一21世紀前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以及學界的反思，而有了民族文學功能的第二個階段，此時期從1979年至今，可用關鍵詞連綴出如下表述：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覺醒與凸顯，促使民族作家回到自己民族的歷史縱深，尋找文化之根，重新認識本民族原有的包括民間口頭文學在內(nèi)的文學形態(tài)，創(chuàng)造性拓展文類及其文體，自覺地以“文化持有者的內(nèi)部眼光”描繪本民族歷史文化及其延伸，呈現(xiàn)不為外人知曉的文化景觀。本民族文化確認前提下，追求傳播到更廣大的范圍和族群。曾經(jīng)的文學現(xiàn)象有諸如魔幻現(xiàn)實主義、人口極少民族的文學寫作、雙語寫作、人類學散文等，可大致概括為以“多元”為基調(diào)的文化確認與傳播功能。可以將其看作前一個階段的延續(xù)性功能。延續(xù)的涵義是強化“多元”又不與“一體”相對。按照黑格爾的包含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的正題反題與合題的邏輯學，有理由認為，民族團結是正題，強調(diào)民族文化自覺是反題。這就獲得了中國民族文學功能研究的大歷史視野。

（二）“一體”與“多元”功能分析

本組筆談其他三篇文章概括的功能歸屬于“多元”階段，其邏輯為將功能描述與依托的結構和特性互相交叉交錯。“地方性知識”是少數(shù)民族文學呈現(xiàn)的突出特點，是“功能”發(fā)生的特性，個體、民族、國家三種身份認同是其核心功能；認知是其標識功能；審美是其基本功能；民族特色展示和民族精神維系的傳播功能則是其重要功能。“文學民族志”是民族文學在文體探索和實踐方面的凸顯特征，此特征主要功能為民族文化記憶和闡釋。筆者曾就阿庫烏霧人類學散文集《神巫的祝咒》做過評析。在對其“詩學、民族學和文化學意義上的特性、風格、技巧和文化藝術價值進行述評和理論研討的基礎上”，認為作品“是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變異的活態(tài)文本，是認識該民族文化的價值、發(fā)現(xiàn)該民族當代審美追求變化軌跡的珍貴資料”。民族認同建構功能依托的是民族文學總體特性提出的。三篇文章均依托民族文學書寫題材、文化趨向、風格特點等概括功能，屬于如上正反題思路中的反題。

以“多元”為基調(diào)的第二階段功能與以“一體”為基調(diào)的第一階段功能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呼應如何？首先““多元”階段的身份認同，總體趨勢均為個體身份認同、民族身份認同和國家認同三位一體。其次，關于民族理解，均認可乃至明確提出所謂的民族概念，既是民族國家內(nèi)部的不同族群意義上的民族，更是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民族，以前者為主。再次，形成了建構中認同的共識，即身份認同中的建構乃為確認中華民族共同體前提下的建構。第四，文化記憶和傳播方面，認為記憶的內(nèi)涵無法抹去各民族在融合、積淀中的歷史痕跡，傳播則既有繼承涵義也有擴散涵義。繼承者為何，擴散于哪里，都不言自明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相關。這種“多元”基調(diào)的民族文學功能和特性研究，近幾十年來堅強地沉潛在“反思”思潮中。“我們發(fā)現(xiàn)，民族文化身份意識中包含有民主意識，并演化為啟蒙追求；民族文化身份中文化因素從單一向多重的綜合將成為趨勢；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性作為一種始終存在的力量，制約著民族文學文化身份意識的人道政治追求的必然性。這三方面所形成的合力，是可以避免單純的身份政治，而延伸出差異意識乃至建立人道政治的，民族文化身份作為一種邊緣性存在具有重要的意義”。誠然，民族文學功能與民族文化身份絕非相同的問題，但如上面描述和介紹的，民族文學功能中重要內(nèi)容是文化身份建構認同，所以引人近20年前的思考為參照。那時所說的人道政治，完全可以轉(zhuǎn)換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事實也證實了當時的判斷：民族文學曾經(jīng)的“邊緣性體驗是激發(fā)文學激情和藝術想象的力量。這些對于文學都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三）值得期待與導向的假說型民族文學功能

基于如上分析和回顧性闡述，獲得進一步的看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國家特質(zhì)，作為國家層面的理念和力量，已經(jīng)體現(xiàn)于既有文學功能中。回顧了民族文學七十余年發(fā)展歷史，根據(jù)黑格爾正反合題之原理，可否預設導向性的合乎學理的民族文學功能?這首先要到“新時代”語境尋找走向合題的理論與現(xiàn)實的依據(jù)，即綜合考量我國當下國情、國家層面的奮斗目標和理念。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與合題性質(zhì)的新時代民族文學功能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與新時代目標

“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語詞，早在20世紀60年代學者研究中華民族形成時即有所涉及。中國共產(chǎn)黨和政府層面明確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是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的講話。總書記指出“堅持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使各族人民增強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國家統(tǒng)一之基、民族團結之本、精神力量之源”。“中華民族共同體”既是倡導的理念與意識，也是我國多民族歷史的客觀概括。民族與國家是各自獨立的概念)“國家”體現(xiàn)的是其政治理念及其執(zhí)行，代表著由多民族構成的最大多數(shù)人的共同利益。當前我國的國情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為了實現(xiàn)中國夢，我們確立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這是中華民族的宏偉目標。“美好生活需要”包含的重要內(nèi)容就是豐富的精神生活，民族文學即為題中應有之義。新時代的民族文學該有怎樣的功能期待？這是需要專門研究的大問題，關涉到多方面。本文暫不展開研究，僅在兩方面先期鋪墊。第一，提出初步理論假設。第二，借助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為我們意識”(we-consciousness)理論資源，力求回答為什么將合題性質(zhì)階段的民族文學功能看作是高層次的。

（二）“民族文學的特殊使命一鑄牢中華民族同體意識”

依照結構主義原理的整體概念，整體的內(nèi)在機制是體系性存在即體系內(nèi)各部分有機融合為整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民族相加之和，而是多民族形成的中華民族整體。任何單一民族都不具整體性特質(zhì)。56個民族依托中華民族整體獲得自身特質(zhì)。各民族文學是該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自己特性的同時更具中華民族整體特性，兩者相互依存。按照哲學價值論“功能”原理，可以表述為:各民族文學功能均為憑借中華民族組成部分的結構和特性發(fā)揮作用。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國家層面基于中國歷史而提出的理念，該理念值得培育。要將理念化為自覺意識。即習近平所說的“積極培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國家層面說，民族文學毋庸置疑為“積極培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精神生活領域。基于此理念的合題性質(zhì)的民族文學功能期待，可用“民族文學的特殊使命一鑄牢中華民族同體意識”這一個理論命題表述。該命題的“使命”具體涵義是: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特殊使命既符合中華民族一體，又符合各民族文化多元，是多元走進一體與一體覆蓋保護多元的民族文學體認。具有民族文學導向和最高層次功能雙重特質(zhì)。導向緣于和國家利益與追求吻合，作為最高層次功能的同時又與各層次功能兼容。“新時代”語境的民族文學功能，經(jīng)歷了正題和反題的功能，理當具有這樣的合題。它是繼承民族文學歷史積淀而合乎情理地延續(xù)至今的必然使命。該命題需要在諸多方面深人研究，如落實“鑄牢”的諸多因素:藝術形式依托、傳播媒介、美學理念、接受心理和特點、與民族文化關聯(lián)與互動、創(chuàng)作者期待、文學批評期待、實際效果考察等。

（三）高層次民族文學功能實現(xiàn)的當代馬克思主義資源借鑒

高層次民族文學功能如何實現(xiàn)？筆者借助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為我們意識”的思想資源理解和簡單回答此問題。

“為我們意識”的概念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布達佩斯學派的阿格尼絲?赫勒(AgnesHeller)的《日常生活》。赫勒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其的弟子。盧卡其終其一生所要建構的是“社會本體論”，赫勒則是從她早期即開始系統(tǒng)建樹“日常生活的本體論”，“這是一套完整而系統(tǒng)地從‘此在’的本能、情感、需要、道德、人格、歷史的六個維度來確立個體的社會結構之‘社會人類學’”。赫勒認為，人天生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天然具有排他“特性”，但人也有能力和機制從“特性”跳出來形成“個性”。“個性”是人從“自在”狀態(tài)走向“自為”，向類本質(zhì)的努力。由于人總是出生于特定環(huán)境和家庭，所以在自我為中心的“特性”階段就開始逐步具有將自我同一個共同體聯(lián)系而產(chǎn)生“為我們意識”(we-consciousness)，即“個人的‘為我們意識’（we-consciousness)是同自我意識同步發(fā)展的”。具有“為我們意識”并不表明自動地擺脫了自私的自我中心的“特性”，完全可能挾持著“為我們意識”，或者將自己的失誤和錯誤推倭于團體的“我們”；或者借為我們而行個人私利。概括地說，赫勒看到了“為我們意識”的“我們”既可以是家庭、家族、某團隊，也可能是更大的族群、民族等。而且，看到了“為我們意識”的雙面效應。

赫勒這一思想給予看待民族文學功能方法論意義的眼光:“多元”的第二階段功能時期，民族文學實際功能出現(xiàn)了藝術呈現(xiàn)、傳播和認同自己民族文化功能，可以概括為“為我們意識”。如此說絕非否定意思，意在有了辨析批評的辯證眼光和方法。第一，“我們”是隨語境變化而外延亦隨之變化的概念。移用到民族文學身份建構認同功能，會發(fā)現(xiàn)認同的“我們”，既是本民族，也是中華民族。我國多民族一體的國情，天然給予從民族文學身份建構認同與從本民族的“我們”過渡和鏈接到“中華民族”的“我們”以合理性。鏈接意思是，原本第二階段功能中已有體現(xiàn)；合理性是說兩者本來就是部分與整體關系，“鑄牢中華民族同體意識”，定位于“民族文學的特殊使命”，并依此承接和覆蓋第一、第二階段功能。這體現(xiàn)唯物史觀尊重歷史，將歷史理解為螺旋型發(fā)展過程的辯證思想方法。第二，固然，中華民族整體的“我們”也是相對意義的“我們”，但是，近年我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有落實于文藝發(fā)展層面的表述。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說：“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國的地，只有眼睛向著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同時真誠直面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現(xiàn)實，我們才能為人類提供中國經(jīng)驗，我們的文藝才能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我們”，明確內(nèi)涵是“人類”。這是地球上最大的“我們”，超越“為我們意識”的狹隘性，具有馬克思所說的人類向類本質(zhì)努力的邏輯通道。概而言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民族文學特殊使命，向內(nèi)與各民族建構認同相通，向外與人類命運相通。

我國是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凝聚為中華民族。文學功能研究作為建設文藝評論價值體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依托理論與實踐相互參照印證，由此，文學功能研究邏輯地區(qū)分為假說功能型和實際功能型兩種。前者為期待和導向性質(zhì)，后者為求真考察總結性質(zhì)。民族文學功能研究遵循此兩種類型展開，并置于大歷史視野辯證考察和定位。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民族文學功能經(jīng)歷了“一體”“多元”兩個完整階段，目前將進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特殊使命功能階段。其定位為特殊使命，屬于假設功能型，具有導向和預期性質(zhì)。該命題立于審美基點，符合國家理念，理論支撐充分，順應時代與發(fā)展需求，覆蓋并包容此前兩階段民族文學功能，對于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與批評具有重要意義。

原文載于《民族文學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釋及參考文獻請見原文。